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的历史
发布时间:2017-02-13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争议的历史篇一：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争议的皇帝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争议的皇帝，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皇帝，他也是一个倒霉的皇帝，因为自己对金军事抵抗的失利，沦陷了北方半壁河山，他于是承担起了大宋王朝由盛转衰的所有罪责。今天的普通人一听到宋徽宗，只会有三种印象：一是好色之徒；一是昏庸无能；三是艺术天才。然而，他们不知道曾经向唐朝叫板的吐蕃兵败宋朝军队，三千多里的疆域归于宋朝就是徽宗时的事，丢于后唐，令宋代先祖遗恨万千的幽云十六州大部分也是徽宗时复得的；一般人知道徽宗朝蔡京的被宠信，却不知徽宗朝蔡京的三起三落，徽宗言辞中对蔡京们的指责；一般人知道偏重于指责宋代的“冗官”、“冗军”，但却疏于追究宋朝的高俸禄、高军费是从哪儿来的；一般人殷勤于指责宋徽宗在军事上抵抗金兵的败绩，却没有深入探究宋代出于北方游牧民族勃兴期的事实；一般人只看到了宋徽宗自身的毛病和他治下的弊病，而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和他治下的成就等。所有这些，对一个被凌辱至死的皇帝而言，都是片面的和不厚道的。
我以为，在学界充满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难道汉高祖刘邦在大同白登山险被匈奴擒获，项羽垓下被围身死，就失去了后人对他的英雄评价了吗？难道因为宋太祖的“黄袍加身”行为不道德，就抹杀了他的很多很多历史功绩吗？我觉得，历史是异常复杂的，好多问题需要我们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分析。对于宋代的重新评价，我以为宋徽宗这位有争议的皇帝就是一个突破口。于是，我选择了集中研究宋徽宗二十五年，希望以此进入宋代史的庭院，作为一位真正的主人。
对宋徽宗研究当然包括很多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徽宗个性，但由于论文篇幅有限，以下仅作经济史方面的论述，其余部分待到以后加以完成，若有机会，争取出版。 研究宋史，研究宋徽宗，逐渐形成两个判断：
（一）、从综合程度看，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最优的一个王朝。宋代的好多制度达到了当时世界文明程度的高峰，它的各方面成就也达到了令前后诸朝仰视的地步。先宋时代是中国历史文明的发轫期，到宋达到极致，而后宋时代中国经历几次少数民族的统治，由于它们的野蛮和愚昧，中国历史高度文明的程度被生硬地拉下了一个层次，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被后进的西方赶上、超过，抛在身后远远一大截。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却可假设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按照宋朝的历史趋向发展下去，中国产生类似西方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的现代文明，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的。因为，中国人的勤劳性、聪明程度明显高于黑人，似乎也一点不比白种人差。那么，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引领世界的潮流，而不是相反。要知道，政治作为社会的中枢和发动机，在宋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做到了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自由流动，明显优于西方的贵族世袭制。稍微再演进一步，说不定我们也会产生西方式的启蒙运动，我们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思想也会在中国自动生根成长，也会形成当今我们亟待形成的公民社会；
