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史研究的力作】

　　[摘要]是为《宁夏图书馆志》一书所写的书评。该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而且在编纂形式、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揭示等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的出版,将为中国各图书馆馆史的编纂提供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将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宁夏图书馆志　图书馆史　公共图书馆
　　[分类号]G269.2
　　
　　由丁力、张欣毅馆长组织宁夏图书馆同仁编写的《宁夏图书馆志》一书,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期出版。这一盛举的圆满完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50周年(1958～2008年)暨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成立50周年(1958～2008年),同时也为现代化新馆的建成与开放这一三喜临门的重大历史事件献上一份厚礼。宁夏图书馆人感慨,为了这一伟大时刻,他们“期待了太久太久,承受了太多太多”。早在2006年,馆务会议就决定编写6部独立著作组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成立50周年暨新馆建成开放纪念丛书》(简称“馆庆丛书”),此书是馆庆丛书中启动最早的一部,也是馆长张欣毅先生眼中“最为得意”一部。
　　为了以图书馆人情有独钟的“文献”方式纪念并表达宁夏图书馆人的“期待了太久太久”的愿望,他们付出了“最为艰巨”的努力,因此有的同志将他们的付出与收获比喻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参编同志都是馆里的部门主任或馆刊副主编,不可能置新馆搬迁前后繁重艰辛的本职工作不顾而既脱产修志。同时,由于资料严重匮乏,搜集、考证不易,他们只能一点一滴地积累、探求,经过4年锱铢积累,集腋成裘,终于在2008年向50周年大庆呈上一份满意的谢礼,也给广大读者奉上这一散发油墨香气的《宁夏图书馆志》。
　　1934年9月,在宁夏原“吕母图书馆”和建设厅“民众图书馆”的基础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的前身――宁夏省立图书馆开始创办,馆址设立于省府银川市玉皇阁,是为宁夏省级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始。到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成立期间,先后用宁夏介寿图书馆、宁夏省立银川市人民图书馆、宁夏省图书馆、银川专区图书馆、银川市图书馆等名。从1958年到2008年,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历尽沧桑,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值得修志纪念。《宁夏图书馆志》从书名来看,似乎纯属资料汇编性质,但通览全书后使人感到,该书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重大出版意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息息相关。相对东部经济文发达地区而言,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较缓。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学有了一支研究队伍,取得一定成绩,这为图书馆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据笔者查阅,有关图书馆史的研究成果较少,除了一些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关于宁夏公共图书馆研究的文章和一些编年性质的图书馆大事记外,宁夏公共图书馆的馆史研究缺乏系统之作。这种现状说明相对图书馆学其他研究领域,图书馆史,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史研究还有诸多不足。这与公共图书馆在我国地方图书馆事业中的栋梁作用不相吻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可以说本书的编辑出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史研究历史上的第一部系统之作,对宁夏图书馆史的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样也必然会对当前和今后宁夏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该书由业内权威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倾力推出,体现了业界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日益重视,彰显了西部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对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书的学术水准和文献价值。它的出版,不仅积累保存了大量史料,也为进一步研究宁夏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乃至中国公共图书馆史,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写一部历史,即或是某一领域的发展史,绝非易事。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三长”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也可以认为是一部成功的史书必备的要素。这是对史学优良传统的总结和发展,至今仍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用“三长说”来衡量和评价本书,笔者认为,它达到了上述要求。
