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三大差别”】 三大差别

　　□策划/本刊编辑部执行/罗满元 　　 　　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的差别，谓之“三大差别”。“三大差别”曾经是我们的惯用术语，时常被我们挂在嘴边。
　　
　　上世纪中叶，毛主席号召我们消灭“三大差别”，并将其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当时，我们热血沸腾，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一幅美丽图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工厂林立，农庄遍布，机械化种田种地，农村与城市一样，人们在愉快地劳动和生活，到处欢歌笑语……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奋斗在努力。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梦想，有的变成了现实，有的还在“差别”着，甚或有所扩大。同时，我们发现，“三大差别”在历史的演变中，与我们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甚或衍生了许多新的“差别”花样。这让我们生出了重新探讨“三大差别”的欲望，感觉到那个久违了的话题，原来仍然如此鲜活。
　　重提“三大差别”，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执笔/罗满元）
　　
　　
　　重提“三大差别”有什么好处
　　
　　□罗满元
　　
　　重提“三大差别”，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喜欢玩“流行语”、“关键词”的社会来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也许有人会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提什么“三大差别”，脑子进水，有病啊。不过，仔细梳理一下当今社会的这个“鸿沟”那个“系数”，归根结蒂又大都落到了“三大差别”上，许多绕过来绕过去都说不明白的“差距”问题，我们用“三大差别”一观照，反倒通俗明白了，反倒有了一种大彻大悟：原来真理一点也不过时，一点也不深奥，很久很简单。因此，重提“三大差别”，很有味道也很有好处。
　　
　　我们身边的“三大差别”
　　
　　表面上看，“三大差别”指的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物”的差别，而实质上则是“人”的差别，是工人与农民、市民与村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指属于不同行业、隶属不同地方、从事不同劳动的人创造、得到和享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一样。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里，我们对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概念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其外延是很宽泛的。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三产业都算作“工业”，相应地，吃“农村粮”从事第一产业的就是农民，吃“国家粮”从事二、三产业的都被叫做“工人”，甚至单纯吃“商品粮”的普通市民也被看成“工人”。这种划分虽然不十分科学，但直到30年前，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划分，也习惯了“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可30年的改革开放，原来意义上的“工人”和“农民”变得模糊了起来，工农差别的表现形式也变得多样了起来，有的甚至让人感到十分尴尬。从安徽农村到北京打工的李先生，已经在北京混了8年，而且还“混”得很不错。在偌大的京城有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妻子，事业也是越做越好，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可有一个“坎”李先生一直迈不过去，心里一直隐隐作痛。北京等城市与其他许多城市不同，买了房子并不允许你把户口迁进去。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你虽然在北京有工作有房产有家庭，但你就是成不了“北京工人”，只能是“安徽农民”，属“外来人口”，需要办“暂住证”，而且是“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的家里。全国像李先生这样的工不工农不农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而且遭遇的“差别”也不仅仅在于“暂住”还是“常住”这一项。设想一下，如果李先生不是进京打工的“农民工”，而是体制内的干部职工因“工作需要”被“调”进北京的，这些“差别”就不存在了，依李先生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那就不是“看上去很美”了，而是怎么看怎么美了。不是有一个行业里有一个抄电表的工人，一天抄四次表就可以拿到10万元年薪吗？他凭什么有这么高的薪酬呢？就凭他是个“正式职工”。假如抄表的是个“临时工”或者“农民工”，他就是一天抄20次表，恐怕也拿不到这个正式职工五分之一的报酬。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但这是“差别”，客观存在而又让人无可奈何的“差别”。