（二）宋徽宗没有亡国，大宋王朝只是换了一个皇帝，丢失了一些疆土。说宋徽宗是“亡国之君”是有失公允的。宋徽宗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对比，他不残暴、不无能、不昏庸、不弱智，虽然算不上一个很英明的君主，但至少是中才以上。为什么记载宋徽宗荒淫无道的文字史不绝书，如古代的《宋史》、如今天作者思妃所著的一本文学书籍——《放荡天子宋徽宗》。后者单看十个标题：一、即位；二、怠政；三、宠奸；四、好色；五、崇道；六、乱宫；七、屠民；八、恋妓；、九、禅位；十、遭擒；我们即可看出思妃先生的主观色彩是极其浓厚的。再看内容，他用文学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渲染徽宗的无道生活，甚至还模仿乾隆下江南，无中生有地虚构出了一个徽宗微服下江南的情节，目的只有一个——猎取江南艳女。对徽宗的若干正面评价会导致普通人的暂时不接受，会导致固有意识顽强的文化人的指责，于是，文人们大多选择了最为保险的、魔鬼化徽宗的言说方式。徽宗授人口实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说白了，就是徽宗丢了北方半壁江山。当徽宗拿过吐蕃的三千多里疆土，当徽宗夺回
“燕云“等州时，当时的文人对徽宗好评如潮，一旦军事失败，徽宗便成为罪魁祸首。对于一贯强调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皇帝和大一统皇帝治下的文人而言，丢城失地的罪责甚于一切罪孽，于是，历史学家和文化人士从来不吝惜自己偏执的语言，他们似乎闭眼不看徽宗曾经的努力，他们也忽略了在世界时空下北方少数民族强劲崛起的事实，只是粗糙地抓住了开封城破的事实，这种“取到真经，功劳是唐僧的，惹出祸端，罪过是孙猴子的”的心理是我们的认识误区。
三
后世诸人多苛责宋代，说他们不能开疆拓土，一统华夏，然而，仅仅因为宋代在军事上的屡屡失败，就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诸方面的成就避而不谈，这点很难说得过去。众所周之，一个秀才如果和一位山汉打架，谁胜谁负一目了然，难道能说秀才一文不值吗？文明人和野蛮人在军事上较量的结果，往往是野蛮人胜出，君不闻：伟大的古罗马文明就是被野蛮的日耳曼民族摧毁的嘛！其实，在公元10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中间，从世界的大历史鸟瞰，大宋王朝就扮演了一个“文明人”的角色。当时，少数民族势力勃兴，它是一个波峰，在中国的周边接二连三地兴起了三四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女真族的金和蒙古族的蒙古（元）。尤其是蒙古族的兴起，这是人类历史上冷兵器时代绝无仅有的一股强大势力，它所到之处，一切的抵抗失去作用，蒙古铁蹄所向披靡，地方政权闻风而倒，欧亚大陆几乎没有遇到对手，欧洲人惊恐地发出“黄祸”的惊叫，而宋代的抵抗相较之下，还是最为强有力的。然而，蒙古人军事上的凌猛之势，给各个民族带去的不是福音，而是愚昧、恐怖和无穷灾难。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它们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尽管军事上成功，然而在其他民族文明的强大吸引之下，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内部崩溃，被文明民族所同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大宋王朝的覆灭就是亡于蒙古族的。宋徽宗只是军事上失败于女真族，从北宋到南宋的转变，不是亡国，只不过是丢失了很大一部分领土，遗弃了许多人口（甚至包括皇帝和皇室成员），只不过是宋代统治者换了一个统治中心而已，高宗赵构滚身流淌的还是赵氏血脉，享用的还是大宋国祚，南宋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就土地而言，中国古代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领土划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认定，所谓“楚河汉界”、“五十六个民族”都是后来的认定，所谓的民族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长期以来，“天朝大国”的虚荣在使人产生一种牢不可破的僵硬心理——国土面积越大与人民越幸福成正相应关系。因此，少数民族的政权在正史记载里面都带有贬义，如“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这是出于一种强势的政权下人们的习惯心理，直到近代以来，这种认识才得以矫正，如把西方的国家翻译为平等或者羡慕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美名。所以，在宋代，人民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本身的统治落后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爱面子心理作怪。
