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一般怎么招人的?【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明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影响研究】

　　[摘要]通过对我国三个历史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与图书馆事业政策的比较研究，认为政治文明是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社会政治文化已经建立起稳固的指导作用的环境下，如果狭隘地强调政治在图书馆工作中的指导作用，会对图书馆事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公平、开放的政治文化则会为图书馆事业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政治文明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政策
　　[分类号]G259
　　
　　现在有大量的传媒资料可以证实社会大众和图书馆界(甚至包括图书馆事业的管理部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的不满。作为对图书馆事业落后的责任追问，2005年蒋永福教授在《图书馆》上发表《政府为什么不重视图书馆事业》一文，提出政府之所以不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几个原因，如“转型期综合症说”、“GDP崇拜症说”、“弱政府说”、“权利保障成本说”、“权利无声说”、“无法可依说”、“无租可寻说”、“自身原因说”等多种观点，这些观点其实都可以汇集到“政治文明”这个原点上。
　　“政治文明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层面的内容。”它以政治文化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影响，反映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等社会文化体系中，也影响着图书馆事业这样的社会文化部门的存在形态、运作模式和发展状况。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是少有的较完整地经历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专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通过对比了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几种典型政治制度环境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较完整地了解政治文明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方式。
　　
　　1　专制社会政治文化和中国古代藏书事业政策
　　
　　专制社会的政治文化是“由某些特定利益团体刻意栽培、扶植起来的，还可能是在自由竞争站稳脚跟之后再由某些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它以各种宗教为主要表现形式(在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以宗教化的儒家学说为代表)，宣传的是一系列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政治伦理教条，通过高度集权和严格的层级划分保证社会秩序，社会政策的保障方向是优先保证利益集团的集权和在层级中的优势地位。专制政治体制下所有公共政策都必须为其服务，藏书也是为政治权力垄断和文化垄断服务的。
　　在中国历史上，从早期的秦帝国到清朝政府，所制定的与图书相关的政策都充分体现了以下特点：
　　?禁普通人私自藏书。如《秦律》中规定“有敢挟书者，族”。
　　?限制藏书范围。中国古代较普遍地禁天文谶纬之书，如晋《泰始律》规定“禁天文、星气、谶纬之学”；宋《刑统》中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私者不得藏，违者徒二年。”明清时私藏这类=}5的，则规定要杖一百。
　　在二十世纪近代图书馆出现后仍然残存有这种限藏规定。如1909年颁行的《云南图书馆章程》中第一章第三条中规定“本馆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为主义。凡经史子集及新出图书、报纸等，广为储藏。惟所存书报，务择持论平正，不干国宪，不背公理，女11有稍涉谬妄，煽惑人心者，皆屏斥弗取”；在1910年(宣统二年)颁行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海外各国图书，凡关系政治学艺者，均应随时搜采，渐期完备。惟宗旨学说偏驳不纯者，不得采入。”
　　?在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激烈时直接毁书。典型的如中国藏书史上的“十厄”、“五厄”，如太平天国时几乎禁绝一切非太平天国刻印的普通图书，“凡一切孔盂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在1861年天国颁行的《太平刑律》中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酷烈程度远超秦始皇时的禁书。
　　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的图书和藏书制度，就是在专制独裁制度下形成的一种为统治精英阶层服务的文化垄断，其建立的目的是维护完善封建宗法体制。
　　
　　2　西方宪政政治文化和中华民国的图书馆事业政策
　　
　　近代西方政治文明形成的基础是现代宗教伦理，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但丁、伏尔泰、彼得拉克、洛伦佐?瓦拉、皮科、狄得罗、洛克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卢梭的契约法治思想、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了“以人为本”、“人权天授”的宪政思想的来源。民主宪政国家的民主政治不但要保证社会效率，更重要的是保证社会公平。平等教育权和自由平等地获取知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这种政治价值观也体现在我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中。倡导提高公民素质以促进社会进步，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指导政策中也同样有所反映。
　　中华民国时期各级政府机构颁行的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对图书馆进行管理的政策很多，查阅《图书馆暨有关书刊管理法规汇览》，其中政策规定性条款如1944年《普及全国图书教育办法》第12条规定“县市立图书馆及乡镇书报阅览室选购书报，应以合于下列各项原则者为准：1、阐扬三民主义者；2、适应抗战救国之需要者……”其他直接规定之条目则较少。在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政治局势动荡、战争不断的特殊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着对书刊的法律管制，但主要在出版发行源头上着力。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面对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红色武装割据的局面，将“共产主义”和“武装叛乱”捆绑在一起，凡宣传“赤俄”和“共产主义”的书报文献均为政府禁止，在1928年《著作权法》、1929年《宣传品审查条例》、《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1930年《出版法》、1932年《宣传品审查标准》、1933年《查禁普罗文艺密令》、1934年《图书杂志审查方法》等规定中均明确将其作为查禁对象。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民国时期禁书近5000种，其中在1929～1936年各类被查禁刊物中，共产党刊物就占了70％。但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图书报刊禁令较少直接涉及图书馆，这使一般图书馆可以按照“非禁止即许可”的原则较为自由地采选各种文献，包括一些进步文献。如1932年12月创办于上海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到1936年底时，图书馆藏书由2 000册增至3万册，其中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书刊。……该馆在流通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如果单纯地以图书馆事业为考察对象，应该说中华民国时期的政策是比较适合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并促成了1917～1936年间推动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的“新图书馆运动”。1930年全国图书馆共1428所，到1936年国内各类图书馆达到了5196 所。至于1937～1949连续十几年的战争造成的全国图书馆事业凋敝，则属于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与图书馆事业政策无关。
　　
　　3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图书馆事业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历史演进的过程巾已出现过三种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政治文化具有既不同于西方宪政国家、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特色。
　　在图书馆事业政策上，建国后党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较多地学习了苏联的经验。苏联共产党“把图书馆看成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看成是思想教育和科学情报的机构”，这种图书馆事业的政治作用和价值观也为新中国所吸纳，并被不断强化。但过度政治化使图书馆学术和工作上的“左倾”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造成了重大破坏。
