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忏悔 银行女主任狱中忏悔:虚荣与骄纵毁了我

　　郑红悔恨的泪水不停地涌流:“得来那样艰辛,而失去如此容易。一步之遥,就从天堂下了地狱。” 　　 　　重庆永川女子监狱,绵延近百平方公里的大山和满山翠绿的树木,以及涓涓成溪的泉水,将这里勾画成另一个世界。2010年的初夏,笔者在狱中采访了曾经是重庆金融界的女强人郑红。
　　接受采访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必须直面美向丑的堕落过程,再一次撕开快要结疤的伤口,郑红悔泪涟涟,痛诉自己辉煌的人生是如何走向毁灭的。
　　爱得独断,与好男人两败俱伤
　　我今年40岁,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一个“红色家庭”,父母中年得女,对我既珍爱又寄予厚望。我从小便养成了自信、傲气、争强好胜的性格。
　　高考失利后,1988年,我考取了重庆市建设银行干部,被分配到郊区一个小储蓄所当出纳员。
　　参加工作后,我边工作边自学,拿到了双学位,苦练技能,成绩突出,个人荣获的“标兵”、“能手”等各类证书就有10多本,成为全市金融系统的“明星”,28岁就被提拔为储蓄所副主任,1998年还当选为市中区的人大代表。
　　短短10年间,我就从一个小职员变成“红人”,经常被掌声、鲜花、喝彩包围着。但我直到27岁了,还没谈对象,心中不免焦急。因为我眼光很高,一定要挑到“白马王子”,所以总是“高不成低不就”。
　　也许命运早有安排,就在我29岁那年,我迎来了人生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那是1999年10月的一天,我的高中同学得癌症去世了,我便认了她4岁的娇娇做干女儿。在与娇娇的爸爸、34岁的杨志交往中,我们碰出了爱情火花。杨志是商贸部门的科长,一个才华横溢的研究生。我俩开始频频约会,后来我干脆搬进他家里,扮演起了妻子的角色。
　　同居不久,杨志被单位提拔为处长。随着职务的升迁,杨志的应酬也越来越多,回家的时间逐渐减少。我的心理开始失衡,每天下班见不着杨志,就拼命打电话。随后,我开始每天监视杨志,经常无理取闹,让他头痛不已。经过无数次“冲突”后,杨志感到越来越烦。
　　一天,我到杨志单位找他,撞见他正和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打情骂俏”。我怒不可遏,上去就给那女子一耳光,当场大闹,引得全局的人都来围观……这一闹,杨志勾引女下属的花边新闻便沸沸扬扬地传遍全局,局领导严厉地批评他“不注意影响”。
　　这时,我知道后悔了,拼命地向杨志道歉,可他还是提出了分手,结束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
　　爱得骄纵,逼憨男人奋起反击
　　与杨志分手大半年里,我封闭自己的心,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工作也干得没积极性,业务不好,老出差错,还被上级通报批评过。
　　然而到了2002年5月,32岁的我迎来了第一次婚姻。
　　那是2001年春节,妈妈的老同学刘阿姨派来一个小伙子开车接我们全家去玩。小伙子高高大大,嘴甜心热,待人细心殷勤,对我爸妈殷勤备至……原来,这是刘阿姨给我介绍的对象,叫付龙,33岁,在一家外资企业为老板开车。
　　尽管我对付龙有好感,但还是一口拒绝。我认为付龙学历低,工作单位不好,配不上我。可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令我全家感动的事。
　　那是3月底的一天凌晨,爸爸突发脑溢血,慌乱中我妈妈拨通了付龙的手机,他立马驾车赶来,背着昏迷垂危的爸爸下楼,驾车飞驰赶到医院,还输血给爸爸……他感动了我一家人,也打动了我。
　　2002年5月1日,我俩举行了婚礼。不久,我们有了一个儿子。2003年,我因工作出色,还被提升为分理处主任。
　　我的人生价值却在不断高涨,但丈夫的一切原地不动,加上我每天灯红酒绿的应酬,官场各种人物交往,受别人捧、吹、抬,我飘飘然了,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每每回到家,便不满意没本事的“窝囊”丈夫。
　　付龙有时工作忙,没时间去办公室接我,我回到家里,就会发火;有时房子没收拾整理好,我下班回来也会发脾气。我的应酬多,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如果丈夫疲惫先睡下了,我马上就会踢凳子摔东西;经常有人求我帮忙,宴请我和付龙,可我从不让他一起赴宴,即使他开车送我去酒店,我也只说他是我的司机。我俩平时懒得说话,沟通越来越少,感情越来越淡漠。
　　我的霸气与刁蛮,让付龙终于忍受不了了。2006年6月,他低三下四地跟我商量:“不如你支持我做生意,让我们家早点富起来,也为儿子今后创点家业。”
　　我是银行主任,虽然不敢挪用公款,却可以找那些有求于我的老板借款。很快,我筹借到了130多万元。付龙也辞职出来,2006年7月18日那天,注册办起一家期货公司,他任总经理,我在幕后指挥。
