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第一位黑人_《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粉丝》等

发布时间:2020-03-05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粉丝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一位黑人朝毛泽东走了过去,他拿出《毛主席语录》,请求毛泽东为他签名。毛泽东愉快地为他签了名。这人成为了自《毛主席语录》发行以来,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得到毛泽东签名本的人。
  其实,他不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洲代表,他来自美国。他叫罗?威廉,是美国民权领袖之一,作家。美国上世纪60年代初,种族歧视现象十分严重时,这位黑人就积极倡导美国黑人团结起来,并鼓动黑人能拿起武器的都拿起武器进行自卫。
  极具传奇色彩的是,罗?威廉的奶奶年轻时是个黑奴。老太太把一支来福枪郑重地交给了罗?威廉,告诉他:它是他爷爷留下的传家宝,他爷爷年轻时,受到白人歧视,他不服,买了这支来福枪进行自卫。后来,爷爷走上政治道路,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主持出版报纸《人民之声》。罗?威廉庄重地接下这支来福枪。
  1958年,罗?威廉帮着打赢了世界闻名的官司“亲吻案”:两个黑人男孩因亲吻一个白人女孩受到指控入狱,后来查明,是白人女孩主动吻了其中一个黑人男孩的脸颊。案件轰动了美国,受到世界媒体关注。最后结果是,黑人男孩无罪释放。
  罗?威廉受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影响,强调把黑人武装起来。他甚至组织了一个“黑人武装卫队”,旨在保护黑人社区免受包括三K党等种族歧视者们的骚扰。他认为,当面对“白色种族恐怖”时,最好的回答,就是拿起手中的枪。后来他受到了美国FBI追捕,于是他趁机逃出美国,先到古巴,后来一路跑到中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摘自《羊城晚报》,张放/文)
  
  第一个向共产国际推介陈独秀的人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建党亲历者都认为,“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早在马林到来之前,一个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代表吴廷康(又称维经斯基)就来到中国,成为“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
  经李大钊介绍,吴廷康到上海结识了陈独秀,两人相见恨晚。吴廷康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盛赞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经过他们出色的组织,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并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正是有了这些基础,由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得以于1920年明正式成立。吴廷康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通力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如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华俄通讯社等等。虽然吴廷康因回国汇报而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各项工作付出了努力,间接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后来仍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多次来华,因而一些建党亲历者称他为协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摘自《光明日报》,浔邑/文)冯玉祥把收到的“子弹信”寄蒋介石
  1938年,抗日名将冯玉祥随民国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他与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蒋介石既想利用冯的军事才能成为自己捞政治本钱的工具,又对冯的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非常不满。于是对冯一是利用,二是排挤。而冯玉祥对蒋的品德早已是嗤之以鼻。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前一天《新华日报》就出了“冯将军60大寿特刊”,周恩来亲自撰文称赞冯玉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嫉恨,在他的寿宴上,门卫送来一封信,里面装有一颗子弹,纸条上写着警告他不要与共产党来往的话。冯玉祥知道这是戴笠手下所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将这封信原样送给他们的主子……”于是,他将“子弹信”原样封好后在信封上写了几句简短的话就派专人送给了蒋介石。蒋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收到一封奇信,我不敢_人独赏,特奉献给贤弟一阅。”这意思很是明白,蒋介石看后非常生气。他装腔作势地给冯玉祥回了一封“安慰”信,信中说:“首都重地,竞有如此狂徒,殊堪痛恨,已饬限期破案矣。”
  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冯玉祥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冯玉祥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摘自《青年时讯》,庞国翔/文)
  
  周恩来与尼克松握手照片背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张拍摄于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照片,自被公布那一刻起,就注定成为摄影作品之经典。当尼克松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的第二天,它就很快登上世界各大报纸版面,被西方人冠以“中美交往的珍贵瞬间”、“经典时刻”。这照片拍得的确精彩,拍摄者有对中国当时政治气候的独特把握能力。
  拍摄出此照片的摄影家杜修贤,可以凭此照片,跻身国际摄影家行列。这张照片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周恩来有些往后仰,而尼克松稍微有些主动罢了。但就这一刹那问动作的捕捉,几乎是很多摄影记者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当年的周恩来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很险恶的。周围几乎没有支持他拥护他的当年一起长征过来的老战友,只有“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在这种环境下_要处理好对美关系,成为了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他私下叮嘱老杜,一定要拍出美国人是“主动前来”拜访的味道的照片出来。只有这样,才可能不被“四人帮”抓住“倒向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把柄。而如何能拍出这种感觉,则要依靠老杜的临场发挥了。最关键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不可能有补拍的机会的。
  结果,老杜胜利地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摘自《羊城晚报》,张放/文)
  
  周恩来红岩哭父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小肠疝气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上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主治医生王励耕大夫决定动手术。当年7月10日,住在红岩嘴的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突然中风去世了。
  考虑到周恩来术后伤口尚未痊愈,倘若知道了父亲过世的消息,对他养病不利,董必武和邓颖超决定暂时保密。
  7月13日,周恩来出院了,才得知这一消息,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周恩来拖着病后初愈的身体,来到父亲遗体面前,坐在父亲的灵柩旁,为父亲守灵―直到第二天下午。   7月14日就要出殡了。周恩来给延安毛泽东发去电报:“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第二天,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18日,办事处的同志们将周老太爷的棺木送往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周恩来头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伏园寺墓地里又多了一座新坟。青石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左边落款是:男周恩来媳邓颖超民国卅一年七月十八日敬立。(摘自《重庆晚报》,刘立群/文)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确定以第13兵团为主组成东北边防军。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三个后勤分部共约7000人,部署三条通往战区的纵向兵站线,突击前运作战物资,补充、修理技术装备,组建了有4.5万张床位的医院和由3万多人组成的民工担架队。10月23日,东北军区后勤部组成前方后勤指挥所入朝,统一组织战区后勤工作。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反攻,“联合国军”为阻断志愿军的运输供应,对朝鲜北部实施全面封锁破坏,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志愿军后勤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使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7月开始,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美军集中其主要空军力量对志愿军后方实施“绞杀战”。志愿军陆续增加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和护路高炮部队,总人数达5万余人,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建成“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前,志愿军后勤储存了作战所需弹药和两个半月的主副食品;在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及时供应各种物资1.6万多吨。在1953年反登陆作战准备中,囤积弹药12.3万多吨、粮食24.8万多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后勤共接运从中国运往前线的物资260多万吨,补充枪械48万多支(挺)、火炮1.3万多门、汽车2.1万多辆,救治伤员38万多人次、病员45万多人次,修复枪支7.5万多支(挺)、火炮1.4万多门次,汽车运输204.4万多台次、3.27亿多吨公里、480多万吨运量,铁路运输38.5万多车、800多万吨运量。(摘自《大众日报》,陈巨慧李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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