为什么要苛责宋朝的统治者打败天字第一号的少数民族政权？并且规定了仅有的两条路：军事上战胜了辽金蒙古，你便是中国古代王朝之最；反过来一旦落败了，你便是中国王朝之底。如此二元对立的思维九千年年来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结果，对宋徽宗一朝在历史上曾多行善政跳过去不言，仅仅抓住一宗罪——军事失败，丢失北方。此种言论，无疑就像是一位冷面先生训斥一位文弱书生，为什么不能把街上撒泼的那个彪形大汉两脚踹倒。对宋徽宗的要求不但宋代以后的君王做不到，就连宋代的开国君王们也从来没有做到。注意，北宋是被金国灭掉的，而不是被辽，从辽到金，从金到蒙古，三个少数名族一个彪悍一个，这点也许不会有人怀疑，尤其到蒙古族兴起以后，他们从亚洲东头一路打过去，一直推进到欧洲的旬牙利，连罗马教廷都大受震动，甚至有迁搬的打算，最后还是蒙古国内有事主动撤兵。我们不
由猜测，即便嬴政、刘彻、李世民在世，是否能抵挡得住那些野蛮人的疯狂。这也能够说明后来的中原王朝老是被少数民族灭亡的原因。
因此，宋朝的灭亡不是源于自己的内部腐朽，宋朝也从来没有走向民不聊生的境况，宋朝还是宋朝，在按着自己的势头、轨迹发展着，但他的敌人却在军事上犹如吃了催肥剂般壮大着，以后中原政权频繁灭亡于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最具合理性的解释。
大量的证据证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各方面成就并没有落后于前后诸朝，宋徽宗时代各方面的成就也没有落后于宋代的前后诸朝，许多方面还出于最高峰，因此，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中国历史上被贬毁过多的赵佶皇帝，我们给出的一个判断是：他在中国皇帝中、大宋王朝的诸多皇帝中，他是属于中才以上的皇帝，即便政治才能也是如此，如果加上艺术才华和个性张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皇帝。
四
按照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观点，宋代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宋史研究者张锦鹏的研究，宋徽宗二十五年的经济成绩处于宋代经济社会的曲线波峰。所以，宋徽宗二十五年的民生凋敝说是不成立的。这样的论断是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作为支撑的。有人说，徽宗时爆发了方腊、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但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农民起义是因为农民生活窘困，活不下去的“**”行为吗？非也。熟悉《水浒传》的文化人都知道他们的反抗与贫困无关，而是反对某些社会不公行为。甚至有的学者根本不承认宋江领导下的水泊梁山起义是农民战争，譬如甘阳先生。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有宋一代，从来没有出现似汉代一样的大规模流民现象，也很少出现明代末年农民用树根草皮“观音土”充饥的情形，这在20世纪仍然上演的历史剧本，在宋朝却没有见到，不能不令人惊奇。宋徽宗二十五年是北南两宋的一个过渡阶段，宋朝的经济没有在这个时期出现滑坡与低谷，它上承北宋，下启南宋，如果真的出现了经济上的衰退，南宋刚刚在南方立足，就不会保持经济繁盛的局面。观照汉代的西汉和东汉，和宋朝的情形很不相同，东汉代替西汉，全国经过战争的洗礼，而南宋代替北宋，中国的南部没有遭受战争的蹂躏。北宋仅是丢失了北方的部分领土，而南宋的领土却都是全盘承继北宋的一隅。仅仅依靠宋徽宗在军事上的输与蛮人，就得出北宋末年民不聊生的结论，这是十足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
如果在悉心考察徽宗的心理，我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有宋一朝，“匡复幽云十六州”，这是压在祖宗们心头的一块痛，他们半夜被噩梦惊醒的时候，想到最多的是“幽云十六州”的耻辱。很多人责骂徽宗为什么要联金灭辽，但他们没有理解徽宗的内心痛苦挣扎。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汉武大帝艰难地打败了匈奴，同时将“文景”之治下的多年国家财富挥霍一空，从此，西汉走上了下坡路，而我们能对徽宗“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吗？
好多人以为如果不是宋徽宗去挑逗、激怒金国，完颜氏是断然不会南下侵略规规矩矩的宋朝臣民的。己以为，这完全是一相情愿的书生之见。游牧民族以劫掠骑射起家，没有稳定的农业耕作，面对宋朝那富得流油的国家财富，当时也没有《国际法》的制约，不侵略那是见鬼的事。
再者，历代所谓惯于开疆拓土的能君——秦始皇，在军事上优于徽宗；治国安邦的明君——唐太宗，在政治上甚于徽宗；长于杀戮大臣、镇压民众的暴君——石虎，在笼络近臣上良于徽宗，在某一方面，徽宗确实不及，但他们在个人品德、诗词歌赋、艺术才华实不能及徽宗一半，人无完人，为什么要苛求一位倒霉的君主多项全能呢？