　　付龙真是个做生意的“料”,短短半年时间,就盈利40多万元,我很高兴,很佩服他的能力,对他的态度也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放手让他在商场搏击,还为他买了一辆轿车,配了一个男助手。
　　但此后公司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从2007年7月起,公司月月亏损,到了5月底,累计亏损120多万元,付龙将车卖了抵债。我也卖了剩余资产,还了50多万元的借债。
　　还有90多万元借债怎么还呢?当时,一些债主知道我们破产了,拼命逼着我还钱,有的甚至扬言要把我这个主任弄下课。我卖了房,东拼西凑,筹了90多万元还债。而付龙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非常暴躁,只要我发脾气,他就挥拳打人,还每天出去打麻将。其实,他是故意激怒我,让我提出离婚。
　　不久,我发现是付龙陆续将公司100多万元资金全部转移走,在外面购置了房产,还有了外遇。2008年8月,万念俱灰的我与付龙离婚了,还独自承担了债务。离婚法庭上,付龙一句颇有玩味的话,令我至今都难以忘记。
　　他说:“不是我很坏,是你逼得我要反击,要离开你!你霸道专横,根本不了解男人,如果不改,还要吃亏的。”
　　爱得糊涂,被贪男人推进监狱
　　自与付龙离婚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深陷于痛苦之中。
　　2008年11月的一个下午,表姐介绍了商贸公司老板孙越给我。第一次见面,孙越体贴地说:“听你表姐说,你婚姻很不幸,受了很多苦,你是个好女人,只是没有男人读懂你。”
　　此后,孙越经常开着轿车在分理处等我下班去吃饭。尽管我知道孙越已为人夫,但他的体贴、温情和恭维,让我深陷其中。
　　孙越将我的感情“套牢”后,又开始格外关心起我的工作来了。2009年2月,他得知我的揽储任务很重,便把自己公司的180多万元存款转来我的分理处存储。同时又说服几位开公司的朋友将存款拉到我分理处去存储,短短3个月,他为我拉来近千万元的存款额,我超额完成了年度揽储任务,并获得上级重重的奖励。我感激不尽,花了5000元为他买了一只金表。
　　2009年6月的一天,孙越一脸焦急地来银行找到我,说他的商贸公司最近吃进了一批低价手机、电脑。周转资金不够,让我把银行的钱划拨200万元到他的账上,估计十天半月卖出货后再划回银行。当时我连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时间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可孙越却一脸苦色:“能不能再宽限些日子?我的货马上就卖完了,200万元一起划回去!”我说银行制度很严密,万一查到,自己会受严厉处分。沉默了一会儿,他塞给我鼓囊囊的一个牛皮纸袋,说:“这批货真的很容易挣钱,这10万元利润分成是给你的。以后,我还想给你买别墅,买高级轿车。”
　　这是个诱饵,但我却一口吞下了,从此再难回头。
　　不久,孙越又来了一次“大手笔”:不知他使了什么诡计,又“打通”了市区另两家储蓄所主任的关系,将这两家储蓄所的2000多万元存款划拨到我的分理处储存,他又给了我30万元,相继分五次从我分理处把拉来的存款“借”走去做房地产生意。
　　那些日子,孙越经常给我买珠宝、首饰、衣服、化妆品全面包装,甚至还送我一部二手雅阁轿车;并带我频频见他生意场上的老板朋友,出席各种高级聚会,沙龙。人前人后拼命夸我能干,在一片天花乱坠的吹捧和珠光宝气包装的满足中,我晕了,我越活越糊涂,完全听从孙越的摆布。他抓住了孤独虚荣的我的心理:我名誉、地位都不缺,缺的是慰藉,缺的是金钱享受,缺的是男人的恭维和奉承。便拼命地给我情,给我钱,给我虚荣的满足,在晕晕乎乎中,我面对万丈深渊,也鬼使神差地跳下去了。
　　从1999年到2009年6月,我一共为孙越划拨银行公款高达3100多万元,把自己的命套上了法律的枷锁。
　　不久,3家单位到我的分理处提款,发现自己储款不翼而飞,很快报案。孙越听到了风声,卷款潜逃。第二天我就被捕了,收缴了名下的房产、轿车、金银首饰、存折等折合人民币108万元,但还有3000万元公款却不能退还。
　　办案人员告诉我:孙越根本没去做电脑、手机、房产等生意,只开了两家商场和一个货运场,资产不过40万元,他的一切资产全部靠骗人而来。我才如梦初醒。
　　2009年12月,我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当时,我瘫倒在地,精神完全崩溃了。
　　我被逮捕时,年逾古稀的父母经受不住打击,双双被气病倒在医院,父亲入院不到一个月就喊着我的名字去世了。母亲也在我一审后病危。我被检察官准许带去见母亲最后一面,当我见到被病魔折磨得皮包骨的母亲时,扑通一声长跪在母亲病床前,一遍遍哭喊着:“妈妈!妈妈!我对不起你!”已说不出话的母亲老泪纵横,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心酸。
　　第二天,母亲就去世了。我在狱中得知,头撞狱墙,痛苦得心如刀割一样痛,妈妈是为我而死的啊!是我害死了妈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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