【一个亿万富翁的医改狂想】重庆医改亿万富翁

　　勇士或者烈士，对于刘群来说，是个问题。在他的朋友和下属看来，他这种人“树敌太多，难免要遭人暗算”，更让人担忧的是，尽管争议不小，但他“一点也不低调”。一个地方民营企业发起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因其模式的颠覆性和主事人的锐利个性，在医改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甚至连《今日美国》等国际媒体也专程前来采访他。最新消息是，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已经对其表示明确关注。
　　
　　破的就是医改死结
　　
　　刘群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出名”的，他属下的长龙集团推行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在重庆从万州启动，之后覆盖渝东、渝南多个县市的一线医院。他的这种模式称为“直补”，也就是加入这个惠民医疗联盟的患者在与他合作的医院看了病，可以拿着账单到他那里报账，甚至癌症、艾滋都可以报。到5月，与他合作的医院已有10家，有3家已经开始启动，他的会员一下就拥有10多万。主城区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已经签约，即将正式宣布加入“惠民联盟”。
　　没搞这场行动之前，刘群虽然在业界也算鼎鼎大名，不过这个行动,却把他从一个生意人一下变成了改革者。
　　他从一无所有,现在变成了身家上亿的老板,按说该知足了。刘群偏偏不想规规矩矩做下去。按他的话说，在医药行业泡了10多年了，对这个行业的内幕了解太深。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国家医改一次次失败，都是没有解决根子问题。从2000年开始，刘群就在思考如何破解“看病贵”这个死结。
　　2005年12月11日晚上，他突然感觉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从大脑里蹦出来。此时，周遭一片静谧，他没有一点睡意，拿起床头的笔和本子。凌晨，思路终于清晰了，他拿起笔，开始在本子上奋笔疾书：我要搞一个惠民的医疗救助行动，与医药工业、商业、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共同结成联盟，厂家利润控制在10%左右，商业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思路汩汩而出，到天亮的时候，他的笔记本已经写满了200多页。他兴奋异常，早上8点30分，直奔公司，召集党委成员和中层以上的干部，宣布他的构想。
　　接下来，研究具体细节、合理的利润比例，找合作单位。到3月1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正式在万州三峡医院启动。
　　到目前，长龙集团已和10所医院签订“惠民中国行动定点医疗合作协议”。按照协议，长龙集团负责发展会员，并将合作医院作为其会员伤病救治及医疗保健等活动的定点医院。万州启动之后,两个月内,会员已经发展到8万。
　　“惠民行动”吸引会员之处也很简单，通过给予会员看病补贴，来降低其看病支出。具体办法是，会员分为多个档次，基本会员费为每年20元钱。凡是以20元(目前为1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会员，不但立即获得由长龙集团一次性免费派送价值35元的药物，此后每次看病还可以获得由长龙集团按就诊者药品总费用13.6%支付的现金补贴。
　　刘群介绍，执行惠民直补模式之后，给生产厂家留下10%的利润空间，留在他手里的利润率大约在15%～18%之间，而这其中包括给患者的直补费用。也就是说，在实行直补之后，长龙只有1～5个点的利润。
　　
　　当兽医起家的商人
　　
　　刘群的精神领袖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当年是重庆城里的医生，文革时受父辈牵连下放到长寿农村。到农村后，母亲成了赤脚医生。刘群童年的记忆就是常常跟着母亲到处去帮人看病，以至他8岁的时候，就可以给人打针了。看病是免费的，母亲从来都没怨言，再远的地方都去。家里粮食、白糖，经常都被母亲接济给了病人。
　　“所以，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农民因为缺医少药看不起病而引发的悲剧，刘群见得不少。
　　1988年7月，大学毕业后，刘群分到长寿农业局水产站。工作了两个月，领导说双龙要建个职业中学，很需要老师。刘群一点头就去了，到了学校就给老师们种了一片葡萄。课余时间，他就骑辆破自行车走村串户，去给农民上课，讲如何养鱼。
　　讲课过程中，农民提了个问题：“我们养的猪、牛生病就要死，你为啥不能帮我们医？”
　　农民死头猪就相当于失去这一年的收入。于是，刘群回到学校给领导打报告，要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学习。学校批准了他的申请，他去那里5个月，学了18门课程。回来后，学校就成立了“双龙畜牧兽医科技服务中心”，刘群坐镇当起了兽医。
　　在此期间，他意外地发现一个商机：他去四川制药厂买回来用于治疗家畜的青霉素，经常被乡镇的医生跑来买走。他迅速意识到这种药需求相当大。于是他顺带做起了“倒药”生意。一个来回，他就可以赚1000多元。那时他的工资才100多元，这笔收入很快就让他成了个小富翁。
　　之后，刘群靠这笔积累办了饲料加工厂，两年间，积累了300万元，这是他从商以来捞到的第一桶金。
　　1995年，南坪搞药品批发市场，刘 群离开长寿，只身进了城，成为第一批进驻的药品批发商。
　　1998年，他的公司已经有800万元资产了，他花500万元兼并南川医药公司，当时在重庆，民企收购国企这还是第一次，重庆医药管理局认为没有政策，更无先例。刘群天天就去那里“陪人上班”，磨了一个月，终于批了。之后，他又进行了多次并购，包括几家制药厂。
　　那些年刘群自称“走得很微妙”。“我想在他们(同行业对手)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做大，大了他们就杀不死我了，做大了之后我就想做更大的事。”
　　
　　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刘群开始“高调”是在2002年。