金兵进攻，宋徽宗让位给宋钦宗，自己到南方，这个策略是对的，假如开封被攻破，宋钦宗完了，还有宋徽宗主持大局，可金兵打到开封城下，宋钦宗非要宋徽宗回开封，金兵第二次进攻开封时，宋钦宗把自己的儿子都送到金兵大营里当人质，让金兵退兵，太子乘车去金兵大营时，在开封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喊，百姓救我，只有后来的宋高宗赵构没有听话，走到黄河边，城防司令宗泽说你这是去送死了，还不快往南方跑，后来宋钦宗为了让金兵退兵，自己到金兵大营里投降认罪，被金兵扣住，然后以他为人质，让宋军打开开封城门，又抓到了宋徽宗，准确地讲，金兵不是直接攻城俘虏宋徽宗和宋钦宗的，是他俩太高风亮节，主动到金兵大营投降的。
争议的历史篇二：中国边界争端历史、现状及解决
中国边界争端历史、现状及解决 领土：领陆、领海、领空、底土。
中国国土面积：共约12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海洋国土面积除3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内水和领海外，还包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我国疆域辽阔陆地上与相邻有15个：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坦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缅甸、越南、老挝。
（注：我国陆上邻国少了一个——锡金，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情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以下未实际管辖的地区宣称拥有主权：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实际由中华民国政府管辖）
钓鱼台列岛（实际由日本的冲绳县管辖）
藏南（即中国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政府从未认可的麦克马洪线的以南部分；实际由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管辖，该邦中国不予承认）
南沙群岛（实际由多个政府分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其中一部分岛屿进行管辖） 黄岩岛（实际由菲律宾管辖）
同时，其它政府对于以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管辖的地区宣称拥有主权：
阿克塞钦（印度宣称）
西沙群岛（越南、中华民国政府宣称）
间岛（韩国宣称）
此外，亦有部分民间人士认为中国对外蒙古、琉球群岛以及19世纪中叶时清朝据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予俄国的土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包
括库页岛）也应拥有主权。这个地区主要定居点有：庙街、海参崴、伯力、双城子、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
国的陆上疆界绵延22，000多公里，与15个国家为邻。东面是朝鲜，东北面和西北面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北面是蒙古，西面和西南面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南面是缅甸、老挝、越南。漫长的海岸线北起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南至中越边界的北仑河口，逶迤18，000多公里。东与韩国和一衣带水的日本，东南和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
具体细节：
领陆争端：目前中国还未与不丹、印度划定边界线。
【注】：认定边界纠纷争端，此处以下文为标准：“对于未定界地区的划分，一般是看历史上，（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否则一直翻历史老账，多数地区就会出现一大堆主人），谁对要求的地区进行过较长时期的实际管制，而且在管制期间，有没有对此地区的官方争议（注意，有没有争议，而且是官方争议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进行了管制而又没有争议，按照尊重历史现实的通行原则，即使没有正式定界，该地区一般也被承认为该国（实际管制国）的合法领土。”
已定国界：