　　“工人”拿着稳定的工资，捧着“铁饭碗”，后来虽然一直喊着砸掉“铁饭碗”，但最终只是把这个“铁饭碗”砸得变了点形，“碗”里盛着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等“幸福”其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不断地增多，即使退休了下岗了失业了“困难”了，国家还是周到细致地管着，一直管到生命终结为止。“农民”就不同了，捧的是“泥饭碗”，一不小心掉地下就砸碎了，即使遇上天灾人祸，也从来没有“最低保障”一说，逢年过节，同属“工人”范畴的各级官员下乡去访贫问苦，送上点代表“温暖”和“爱心”的钱和物，这些农民就被感动得一边说谢谢一边掉眼泪。所以，许多农民即使砸锅卖铁都想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变成“工人”，再引申下去，就是许多“乡下人”总想着怎样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变成“城里人”。不能直接“蝶变”的，就来个“曲线救国”，一些俊男靓女，即便屈尊做个瞎子聋子瘸子的“半边户”，也感到“高人一等”。因为做一个“城里人”和做一个“乡下人”、做一个“市民”和做一个“村民”，所享受的国民待遇是很不一样的。这不仅体现在劳动收益、发展机会的多少上，还体现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科技、商贸、金融、保险等等众多优质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和消费上。而城乡间这一切差别，有人把“罪过”都归结到那个要命的户籍制度上。于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户籍制度逐渐松动了，“城里人”不几年就翻番了，现在已达到了5亿多，占到了总人口的近四成。按原来的想法，城市化程度提高了这么多，城乡差别应该也会随之缩小，可回头一看，城乡差别非但没有因此而缩小，反而还在一年年地扩大。国家统计局的权威公报显示，2007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仍然快于农民，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多项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仅让工业产品特别是涉农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步上涨抵消了不少，而且让“市民”收入的增幅再次在“村民”面前显示出了“优越感”，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继续扩大，达到了3．32∶1。看来单纯地把城乡差别扩大的板子打在户籍制度的屁股上，还不太准确和公平。城乡差别继续扩大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其中最大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加快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加快掠夺乡村优质基础资源的过程：有文化有出息的乡村青年上了大学后留在了城市，富起来的村民“移民”到了城市，到城里打工的农民主要创业在城市消费在城市，其中许多“乡下人”后来都变成了“城里人”。人员的这种流动和流向，其优势差不多是“一边倒”地向着城市，你还指望谁去缩小城乡差别呢？城乡差别也就一直这样存在着、扩大着。
　　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单向性地存在和扩大有所不同，我国脑体之间的差别好像有些反反复复、曲曲折折。自古以来，国人最懂得透的道理之一，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读书人也就是脑力劳动者应该做官的多发财的多，而卖力气活的人也就是体力劳动者应该做平头百姓的多贫穷的多。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也是这种状况。但国人最看不懂的现象之一也恰恰出在这里，不知从何时起，竟然弄出个“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传说来，“脑体倒挂”了，而且还非常符合现实。传说来自于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工资不高，难以养家，于是便在校园里摆了个摊，卖起了茶叶蛋，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一算账，卖茶叶蛋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工资。后来人们为了说明问题，把这个教授的身份分开成了两个人：“造原子弹的”和“卖茶叶蛋的”，用以指代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个传说出来后，影响很大很深远，30年的改革发展，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飞跃上升，从整体上看，“造原子弹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卖茶叶蛋的”。不过，这中间还有点小插曲，当初那些“卖茶叶蛋的”发家致富成了“老板”后，即便今天也算得上是“造原子弹的”了，可他们还不时用“茶叶蛋理论”来看待“造原子弹的”。职场上，不少大学生已经只有普通民工的薪资要求了，可有的“老板”还想“压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依然还是“茶叶蛋经济”，可他们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还是“茶叶蛋经济”，自己的企业为什么还是“茶叶蛋企业”。与之相反，有些“造原子弹的”又把自己“造原子弹”的本领和价值看得过高，对“卖茶叶蛋的”作用和价值几乎视而不见。有家公司，几个高管的年薪就是2亿多元。这也太离谱了，这仿佛真的是“原子弹”和“茶叶蛋”的性价比了。差别大到如此程度，这不把“卖茶叶蛋的”气死也会气得吐血，元气肯定要受大伤。但愿脑体差别的这种极端的小插曲，还是少点为好。
　　
　　重提“三大差别”的现实意义
　　
　　如果你是城里人，你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又与乡村没有直接往来了；如果你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在你的感觉中，城乡已经没有了多大的区别了；如果你是一个高知，已经习惯了白领、金领乃至富有闲适的工作和生活，并且对自己的高收入、高消费、高享受心安理得了，或者你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么，你已经对“三大差别”多少有些淡忘甚或淡漠了。但是，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提醒，只要我们稍稍把目光投远一点，或者稍稍做点调查、研究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三大差别”并没有成为历史，也并没有悄悄消失，而是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差别还那样触目惊心，如果不引起注意，还随时有可能生出好多事情来。所以，重提“三大差别”，便有了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重提“三大差别”，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总体上说的，而且概念性很强。