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史上的第一张反对票》等】

　　全国人大史上的第一张反对票 　　 　　站在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的黄顺兴代表，被定格在历史中。1988年3月28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这位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走道上，投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的第一张反对票。
　　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了这个短暂瞬间。当场表达不同意见的“异动”，让所有人始料未及。黄顺兴发言完毕，沉静的会场掌声四起。
　　同年，香港的廖瑶珠代表，在通过第一个专门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人选名单时，申明弃权，理由是：“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我代表人民，代表港人投票，而不是投对领导的信任票。”
　　第一张反对票、弃权票的出现，见证着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彰显着人大代表的勇气和职责。如今，在人大会上，持不同政见、投反对票已不是新闻，公众对代表的认知和要求，也从荣誉变为责任。(摘自《中国青年报》，冯雪梅／文)
　　
　　1992年邓小平“南巡”秘闻
　　
　　1992年元旦，广东省委接到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做好邓小平同志到广东接待工作的通知。邓小平办公室专门通知广东方面：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
　　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觉得应该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保留起来，这是历史责任。于是，他向邓办建议：“拍内部片，不公开报道。”经同意，新华社广东分社、广东电视台和南方日报社分别派出记者随同采访，将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讲话保留了下来。
　　1月19日，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考虑到邓小平旅途劳累，当天安排休息，不考察。没想到邓小平进屋后不一会就出来对陈开枝说：“你快去叫车，让我出去看看吧!”陈开枝说：“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邓小平急切地说：“我坐不住啊!”
　　后来邓小平一路巡视，发表了一系列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谈话，史称“南巡谈话”。(摘自《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陈开枝／文)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下落
　　
　　圆明园古迹海晏堂，建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海晏”一词取意“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此语用以比喻天下太平，有歌颂世界和平的吉祥涵义。此建筑群的精华――十二生肖铜像以水报时，闻名世界。
　　圆明园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开始流失海外，现仅有少量得以收回，因此已经成为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的象征。圆明园兽首铜像由欧洲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设计监修，清宫廷匠师制作。
　　2009年2月，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极大关注。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流散海外近150年来，目前已经有牛、虎、马、猴、猪五首通过各种渠道回归中国，而鼠首和兔首铜像正在继续通过法律渠道索归，剩余龙、蛇、羊、鸡、狗五首至今下落不明。(摘自《华商晨报》，宗天亮／文)
　　
　　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震撼海内外
　　
　　1993年3月，在七届四次人大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撼。
　　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红色资本家进入中国领导层”的评论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香港《信报》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成为非共产党人士中再度担任这一要职的领导人，在海内外均受好评。”
　　香港《经济日报》说：“中共执掌大陆43年来，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担任国家副主席，意味着荣毅仁是大陆进军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象征：大陆新生的资本家，都因而受到鼓舞。”
　　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深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厚爱。民族资本家和国家副主席，中间似乎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硬是跨越了这条鸿沟。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摘自《南方周末》，师欣　朱红军／文)
　　
　　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跨越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这是1987年9月20日从北京向海外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这也预示着互联网时代悄然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发出这封邮件的是德国的维纳-措恩教授，他当时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中心任教。
　　1987年9月，措恩教授在北京出席一个科技研讨会。经过一番调试后，他将北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和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中心实现了计算机联接。9月20日，他起草了这封电子邮件，并与中国的王运丰教授一起署名后发出，成功地传到卡尔斯鲁厄大学的一台计算机上，从而帮助中国跨入了互联网门槛。(摘自《科教新报》，王文／文)
　　
　　1989年美国特使秘密访华
　　
　　1989年“六四风波”后，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为了“解冻”中美关系，美国决定派特使秘密访华。为了避免泄露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消息，美方煞费苦心。在美国国内，除布什总统外，只有国务卿贝克知道这件事。
　　美国在通信和专机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罗夫特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信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直接和白宫联系；他所乘坐的是C－141型美军运输机，外部经过伪装，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
　　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在《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某些情节：他当时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时，中国军方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报告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上海附近的中国领空，请示是否把它打下来。杨主席指示，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斯考克罗夫特是在7月1日下午抵达北京的。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很严格，所有的会见、会谈和宴请场所及斯考克罗夫特乘坐的汽车、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国旗，特使抵京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有关活动的摄影也事先征得了斯考克罗夫特的同意，所拍资料一律封存。(摘自《外交案例》，吴建民／文)
　　
　　毛泽东的“一字师”
　　
　　毛泽东虚怀若谷，以能者为师。
　　1957年，毛泽东请教诗人臧克家，问他对《沁园春?雪》有何看法。臧克家认为词中的“原驰腊象”的“腊”字改为“蜡”似好些，“蜡象”正好与前面的“银蛇”映衬。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就请你替我改过来。”
　　1958年，毛主席对诗作《七律，长征》有段批注：“改浪拍为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的。”“不相识的朋友”是山西大学历史教授罗元贞，1952年元旦。当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罗元贞致信毛主席表达感激之情，顺便谈了点学习毛主席诗词的体会，建议将《长征》诗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改为“水”，避免与“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字重复。毛泽东在百忙中亲笔回信致谢。
　　1951年，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原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对毛泽东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仗就打不好一”他认为“支援”的说法不妥，周恩来也同意黄炎培的看法，毛泽东听了，抓起铅笔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黄炎培频频点头：“师出有名，战无不胜!”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初期，印发他的《到韶山》一诗。他向有“荆楚才子”之称的梅白征求意见，梅白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的“哭”改为“咒”更好。毛泽东欣然接受，称梅白是“半字之师”。另外，《到韶山》诗最后一句原为“要使人民百万年”，梅白认为有口号之嫌，毛泽东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摘自《羊城晚报》，刘继兴／文)
　　
　　齐白石的“两笑”与马寅初的“两噢”
　　
　　大画家齐白石有一个座右铭：“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
　　齐白石曾是一个有争议的画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的画风和成就有人大加赞赏，认为他是一位百年难现的艺术大师，但也有人或出于偏见对他进行攻讦，或出于嫉妒给他泼污水，或出于无知对他妄加指责。对这些，老人一概置之不理，听之任之。
　　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位老人，马寅初，也是用“两噢”来回答世人毁誉的，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被批斗了几个月后，被免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儿子回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便继续看书，神态自若。
　　1979年9月14日，北大隆重召开大会，给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当儿子回来告诉他喜讯时，他心不在焉地“噢”了一声，不置一词，照旧闭目养神。(摘自《今晚报》，陈鲁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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