中俄：江东六十四屯问题【归俄】、满洲里边界问题（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银龙岛、黑瞎子岛、明月岛）问题【中俄大约各分一半】、珍宝岛【1969年中苏珍宝岛交恶时为中国占领】等。【2005年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越：法卡山、者阴山、老山等地区。在人类进入千禧年的倒数第二天，中越双方完成了16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在所有双方有争议的227平方公里土地中，113平方公里划归越南，114平方公里划归中国。2006年，
法卡山主峰3号高地上重新树立起新勘定的1156号界碑。南方4号，5号高地也正式归还越南；老山以主峰4号高地为界，中国退回4号高地以北，据有1，2，3号高地。对于靠近老山的者阴山，则是以主峰为界一分为二。【1999年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蒙：原阿尔泰地区在1911年前归属外蒙，外蒙独立后划归新疆管辖。【1962年已解决争端】
中巴：坎巨提地区。（无法查明归属，Google地图、外交部网站均未查到，只见到有一论坛里讲1956年周恩来访巴时主动将其划归巴基斯坦，不能查实真伪）【1963年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缅：江心坡问题，南坎问题。南段（尖高山以南）：中国放弃了对南坎名义上的主权（永租），但对于1941年线阿佤地区边界线作相应修改，原被划给了缅甸的班老、班洪地区重新归属中国。北段，中国承认缅甸对江心坡的主权，双方基本以高黎贡山脉分水岭为界，但片马地区归还中国。片古岗地区（片马、古浪、岗房，今属怒江州）划界时已明确为缅甸领土，由于中国承认了缅甸对勐卯三角地的实际统治并将其划给缅甸，作为交换，缅甸亦把原属中国的片古岗地区交还中国。【1960已完全解决争端】
中阿：无争议。【1963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吉：有约1100公里的争议边界线。三七开，中国得三成。【2002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塔：有约400公里的争议边界线。乌赤别里山口和喀喇杂克山口地区。2002年5月塔总统访问中国，同意把靠近帕米尔地区存在争议的28,000平方公里土地中的3.5%共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交给中国，从而结束了边界争议。【2002年已解决边界争端】
中哈：两段共长达120公里的争议边界线。【1998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老：中老两国边界线，从中老边界东端点十层大山（柯拉山）到西端点澜沧江／湄公河主航道中心线中老缅三国交界点，长度为505.04公里。【1991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中尼：无争议。【1961年已签订边界条约】
未定国界：
中不：有约600公里争议边界线。由于不丹内政和外交要接受印度的指导，所以此问题较难解决。
中印：双方争议地区有8块，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山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中段波林三多等2千平方公里均为印度控制，西段阿克赛钦等地区3.35万平方公里除巴里加斯的450平方公里外均为中国控制。
中朝：中朝边界因辽宁段有10个未决岛屿而被搁置起来。 海洋权益争端：与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未划定专属经济区分界线。
岛屿（岛礁）之争：
中韩：苏岩礁（韩已在其上非法设立了航海浮标）、日向礁（韩已在其上建立人工基地）
中日：钓鱼岛列岛（日有效控制）
南海岛礁：
南沙：大陆进驻了7个岛礁，台湾则控制着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 中国大陆：8个。永暑礁、赤瓜礁、渚碧礁、南薰礁、东门礁、恳南礁、华阳礁 中国台湾：2个。太平岛、中洲岛
越南：29个。鸿庥岛、南威岛、景宏岛、南子岛、敦谦沙洲、安波沙洲、染青沙洲、中礁（沙洲）、毕生礁（沙洲）、柏礁、西礁（沙洲）、无乜礁、日积礁、大现礁、六门礁、东礁、南华礁、舶兰礁、奈罗礁、鬼喊礁、琼礁、广雅滩、蓬勃堡、万安滩、西卫滩、人骏滩、奥南暗沙、金盾暗沙。
马来西亚：7个。弹丸礁、光星仔礁、南海礁（沙洲）、榆亚暗沙、簸箕礁、光星礁、南通礁
文莱：1个。南通礁
菲律宾：8个。马欢岛、南钥岛、中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双黄沙洲、司令礁（沙洲）
印度尼西亚：2个。南海礁、弹叉礁
【注】不同资料有不同说法。此处以占领岛礁最多计。
附：解放后我国6次对外战争一览
1、
2、