实际上，这种国情在“三大差别”上一印证，就具体表现出来了。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5亿以上，增加有多快，城市化程度提高有多大。其实我们这5亿城市人口，没有一个人敢夸下海口能完全离得开农村、离得开农业、离得开农民，其中有4亿以上上三代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有3亿以上现在还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准城里人”，或者说还是“半个乡下人”。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社会还是个农村社会，中国的经济也还是“农村经济”。一方面，“乡下人”想方设法要变成“城里人”；另一方面，变成了“城里人”的“乡下人”仍还像“乡下人”那样与“乡下人”争利。譬如，好不容易等到农业税全免了，猪肉、粮食也涨了点价，可农民只高兴了一个早晨，工人、城里人、脑力劳动者就全都嚷开了：“菜篮子”和“米袋子”不好提了，我们受不了啦！于是乎，他们的工资、福利、补贴什么的便轮番增加，工业品尤其是农资产品价格也大幅上调，一个接一个的“安抚”政策，才好不容易把他们的“气”给“顺”下来。长期以来，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国家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拿走了农民的大量利益，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和城市的初步繁荣。现在国家的“钱袋子”里多了几个可调剂的钱，本来想通过“有形的手”去反哺反馈一下“三农”，没想到那把“剪刀”一“剪”，“三大差别”反倒又加大了一截。但如果不“剪”，“城里人”的生活也不好过，因为中国的“城里人”远还没有“城市化”，其中许多人还只是廉价劳动力，跟农民差不多。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一块猪肉，一粒米，就能让13亿人一起奋不顾身。没办法呀，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初级阶段；重点照顾，其他人不干；全面照顾，国家还不富裕，又干不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这种国情，看到“三大差别”在其中的演变发展趋势，你就会感到，在当今中国国情下，要想缩小“三大差别”，每迈出一小步，都何其难也！
　　重提“三大差别”，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找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调查、分析、排榜，主要问题，抽象到官员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不好等等，具体到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孙志刚被打、马加爵杀人、周正龙“拍虎”、刘言超“做俯卧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件“热”过一件。其实，对这些所谓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很多人只顾在那儿比口水、比嗓门、比热闹，却很少有人去冷静地寻找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尽管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去透视这些问题，但事实上，所以这些问题的存在、发展以至有些问题越来越严重，都可以从“三大差别”的存在和不断扩大上找到原因。因为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差别越大矛盾就越大冲突就越大。工农差别持续扩大，农民就不想种田种地、养猪养鸡养鸭养鱼了，于是就有了抛荒、有了猪肉粮食危机或潜在危机、有了拐买妇女儿童、有了冲击乡镇政府机关等群体性事件、有了车匪路霸等等问题的发生；城乡差别持续扩大，乡下人一窝蜂地拥到城里去“淘金”，于是就有了“暂住证”、有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有了伤亡事故的“同命不同价”、有了“农民工”的性困惑、有了增多的流动性犯罪、有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等等问题的出现；脑体差别的极端扩大或极端缩小，一方面让一些人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又让一些人对“读书无用”看穿看透。于是，为了获得现实的最大的“市场利益”，有的人通过种种“捷径”把自己“速成”为“高知”甚或“海归”，拼命地“拔高”自己，以便快捷地挤进“上流社会”；而另一些人则干脆摆出一副“我是文盲我怕谁”的架势，毫无顾忌地闯入了社会。这样一来，就有了“博士官员”满天飞、“一片树叶砸着三个教授”、假“中国芯”轻易骗得了国家科技奖、“国学大师”断不准简易文言文之句读、大学毕业生不要工资跪地求职、女大学生宁可做“小姐”也不愿上班、进不了公司就进“黑砖窑”、找不到工作就找“黑社会”等等的当今社会之怪现状。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目光千万不能离开“三大差别”。
　　重提“三大差别”，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老祖宗的梦想。我们的老祖宗在谈到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时，总是那样充满诗情画意：没有阶级、阶层的差别，没有工农、城乡、脑体之分，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都把劳动当作自己的第一需要，整个社会实现全面和谐。后来，我们的老祖宗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又发现，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三大差别”还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三大差别”始终存在、不能消灭、只能缩小，“三大差别”缩小得越合理，我们离共产主义也就越近。我们为老祖宗给了我们美好的梦想而激动，我们又为老祖宗拥有实事求是的伟大品格而欣慰。原来，在我们老祖宗的梦想里，共产主义并不是“空想”而是“科学”，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形态，只是实现这个梦想的时间会很长。