　　在此之前，医疗药品流通和使用秩序已经呈现出混乱。药品要到医院，要经历很多环节，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医药代表。
　　医药代表本来是推广学术的，但事实上成了进行不正当促销的标志，搞商业贿赂的使者。刘群发现，正是因为这个群体，导致了整个中国的医疗费用普遍上涨。
　　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实行药品招投标，由政府部门加强控制药品价格和药品流通秩序。药品招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混乱无序的药品市场，但是刘群发现，招投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走向了制度设计者初衷的反面。“它没有解决好价格问题，因为很多特殊规格、或者国家单独定价的药价格是基本固定的，而制药厂生产的低价药即使招进去了，医生也不喜欢开，所以制药厂都被逼着去生产高价特效药，老百姓看个感冒也要花几百。”
　　同时，刘群还认为，药品招投标也不能从根上解决质量问题。刘群抖露的内幕是――药品招标的时候，专家们对药品的检验经常是用眼睛看一看，用手摸一摸，用鼻子闻一闻，而并没有非常科学的检测和细致的数据指标来衡量药品的质量。他举例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所产假药，以低价“优势”一路过关斩将，多次中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除此之外，药品招投标的一些潜规则，也让刘群很不爽。
　　2002年，刘群参加了生产大输液设备的招投标。他投标比人家低，却没中标。后来他通过关系一查，发现中标的价格比他投的还高。
　　这说明里面有鬼。其实在此之前他也知道后面是要走关系的，他也不免俗，包了几万元的红包，但没送出去。
　　这次事件让他“彻底看清楚了里面的猫腻”，他跳出来反对，当年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被称为国内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这事直到现在还有余波，据说有关部门也在重新调查。”
　　这之后，刘群开始搞药房托管，以减少招投标失利的影响。直到2006年的惊人一举：实施惠民中国行动。
　　
　　支持和反对的都来了
　　
　　惠民行动搞起来之后，刘群几乎成了同行业的叛逆者。
　　政府对这种新兴的医疗模式报以宽容和关注。在“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前3家医院的签约仪式等重要场合，都有当地政府部门和重庆市药监、发改委等部门派员出席。
　　不过，他的处境还是显得有点微妙。毕竟他的路子比较野，一些部门依然保持观望。
　　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最近找他谈话，在肯定其创新的同时，也提出问题：惠民行动是否排斥了其他企业，排斥了药品招投标，涉嫌垄断。
　　刘群认为，自己的行动并没有垄断，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这样来搞，不排斥其他企业搞惠民的各种行动，也可以进他这个平台。这事有的排他性，也就是为排斥了药品招标的违法行为，排斥了有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惠民行动是缩短了流通环节，把利益直接给了老百姓。
　　有人担忧他搞大了，直补资金过大，以后如果支付不了了，会造成社会问题。刘群说，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报销不是他一个人来顶，是整个联盟。“每个月，我们补贴会员后，药厂的钱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这个联盟有国内1000多家医药企业，实力是坚挺的。”
　　他的叛逆也引来麻烦，执法部门开始查他，甚至检察院也来了。行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谁也不知道他和他的惠民行动前程命运如何。不过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刘群其实也深谙生存之道，通过种种渠道，他也获得了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主任等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一场微妙的博弈在悄悄展开。
　　不过，这时，重庆市发改委注意到他，并给了他一个头衔：重庆市医改调研工作组第七小组组长，负责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这两块的调查。
　　刘群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他调查很卖力，材料都是他亲自去实地取的。“我摸的情况完全真实，我想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可以把最真实的情况报告给政府，给主管部门。”
　　整个4月份，他都在为这个调查报告奔走。“五?一”前夕，他联系到沙区第四人民医院。这是个社区医院，沙区不久前将其作为了低价医院的试点。
　　试点刚开始，院长还有些谨慎，不太愿意说。不说就意味着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刘群很机敏，他一步步娓娓道来，院长被他对这个行业专业的了解折服了，后来甚至调出了最近几天的病历给他看，让他分析医生开药有没有做手脚。
　　这个身材胖胖的男人、体制外的民营医药企业家，终于满足了自己少年时代就开始涌动的社会抱负，将个人创意和企业行为嫁接到一个全民关注的时政话题上。刘群和他所发起的惠民行动的走向，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医改的一个特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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