3、
4、
5、
6、 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1953年7月） 抗美援越战争（1959年~1975年）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2年6月至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 中苏珍宝岛之战（1969年3月~1969年11月） 中越西沙海战（1974年1月19日~1974年1月20日） 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中国政府在越战其间策略性失误造成的后遗症之一。侠义的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
争议的历史篇三：备受争议的另类名臣蒲宗孟
备受争议的另类名臣蒲宗孟
南部县宏观乡老观场二房沟,蒲氏后人重建的清风阁藏书楼。
南部县三官镇宝马沟蒲氏祠堂。
蒲氏三希堂保存的丞蒲宗孟手书拓本。
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阆州新井县大成村（今南部县宏观乡老观村）人，北宋著名大臣。蒲宗孟在官场上几起几落，职位最高时是尚书左丞（相当于副宰相）、资正殿学士。后来被贬出京城，当过多个州的知州，最终死在任上。蒲宗孟在历史上颇有名气，属于争议人物。他不仅与苏轼、周敦颐等当时的名人交往密切，而且在王安石变法时，是王安石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为人正直，敢于谏言，在皇帝面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过，在为政上，史书批评他“为政惨酷”，还有人把他当成“官逼民反”的反面教材。而且他的个人私生活，居然被惜墨如金的史书罕见地详细记载下来，可谓是一个另类到极致的人物。
蒲宗孟所在的家族，被称为蒲姓清风阁系，他和弟弟蒲宗闵被奉为始祖。蒲姓清风阁系是川东北蒲姓中最大的支系，族人主要分布在今三台、盐亭、绵阳、西充、南充、南部、阆中、广元等地。 为官干练，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
南部县宏观乡场对面有座岱城山，据说那里是蒲宗孟的出生地。蒲宗孟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他的高祖蒲蒙在唐末时曾任太守，为躲避战乱，迁居到四川利州（今广元市）青树坝。
蒲宗孟的父亲蒲颖士，进士出身，因出任阆州（今阆中市）教谕（相当于市教育局长或市级公办学校校长），定居在阆州新井县大成村，蒲宗孟在这里出生。
宋仁宗赵祯皇祐5年（1053），蒲宗孟考中进士，出任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观察推官，掌管司法事务。蒲宗孟这个职务主要是挂个职而已，没有什么实权。宋英宗赵曙治平年间，全国水灾、地震严重，蒲宗孟坐不住了，提笔给朝廷上疏，谴责有关大臣及宫禁、宦寺对预测灾害和救灾不力。
这给后来的宋神宗赵顼留下了深刻印象。赵顼继位后，把蒲宗孟调进京城，出任著作郎，在馆阁中校正文书档案，制定各种制度。
宋神宗见到蒲宗孟时说：“你就是那个说水灾地震的人嘛！”不久，蒲宗孟又被调到集贤殿校勘整理书籍。
蒲宗孟在任上认真地干着本职工作，没有别的什么奢望。正因为他的这种工作态度，使得一个很好的机会落到了他的身上。朝廷在专管财赋的三司新设了一个叫账司的官职，这是财政部门的一个重要职务，待遇丰厚、权势很重。
大家都想得到这个肥缺，不少人到处钻营，拉关系，行贿赂，忙得不亦乐乎。当执掌三司的大臣把任命意见报告给宋神宗后，宋神宗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蒲宗孟。
蒲宗孟任职期间，曾被派到湖南一带的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察访民情。他了解到，当地连年遭受灾害，农作物收成很差，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特别是辰州、沅州的情况更为严重。蒲宗孟把灾情如实上奏朝廷，请示免去辰州、沅州的役钱和荆湖南路的丁赋，受到当地百姓的赞扬。
蒲宗孟在任账司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改革，推行新法。蒲宗孟积极支持王安石，参与
制定新法手实法。这项新法的内容是：国家把百姓的家产分为5等，每等规定了具体的标准。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田地、房屋、牲畜、货物等，申报应占的等级，然后根据财产等级确定应该交纳的赋税。这个新法，对贫穷人家来说，可以少交一些赋税，但富豪人家就要多交赋税。如果富豪人家隐匿财产不如实申报，就让老百姓检举揭发。这项被称为宋朝时的不动产登记法，对穷苦百姓是有好处的。蒲宗孟对手实法大加赞美：“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