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从封建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通过60年来的探索实践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发显示出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得到了极大体现。不过，我们对如何缩小“三大差别”虽然也同时作了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有收获，也有失误，但“三大差别”依然普遍存在，并且时有反复。这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要长期“初级”下去。我们也曾想在一夜之间“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大门”。现在看来，我们对老祖宗的梦想还理解得不那么全面、不那么深刻，有点着急。“三大差别”要一步一步地缩小，得慢慢来。还是那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重提“三大差别”，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更加准确地找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更加深刻地理解老祖宗的梦想，而且能够让我们更加具体地感到要前行的路途有多远、要克服的困难有多大、要肩负的担子有多重。
　　
　　缩小“三大差别”的路径指向
　　
　　“三大差别”消灭不了，缩小起来又这样困难重重，我们是不是对此无所作为了呢？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把战略方向找准了，把路子走对头，缩小“三大差别”的成果就会逐步地被培育出来，尽管这中间会有曲折。我们以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应该成为缩小“三大差别”的路径指向――
　　首先，在更快的发展中缩小“三大差别”，在缩小“三大差别”的过程中更好地发展。有这样一个关于发展的寓言：有100个人，每个人给他100元，其中必有几个人能凭这100元活下去并且还能发家致富，也必有人两天就把钱花光了，但多数人都想把这100元渐渐变成1万元甚至更多，但终归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发展环境也不一样，于是竞争对手出现了，贫富差距出现了，矛盾冲突出现了，违法犯罪也出现了。发展遇到了问题，是就此停下来把问题解决清楚了再继续往下发展好呢，还是一边发展一边解决问题好呢？当然是后者好。因为如果是前者的话，要么是大家停滞不前，都还维持现状，结果“坐吃山空”；要么是杀富济贫搞平均主义，大家再从头开始，结果不仅不断挫伤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永远没有大发展、创造不出大财富。而采取后者的办法，情况就不一样了，发展得快的尽管继续向前进；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再加上发展得快的那部分人的主动“回报”，让发展得慢一些的人加快发展迎头赶上，而对那些把“本钱”花光了的人，这次给他200元，让他再得到一次新的发展机会，更加快地发展，更加快地追赶。若干个这样的回合之后，大家都发家致富了，都成了百万富翁，其中有的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如果到了这个时候，有的人虽然一年有二三十万的进账，而有的人一年只有七八万的收益，但基础都厚了，这点差距也就无所谓了，说不准明年我的“运气”比你好哩，大家的“气”都顺了，矛盾就少了，发展就和谐了。缩小“三大差别”也是这个道理，不发展，“差别”永远在那里，一切都免谈。所以，要缩小“三大差别”，只有加快发展；而只有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发展才会进行得更好。我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的也是这条路径，先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效率优先；而后是“发展是第一要务”，又快又好，效率与公平兼顾；再后便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看来，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非常正确，沿着这条道儿走，“三大差别”一定会逐步缩小，人民一定会共享富裕和谐，没错！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三大差别”是否缩小的唯一标准。真理要靠实践检验，越检验它越有光芒。我们要缩小“三大差别”，也要靠实践。一要靠实践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尝试，“摸着石头过河”；二要靠实践去检验缩小“三大差别”的尝试是否收到了成效，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实践。为了缩小“三大差别”，我们一直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在努力寻找和发现其中的规律，力图作出最科学、最正确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为了缩小工农差别，我们从互助组到低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在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我们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我们高举“三面红旗”，我们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我们积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我们积极推动农业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等等，目的都是为了不断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工业和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差别。