　　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春天，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按照事业自身客观发展规律制定指导政策，事业政策的规定越来越务实，这在我国不同时期制定的图书馆政策中有着明确反映。1982年12月1日文化部制定颁布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规定图书馆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2002年北京市制定颁布的《北京市图书馆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三条中规定“举办图书馆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积累和传播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2002年教育部修订颁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也只是在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履行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为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泛政治性规定语言的减少，使图书馆事业免于过多地受政治形势影响，能够按自身的发展规律前进。
　　
　　4　政治文明建设影响图书馆事业的方式
　　
　　4.1　对图书馆理念的影响
　　制度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石，作为社会制度安排的图书馆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其意识形态价值和政治工具的命运，但图书馆事业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只有尊重事业客观规律的社会政治文明体系，才能保障图书馆事业按照自身的规律稳定健康地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两重遭际就是例证。改革开放前的挫折就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将图书馆简单地看为政治工具，“政治挂帅”时图书馆要政治第一，大跃进时图书馆也搞大跃进，在“文革”极左时期又大肆禁书焚书……对政治风潮的紧跟造成政策的片面政治化，给图书馆事业的稳定发展带来很大的破坏，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制度理念和政策形成的客观性及执行连续性受到影响，造成图书馆事业发展被严重干扰。
　　4.2　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
　　受苏联社会主义图书馆学以阶级分析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图书馆现象的影响，我国图书馆界也曾认为“社会主义图书馆学自然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战斗性”，“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如何利用图书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科学，是研究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结果是过度强调图书馆学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价值，造成我国20世纪60～7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停滞。
　　4.3　对专业技术的影响
　　分类、编目、著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专业技术性，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分类法，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冒号分类法、布利斯书目分类法，都比较合理地根据人类知识体系的客观特征来立类，强调其工具性和实用性。而我国当代政治化的专业技术工作政策则要求在这些领域突出政治性，认为图书分类“只有依据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图书分类法”，才能符合社会主义图书馆图书分类的要求，任何资产阶级的图书分类法，或者是改良主义的图书分类法，都不适宜于社会主义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图书分类法必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在目录工作中，要“提高目录的政治性、思想性”，“分类目录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科学的系统性和鲜明的战斗性”。一反将综合和一般性的知识放存首类的方法，当代中国编制的各种分类法(包括中图法、人大法、科图法、武大法等)均将“马列毛”大类列为首类，并在如“鲁迅著作”类目的设立等问题上，给文献分类体系的科学立类和工作中的图书归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困难，也造成了学界较多的争论。
　　4.4　对服务工作的影响
　　图书馆建设所需资源来源于社会，“公开、公平、公正”地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是图书馆职责所系。但服务工作政治化的结果，就导致了1954年对杜定友“图书馆为人民服务，对于读者，不分阶级，一视同仁”观点的批判，导致认为“改进方法，革新技术，只是为了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这种惯性思维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有人认为“两种制度下的图书馆是为不同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为读者服务的目的就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图书馆是要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国家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是要将读者引向合乎统治阶级意愿的道路，培养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即使在提倡平等服务的今天，仍然存有不少政治偏见的残留，例如图书馆界对“智识自由”、“读者权利”和“平等服务”等问题认识上仍存许多不足。
　　4.5　对资源建设的影响
　　在过度强调政治价值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我国图书采购中曾要求“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都应该着重采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论证和阐述这些经典著作的图书。同时紧密地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及时地采购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书刊”。在这种原则性要求下，那些宣传、阐释或能“证实”某个时期政治正确性的各类书刊一直为各个图书馆重点收藏甚至被重复收藏，各个图书馆的书架上均堆积了大复本量崭新的意识形态类和政治宣传类图书，却少有使用，挤占和浪费了大量的购书经费与书库空间；那些具有较强学术价值、读者需要的图书反而不能正常采购，影响了资源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4.6　对图书馆发展资源投入的影响
　　政党和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会优先倾向于能促进、紧跟主流社会政治并符合当前政治任务要求的政策，相对轻视所需解决问题的客观要求，致使政策常会偏离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强调经济增长的政治任务下，由于图书馆对社会的作用效果是长期的、隐性的，不能直接创造经济财富，不能直接增加感性化的GDP数字，在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各级政府眼里便不可能得到重视，使图书馆很难得到应有的支持。即使是同在文化部门中，相对于新闻、出版、电视等文化行业来讲，因其政治实用价值较低，图书馆往往不被看重。至于用“经济人”理论解释政府在图书馆事业上的投入不足，在当前的政治文明生态下也具有现实性。
　　类似的，社会政治文明形态也影响着图书馆事业建设过程中专业教育、人力资源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管理等多方面的发展。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推动和图书馆事业建设思想的解放，近年来我国制定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政策事实上已经较充分体现了公众服务的“普遍均等”精神，并有望在制定中国的图书馆法时“确立图书馆拥有自主地、科学合理地收集和提供文献信息资源的权利，可以确立国家保障公众公平、合法、自由地利用图书馆的权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发展要求下，党的执政基础已转到了“发展、文化创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点上，“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通过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帮助改善公众的教育机会和就业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善“人民的知情权”，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使公众有效享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成果，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和谐文明风尚，促进社会和谐。这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更为宽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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