但保守派以及另外一些变法派官员则批评手实法。时任密州知州的苏轼，甚至抵制手实法在密州推行。他们的理由是，手实法鼓励告密，必会败坏人心，破坏公序良俗。
事实证明，在推行手实法的地方，果然出现官吏扰民、奸人告讦之风。最终，宋神宗下令停止手实法。
正直敢言，开学士佩戴金鱼先河
蒲宗孟为人刚正不阿，敢于说话，甚至直接质问皇帝，胆子真够大的。
蒲宗孟后来升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翰林学士主要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侍读是给皇帝讲学的，两个职务都能经常见到皇帝，是皇帝的重臣之一。由于北宋重文轻武，朝廷官员中，除宰相外，最荣耀的官职就是翰林学士了，只有最有学问、最有威信的文士，才有资格担当。
宋神宗对蒲宗孟的工作很满意：“翰
蒲宗孟在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期间，枢密都承旨（掌管枢密院内部事务，检察枢密院主事以下官吏功过及其迁补等事务的官员）张诚一很放肆专横。张诚一的地位在学士之上，更加接近宋神宗，经常参与重大政事。所以，张诚一常常假借宋神宗的旨意，威胁其他官员。
蒲宗孟觉察到后，把张诚一说的话去问宋神宗，究竟有没有这些旨意，结果发现都是假的。宋神宗认为蒲宗孟为人刚正不阿，提拔他为尚书左丞（正二品）。这时的蒲宗孟，在仕途上达到了顶峰。元丰6年（1083年）八月，宋神宗召见大臣王珪、王安礼、蒲宗孟等。交谈中，宋神宗感叹朝廷上下缺乏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蒲宗孟不加思索地说：“现在的人才是很难得啊，已有的人才都被司马光打入朋党，毁掉了一半。如今朝廷内外的人才，都被司马光的异端邪说所迷惑，成为司马光一伙的人才了。”
蒲宗孟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当时很多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都在司马光执政后被排挤、贬谪了。但蒲宗孟没想到，他的话一出，惹得宋神宗不高兴了。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气氛一下子冷清下来。蒲宗孟也发现说错了话，心里很是恐惧。
宋神宗有些愤怒地说：“蒲宗孟，只有你对司马光不以为然。司马光自从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后，从来没有上书言事，也没有向我要求过什么条件。我觉得啊，从我即位至今，只有司马光一个人品行如此高洁。”
还有一次，宋神宗与大臣们谈论古今伟人，蒲宗孟对汉朝的扬雄大加赞扬，惹得宋神宗又不高兴了。此后，宋神宗对蒲宗孟开始有些反感，眼不见心不烦，想找借口把蒲宗孟赶走。
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御史，察觉到宋神宗对蒲宗孟的不满，有人就弹劾蒲宗孟、王安礼违法修缮枢密院办公的房屋。宋神宗找到借口，把蒲宗孟贬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市）知州。
元丰7年（1084年），或许是宋神宗觉得对蒲宗孟的处分有点过头了，给他加了资正殿学士的头衔，让他出任亳州知州。元祐元年（1086年），蒲宗孟改任杭州知州。
以暴制暴，严厉打击梁山泊盗贼
在杭州知州任期满后，蒲宗孟调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县）知州。
郓州境内有个地方叫梁山泊，有一群强盗占住梁山泊一带，危害百姓，非常猖獗。
强盗们喜欢把当地老百姓抓去，让他们挖坑，挖好后，强盗就把老百姓推下坑去，填上泥土，让老百姓的双脚露在坑外。强盗头子黄麻胡坐在一旁，以观看受害人的双脚苦苦挣扎为乐。老百姓为此胆战心惊，盼着新来的知州能把强盗绳之以法，为民除害。
蒲宗孟没有让老百姓失望，他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方式。他发布命令，抓住强盗后，也按同样的方法
处死。谁要是抓住了强盗，当天就可到州府大厅领赏。
蒲宗孟带兵攻打贼窝，抓住了一些强盗，先挑去他们的脚筋，然后依法处死。这样的做法，最初震慑了强盗，但后来不但没有端掉贼窝，反而激起强盗们的激烈反击，对当地的老百姓更是大肆残害。强盗们盘踞在梁山水泊，难以捕捉。蒲宗孟下令：“严禁船只出入水荡。”这一招很有效果，强盗的粮食补给被断绝，不得不离开梁山泊贼窝。
蒲宗孟严厉打击盗匪，终于把盗匪治理得差不多了。但蒲宗孟一点也没有放松对郓州社会治安的治理，那些小偷小摸的人，只要被抓住，蒲宗孟都要将其脚筋割断。有时，情况没有完全弄清楚，冤枉好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因此，史书上批评蒲宗孟“为政惨酷，虽微罪，亦断其足筋”。苏轼在与蒲宗孟的信中，都劝诫他要“慈”。