为了缩小城乡差别，我们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大队有小学，片里有初中，公社有高中，县里有大学”；我们办代销店、建居民点、建农贸市场、建村镇乡镇小城镇、搞“新农村建设”、搞“城乡一体改革试验”；我们搞“两管五改”、实行合作医疗、建“农家书屋”、“村村通”、“三下乡”等等，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接轨”，向城市“靠拢”。为了缩小脑体差别，我们一直向农村和工厂派工作队、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并“社来社去”、坚持对工农群众的文化科技培训、选拔任用优秀的工农干部、挑选优秀大学生和机关干部下乡去当“村官”等等，目的都是为了不断提高所有劳动者的素质，让所有劳动者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从事的劳动也不再是单纯的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所有这些实践，或成功，或失败，或继承发展，或无疾而终，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要不断缩小“三大差别”，就要不断去实践；只要不断去实践，我们就能不断找到缩小“三大差别”更有力更有序更有效的办法。实践是第一位的，永远是“老大”，跟着它走，没错！
　　最后，“三大差别”根本在于“人”的差别，缩小“三大差别”最终也要靠“人”来缩小。“三大差别”的产生、发展和扩大，大多是人为的结果。你一出生，就决定了你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因为在你来到这个世界前，就有人为你量身定做了户籍制度。你长大了，到底是做工还是务农，是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从事体力劳动，那就看你这个“人”本身的造化了，就看你选择“差别”的哪一端了。“人”是制造“三大差别”的主子，那理所当然要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主人。譬如，现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之所以这么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农村、农民中的优质人才基本上被工业和城市掏空了，要缩小这些差别已经失去了人才基础。而这些差别又非缩小不可，否则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缩小工农、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知识化，那么，这项伟大的工程靠谁来组织和实践呢？除了“自力更生”外，我们渴望有这样一批敢于和善于“吃螃蟹”的人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我们渴望有这样一批勇于“闯关”的人奋起推倒横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诸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等的一堵堵“柏林墙”，实现工农融合、城乡一体；我们同样渴望所有的国人一齐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让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很小很小，有差别的只是职业的不同、居住地的不同、劳动对象的不同，而且相互之间谁对谁都没有多少优越感。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缩小“三大差别”，着眼于“人”，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主动；“人”的“差别”缩小了，“三大差别”就自然缩小了，认准这个理儿，没错！
　　
　　“三大差别”的文学风景
　　
　　城里人?乡下人
　　□杨不扬
　　
　　不是有人逗着玩儿说，乡下人用石头蹭屁股时，城里人已经用纸擦屁股了；可乡下人用纸擦屁股时，城里人却用纸擦嘴了。
　　乡下人靠山野菜充饥时，城里人已经是大鱼大肉了；而乡下人鱼、肉不缺时，城里人却要吃乡下人用来喂猪的山野菜了。
　　城里人遇着雨天或打伞或用雨披，多走一截路牢骚满腹；乡下人在地里干活儿，虽被淋成了落汤鸡，但还龇着牙乐：“好雨啊好雨，今年又是个好收成。”
　　城里人天天喝减肥茶，不见其瘦；乡下人就是整天喝猪油，也不见得胖。
　　城里人整天美容，把脸美得跟白脸狼似的却百病缠身，身子跟黄瓜架似的，一阵大风就会刮跑；乡下人整天有太阳给美容、风儿给梳头、汗水给洗脸，身强体壮。
　　城里人或舞剑练拳散步或在跑步机上卖力，结果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乡下人锄镰镐杖十八般“兵器”，起早爬晚地劳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城里人把黄瓜片子贴在脸上，乡下人把黄瓜片子吃在嘴里。
　　城里人侍弄着阿猫阿狗当儿子般宠，乡下人对自己养的牛马当孙子般爱。
　　城里人往楼里一钻与人老死不相往来，乡下人左邻右舍来往不断和和美美。
　　城里人享受的是噪音污染，乡下人享受的是鸟语花香。
　　城里人吃喝讲究，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痒；乡下人粗茶淡饭生冷不忌，没病没灾。
　　城里人躺在席梦思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乡下人靠在地头的石头堆上打呼噜。
　　城里人拿白天当黑夜，太阳晒屁股不起床；乡下人拿黑夜当白天，两头儿顶着星星在地里忙乎。
　　城里人喝酒按官儿大小排位，一桌十几个菜吃不下三分之一；乡下人喝酒按辈分大小让座，菜多菜少盘干碟净，没菜时一块豆腐一盘花生米也喝得天昏地暗。
　　城里人每月两三千元工资，还七个不服八个不满儿，好像是谁欠他二斗高粱似的；乡下人风里来雨里去，汗珠落地摔八瓣还换不来丰衣足食。
　　城里人在歌厅里发疯，乡下人在田野里卖力……
　　城里人，乡下人，各有各的生活状态，各有各的精神世界。但不得不承认差别就是差别，什么时候能够缩小这种差别？这不仅是一种等待，更是一种呼唤。
　　
　　乡下人最搞不懂城里人的16件事
　　□胡不凡
　　
　　1．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的健身房，然后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
　　2．半夜上网，去歌厅、舞厅，困了不睡觉。之后失眠，再吃安眠药。
　　3．管儿子叫“小兔崽子”，管宠物狗叫儿子。
　　4．挑最有特色的饭店吃饭，吃最可口的美食，在酒桌上大谈肥胖之害。
　　5．把地上的树砍光来盖楼，在家里栽盆景。
　　6．乡下的爹娘哪不舒服不知道，家里的小狗打了个喷嚏赶紧去宠物医院。
　　7．漂亮的女孩们，鞋上有一个小泥点子，一定要用高级的餐巾纸小心地揩掉；口红淡了一定要补妆，很淑女；可是路边烧烤摊上从俺农村老家贩来的死鸡崽子，都卖给了她们。
　　8．手机里存了二三百个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的。
　　9．酒局多时作无可奈何状，吃完“酒神”、“力克”等解酒药，慷慨赴宴如赴死。没酒喝时打电话：“哎，哥们儿，过来啊，整点儿，我请客……”
　　10．饭店越来越多，厕所越来越少。厕所的标志是“此地禁止便溺”。
　　11．学生们穿得越来越时尚，上学像放学，放学像上学。
　　12．情人在自己的电脑里，老婆在别人的电脑里。
　　13．家里安了防盗门、防盗窗，却总是丢钥匙，然后请开锁高手撬自己家里的门。
　　14．建广场时，把大树砍掉，再立12根水泥柱子，建一片水泥的“小木屋”和“树墩子”。
　　15．追求越来越“高”：谋高级职位、穿高级服装、住高级住宅、坐高级轿车、吃高级饭店，患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16．用排骨喂狗，吃乡下喂鸡的野菜。
　　
　　我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高玉元
　　
　　几十年前，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困惑的。商品粮是城里人的标准，种地的就是乡下人的标志，不用辨正。现在却常常见着一些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人，闲时进城务工，农忙回家种地。还有我，20岁之前，我一直在老家农村生活，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20岁之后，上了大学离开了老家来到了城里，然后留在城里工作，再说我是乡下人不合适，因为无论是衣着还是举止甚至户口都和城里人没什么区别，我身上的泥土味外人是闻不出来。但说我是城里人也不合适，20岁前印在骨子里的标记不是一朝一日能荡洗尽的。
　　在老家，我有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大帮子亲戚，却很少走动，只是偶尔打个电话；在城市，我有属于自己的朋友，我们经常见面一块喝酒，时常礼尚往来。但真有了什么事还是习惯先往老家打电话。
　　我不适应老家的生活状态，也对城里人的很多做法有意见。老家的卫生习惯让我受不了，但对城里人住对门对户不相识也不理解。我见了土地很亲，小区的少许空地，我没种花花草草而是栽上了蔬菜。还保留很多习惯，比如有时会蹲着吃饭。
　　我对农村的一草一木都很亲切，但我却分不清他们的农时节气。我见了乡下人很亲，总觉得他们就是邻家哪位，想问问家里的收成如何。一次外出碰到一个农民老伯，很明显第一次坐公交车，问这问那，司机爱理不理。我立马站起来让座耐心讲解。不是我修养高，而是打心眼里感觉他就是到我这儿来串门的亲戚。
　　在城市累了，我就想老家，想回去看看，想呼吸呼吸老家的新鲜空气。家里人还像以前那样亲，但没人真像过去那样对我，也不按他们的标准约束评价我；到家不久，又想回来，我现在已经说回城是回家了。
　　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乡下人，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城里人。我不会按老家标准为人处事，也不合城里人的条条框框。回老家我操着普通话说方言，回城里我说普通话人家却又能听出我的方言味。
　　我是城市人？不是；我是乡下人？也不是。我在两地奔走，却时常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他 们
　　(2008年上海高考满分作文)
　　
　　在城市的尽头，没有繁华的街市，闪亮的霓虹；在城市的尽头，只有破旧的棚户区，有饱经生活风霜的生命；在城市的尽头，有他们这样一群人。
　　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抑或是农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这些冰冷的名字称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的乳名，拉着他们的小手，走近他们的生活……
　　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在山野的风中，他们奔跑着，憧憬着。风从田野中吹过，吹进了城市，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在城市的尽头扎下了根。于是习惯了青山绿水的双眸第一次触碰到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他们不知道怎样穿过六车道的马路，小小的手指怎么也数不清写字楼的层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一次，却在心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背起书包，小心翼翼地融入城市的生活。可是却在“城市人”异样的眼光中，第一次明白了户口与暂住证的区别。他们都是父母心头的宝啊！却过早地承担了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负担。
　　放学回家，他们做好简单的晚饭，父母还在工地或菜场上劳作；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悄悄许愿，希望明天他们的打工子弟小学不会因交不出水电费而被停水停电……
　　然而，在他们日益长高的身体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
　　记得那年春晚他们稚气的宣言：“我们的学校很小，但我们的成绩不差”、“我们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爸爸。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他们逐渐成熟，告别昨天的羞怯，开始迎接新的一天。
　　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
　　
　　论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东廓老兄
　　
　　先说造原子弹。
　　第一：门槛太“高”。现在技术不是问题，资金方面民间也够。但是国家不准私人搞。安理会还不允许很多国家搞。比如现在朝鲜、伊朗就已经上了项目，可左右又下不得台了！所以就限制了这个产品的市场，不能量产，而且还不能买卖。就是要买卖那也是一些国家为了其他目地，你我也插不上手。所以这个太高端的项目，对你我也就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要弄也是白忙活。