元祐4年（1089年），御史弹劾蒲宗孟“为政惨酷”，蒲宗孟“坐落职”，改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市）知州。第二年，蒲宗孟调任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知府，到任后不久病死在任上，终年66岁。
交往名士，与苏轼周敦颐打亲家
蒲宗孟与当时眉山著名的苏氏家族不仅有往来，而且还有姻亲关系。蒲宗孟的姐姐，嫁给了苏轼的堂哥、二伯父苏涣的儿子苏不欺，生了5个儿子。苏不欺的女儿，又嫁蒲宗孟的儿子蒲澈。苏、蒲两大家族，可谓是亲上加亲。
“三苏”父子出川，一般都要经过阆中，并在阆中停留，一来在那里探访亲戚、世交，二来也可以得到一些照应。苏洵去世后，蒲宗孟写了《老苏先生祭文》，称赞苏洵是“非众人之才也”。
苏轼在阆中时，曾去过蒲宗孟家，见到了蒲宗孟家修建的清风阁藏书楼，专门写了一首诗《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尽管苏轼和蒲宗孟在文学上很谈得来，而且又有姻亲关系，但两人的政见完全不同。据说，蒲宗孟曾被他的小伙伴推举为兵部尚书，结果让苏辙给奏免了。
苏轼被贬到黄州后，有传言说苏轼病死了。一天，宋神宗在吃午饭时，想起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宋神宗知道蒲宗孟和苏轼有亲戚关系，就问在一边的蒲宗孟：“听说苏轼已在黄州病故，是真的吗？”蒲宗孟回答说：“近日京中确有此传说，不过真假尚未证实。”宋神宗叹了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然后再也吃不下饭，离桌而去。
蒲宗孟与北宋著名的儒家理学思想鼻祖周敦颐的交往颇有意思。嘉祐4年（1059年），蒲宗孟在夔州观察推官任上回家探亲，路过合阳（今重庆合川区），拜访了合阳签署判官代理通判周敦颐。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一见如故。
蒲宗孟干脆住了下来，两人谈了三天三夜。蒲宗孟感慨地说：“世间怎么会有这等高人？”打听到周敦颐的原配夫人陆氏已经去世一年多，留下一个1岁多的孩子，周敦颐此时43岁后，蒲宗孟开始合计起来：“六妹还没嫁人，平时心性颇高，这个老周正好合适嘛。”
蒲宗孟把想法告诉周敦颐后，周敦颐也觉得身边的确需要一个女人照料家庭，蒲宗孟的六妹是大家闺秀，这桩婚事不错，就答应了。第二年春，周敦颐前往阆中迎娶了蒲氏。
蒲宗孟的原配夫人陈氏，是阆中著名的“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的姑母。陈氏去世后，宋神宗追封她为河东太夫人。据说，周敦颐听说蒲宗孟单身后，把妹妹嫁给了蒲宗孟。
蒲宗孟和周敦颐本来就情趣相投，惺惺相惜，加上姻亲关系，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情谊，经常有书信往来，其中不乏作诗唱和。
周敦颐病逝前，写信给蒲宗孟说：“吾独不能补助万分一，不得窃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周敦颐病故后，蒲宗孟写了《濂溪先生墓碣铭》，称赞周敦颐“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
生活享受，苏轼曾劝他不要奢侈
蒲宗孟是个非常喜欢奢侈享受的人，他的这个癖好，被《宋史》写进了他的传记里。
蒲宗孟的儿媳，每天只做一个事情，教丫环做各式酥花，加糖凝结，做成饭后小吃。蒲宗孟家每天一定要宰杀10只羊、10头猪，给诸亲至友分享。
每天晚上，家里要点300支蜡烛照明。有人觉得太浪费了，蒲宗孟很不高兴地说：“难道你要让我坐在黑黢黢的房子里忍饥挨饿吗？”
蒲宗孟似乎还有洁癖，不分春夏秋冬，坚持每天洗脸、洗脚、洗身各两次，每天洗一个小澡，隔一天洗个大澡。洗澡的时候，他要一大群仆人伺候。每洗一次澡，最多要用五斛（相当于25斗）热水。蒲宗孟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洗浴频率与排场，都被《宋史》记上了一笔。
蒲宗孟曾把自己的这个养生之道，通过书信对苏轼说：“晚年学道有所得。”苏轼回答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苏轼如此正式劝告，可见蒲宗孟当时享受生活的名气很大。
蒲宗孟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他碰到一个100多岁的老人，问老人养生之道。老人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宗孟听后，低头想了想说：“如果是这样，即使活到千岁，又有啥子用呢？”
据传，蒲宗孟死后，发棺24个地方，属于秘葬，至今无人知晓他的尸骨究竟葬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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