　　第二：地位太“低”。按常理来讲，造原子弹的是科学家，地位很高。但是由于国家的保密问题，你的社会地位在你工作的时候得不到大多数人认可，因为人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且你还要远离舒适的环境，在沙漠等地方工作。只有等到很多年以后，你的地位才会得到肯定，比如，钱科学家。可到那时，你已经老了，人们只会“尊敬”你，却不会向你飞吻，不会花大把钞票追着你跑，请你签名跟你合影，况且你一般也成不了钱科学家。到最后你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现在说卖茶叶蛋。
　　这个好处就多了，没有什么技术门槛，资金有30块就可以了，而且是个马上就可以见到效益的项目！找个公交车站就可以了！干几年，名气也有了，钱也有点了，就可以开店了，再过几年，连锁经营，加盟。好啊，骗了很多加盟商，现在公司已经集团化了，也不怕你告了，我有钱，还是“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我已经又在搞房地产了，是开发商。英雄不论出处，朱皇帝还是和尚出身哩！现在我住豪宅，可以停飞机，有游艇，出入是大奔，那是我家保姆，我自己坐宾利，迈八赫。我就是卖茶叶蛋的！你们不要不高兴，不然我就说现在地皮紧张，成本太高，我的房子要涨价，吓得你手忙脚乱！
　　综上所述，你们说是不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呢？
　　卖茶叶蛋的肯定可以娶上美女，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因为他有能力满足一些美女的所有要求，没豪车没豪宅的男人走开。还有什么雅阁女啊，马上把你换成“包马女”。
　　卖茶叶蛋的社会地位还在上升，现在更是不得了啦，不是有个地方说投资5000万，就可以在当地“随便玩”吗？这是什么待遇呀，相当于昔日的皇帝嘛，而且警察就是你保镖！
　　我觉得我还是去卖茶叶蛋，好处太多了，我说不完，不和你们说了，耽误我卖茶叶蛋！对了，有空你们还是来照顾我的生意哦――我在全国都有分店！
　　
　　闲话”北大才子当屠夫”
　　□司马同学
　　
　　我的师弟陆步轩在古城西安本来好好地做着张飞的营生，据说每日可以销售14头“痞哥”，其业绩即将与镇关西先生共执本行业之牛耳时，忽然被媒体四面包围，大肆宣扬，引起社会上一片哀鸣，说什么北大才子焉能卖肉，北大这是怎么啦？北大培养的毕业生为什么如此没有竞争力，北大人咋就这么不适应市场经济，咋就这么缺乏现代意识，国家应该大力插手，杜绝这类悲剧继续上演云云。
　　我对这些来自八方的议论，本来不想多置一喙。因为北大的任何事情都免不了让人议论和消费一番，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就如同陆步轩自己所说：“虚的多，实的少。”然而以师兄的身份被电视台拉去胡说了一通后，仿佛就有了继续谈论这件事的义务。那我就再重复几句。
　　首先我认为卖肉跟卖电脑没有高下之分。张飞卖肉，千古流芳。“比尔该死”卖电脑，榨取全世界人民的血汗钱，没啥光荣；其次，卖肉也不必一定非要卖到什么麦当劳，什么连锁店的程度。那些指责陆步轩或者善意地帮陆步轩出主意的人士，都是认为陆步轩是个“读书人”，是个“脑力劳动者”，干“屠夫”这个行当则属于一个“不成功人士”。他们只认为飞黄腾达、腰缠万贯才是成功，他们不懂得“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也是成功，不懂得白天做点柴米油盐、晚上读点唐诗宋词也是成功。在当今这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谁能体会我们北大人的成功观？伟大的孔仲尼先生说过：“君子不器。”做人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不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就成了个“器具”，就有“不是东西”的危险。即使成功，也不应该用升官发财去做衡量的唯一标准。当年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谆谆告诫北大学生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要利用学问去升官发财。今天有些学校动不动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官员和多少亿万富翁，再加上多少明星和三流作家，并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这是很偏颇的。
　　卖肉好不好，要由陆步轩老弟自己说了算。有朝一日他当了省长，幸福不幸福也要由他自己说了算。北大不是不能培养官员和富翁，也不是不能培养卖肉的卖书的卖电脑的卖导弹的。培养什么不说明本质，关键是培养的人给社会作了什么贡献和他自己得到什么乐趣。北大也曾有些不争气的毕业生，但绝不是陆步轩，而恰恰是某些西装革履的败类。从北大走出的人，有的连肉也卖不上。曾经有一位北大图书馆的小管理员，离开北大后，上山当了“土匪”，遭到全国媒体的痛骂甚至通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后，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话说到这份上，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北大精神？我想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了吧。
　　
　　跟海归同学聊“三大差别”
　　□严伟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农村，从小接受中国有“三大差别”的启蒙思想教育，因此从小就立了个志向：一不做农民，二离开农村，三从事脑力劳动。40年过去了，我的愿望也实现了，再看看没有离开农村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今天他们的日子同样过得红红火火，丝毫不比我差，小时候很恐惧的“三大差别”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明显体现，“三大差别”仿佛已经成为历史。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欧洲回国，两个人聊起了小时候读书的事，我又重提起我当年为什么发愤读书的原因，重提起“三大差别”。海归同学笑着对我说：“你应该为自己出生在上海农村而庆幸，如果你生在中国西部的农村，也许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城乡差别在上海已基本不复存在，但在中西部地区依然矛盾很突出。我这次从国外回来，感触最深的一点，中国和西欧的差距，在硬件建设上主要集中体现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很落后。”他的一席话让我思考了很久。原来，我们小时候的“三大差别”，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已演变为“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贫富差距。
　　WTO把我们赶到世界这个“集体农庄”，今天看中国，不再是就中国看中国，而是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用全球胸怀看中国。从国外回来的人看中国，看到的是中国的中西部农村，而我们去发达国家，感触最深的也是那些国家的小城镇建设。因此，加快发展中国的小城镇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选择。
　　我由此想起了美国人当年开发美国中西部，想起了好莱坞拍过的一部关于建造拉斯维加斯的电影，建拉斯维加斯的那个人破产死了，然而这座让世界注目的不夜城却成为了一家“世界银行”。中国和美国的体制不同，但美国人那种卓越的前瞻眼光，那种拼命创造财富的奋斗精神，那种永远向前的坚韧意志，值得中国人学习。中国要想缩小“三大差别”，尤其需要学习美国人的这些精神。
　　
　　“三大差别”旧话新说
　　□公众表达
　　
　　以前，一些上海人经常把“乡下人”挂在嘴边，排外情绪比较严重，现在这样的话已经很少听到了。社会在进步，上海人也在变。但是和城里人相比，我们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譬如，我们虽然在家里还有田地能做保障，但也担心生大病、出意外，如果城市能把我们纳入社保，相信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会特别欢迎。
　　――在上海打工8年的江苏籍“农民工” 卢师傅
　　
　　要知道真正治理乡村，必须重温“三大差别”：只有真正理解城乡差别，才能解读为何必须由城市拉动农村；只有认识了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比农耕经济、自给自足经济进步，才能解读综合治理乡村必须以现代工业、市场经济来改造农业、乡村；只有认识脑力劳动较体力劳动先进，才能解读帮助乡民包括农民的办法。
　　――湖南省常宁市离休干部、乡村建设治理民间研究者 萧一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经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打碎资本阶级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消除“三大差别”的基础上，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将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时会出现和谐社会。经过长期努力，现在我国已基本具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因此推进这一伟大事业正当其时。当然，我们现在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二者在和谐程度上有很大差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学会会长 赵曜
　　
　　户籍制度不仅仅是身份的认定，附加在身份背后的一系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才是关键的东西，差别就在这里面。城里人和农村人虽然都叫居民，但阶层不一样，因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也是相当不一样的，不单单表现在覆盖面上，还表现在保障水平上。譬如城里人都有住房保障、住房补贴，有取暖费、防暑费之类，农民就没有。要消除这些城乡差别，发文件、造舆论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抓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李长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问题而提出的一个指导思想。贫富差别拉大，城乡差别拉大，然后地区差别拉大，这三大差别早已替代了原来的什么脑力、体力，工业、农业，城市、乡村之间的老三大差别，变成了现在的新三大差别，而按原有的发展模式单纯追求GDP的发展，这种差别只会加大，不会减小。
　　――“三农”专家 温铁军
　　
　　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发展滞后，不仅使农村的民生问题更加突出了，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民生的改善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民生烦恼。譬如这两年的猪肉价格上涨问题，让全国上下再一次感受到了农业对于民生的重大意义。因此，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全国的民生问题。
　　――辽宁省大连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主任 张道航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其根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这也是重点和难点。现在不能再扩大城乡差别、城乡差异、城乡差距，而是要更多地采取措施，缩小这些差别、差异、差距。
　　――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著名宏观经济学家 辛文
　　
　　缩小“三大差别”、防止“两极分化”，还需要上上下下在各方面作出积极探素和不懈努力。尽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导致各种差距扩大的要素条件、产业基础、区位和人文环境等因素将继续存在，但我们应该看到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断强化，国家正从发展战略和政策设计等方面抑制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科学发展，“三大差别”一定会逐步缩小，我们的发展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好。
　　――江苏省江都市社科联副主席 黄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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