　　所谓“学”,指的是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史料乃是史学的生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古代史家主张“博闻”和“择善”,也就是“详细地占有材料”和对史料进行辨伪与选用。宁夏图书馆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也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史料来源广泛而庞杂,需要编者付出大量的采集。整理劳动。本书“范例”中写道:“本志资料主要源于宁夏图书馆的各种文件及档案(包括个人档案),另有部分档案系个人回忆资料”。其后记中说道,克服“史料的严重匮乏以及搜集、筛选的太过艰难”,称编史的这四年是“含辛茹苦的四年”。可见,在搜集材料方面用力颇勤,因而史料详赡,不少历史资料得以保存。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的前身――宁夏省立图书馆1946年使用的书箱实物,1946年马鸿逵发起“献金运动”建设介寿图书馆,1972年低价购回柏林寺近代基督教文献等资料,皆弥足珍贵。现代部分的资料亦不易得,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历次搬迁,纷繁复杂,能将其理出一个头绪,并记录下不少具体资料,留下一些图表,确属难能可贵。当代部分的资料虽较为易得,但若没有图书资料档案管理人员的悉心保存,没有全省同仁齐心协力,也不可能办到。
　　所谓“才”,指编纂的形式和文字的表达能力。史料是治史的基础,但真正的史家应在对史料的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运筹帷幄,将其系统化,条理化,寻求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本书编者在体例结构方面是煞费苦心的。全书分为12部分:概述;人员机构与管理;馆舍、设备与经费;文献资源建设;文献的标引与目录组织;读者服务工作;自动化数字化化建设与共享工程;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协作与交流;业务辅导与教育培训;人物;新馆建设;大事记。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该馆5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艰苦创业(1958～1966年)、曲折发展(1966～1978年)、创新发展(1978～1999年)、全面发展(1999～2007年)四个部分,上限追溯至民国时期。其后十章以板块为根据,横向展开,全面反映了该馆50年来在馆舍、藏书、人员、设备、经费、读者服务、协作协调、学术研究、对外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最后一章以大事记的形式纵向记录了该馆历史上重大事件。附录则简明地介绍了该馆集体接受表彰奖励情况、个人接受表彰奖励情况、工作人员名单、关于该馆的媒体报导、政协委员提案目录。采用这 一编纂形式,编著者们既较为全面地保存资料,又再现其历史演变过程,尽可能为今后的图书馆事业提供更多的有益的借鉴。三个部分互为补充,纵横交织、相得益彰。由于有以上特点,全书脉络清晰,主次分明。
　　本书在史料的编纂上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详近略远,厚今薄古。图书馆事业主要是近几十年才得到较大发展和长足进步的,因而详于当代而略于现代,尤其对新馆建设、搬迁工作大笔渲染。二是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对于图书馆日常工作记录一笔带过,而对于图书馆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专业性转折、里程碑式的工作高度重视,重点记述,如第二章“管理与改革”、第七章中的“自动化、数字化初步建设”、“数字图书馆建设”、“宁夏‘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典型章节,详略得当,点面相应,匠心独运,令人赞赏。
　　至于文字的表达,自然也很重要。章学诚说:“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本书采用纵横交错的编纂形式,且文出众手,文笔功力差异明显,难免有重复冗赘,风格不一之弊。但此书语言朴实无华,但又不失典雅庄重,各章节剪裁得体,衔接流畅自然,无斧藻之迹,各种材料能围绕各章节主题合理选取,无拖沓散漫之感;文从字顺,能做到观点和材料基本统一,可读性也较强。
　　所谓“识”,指的是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也含括历史编撰的客观性原则,都要求在撰史中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实录精神。本书在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等几个方面体现出编著者的理论修养和史德修养,增强了书稿的学术价值。范例中明确指出,“本志编写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如对于长期困扰西部地区图书馆的经费不足问题,编者坦言“1985年至1995年11年间……图书馆购书经费却始终未能增加,一直维持在25万元”,90年代初期在“图书馆有偿服务热潮”中,“在提倡以文养文、多业助文的时期,图书馆成立过一些经济实体,开展经营性活动”。因此本书紧紧把握住时代大背景,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评价的原则,不夸大其辞,不主观臆断历史,忠实地记述了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轨迹,将图书馆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颇具前代史家风范。
　　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是古今历史学家竭力追求的最终目标。图书馆事业是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历史时期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与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种种联系和制约。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本书的编著者们也注意到把图书馆事业放在一个广阔的层面上来考察,各章节前有概述,表明当时社会条件、时代背景。尤为可贵的是,本书较好地展示了该馆50年来的运行轨迹,即从“三无”(无馆舍、无书籍、无经费)图书馆历经磨难、步履维艰,不断发展壮大,发展到现代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藏书容量300万册(件),年购书经费200万元的新信息时代的蓬勃发展的“赛上金凤”(宁夏图书馆的馆徽为金色的凤凰)的演进过程。该书对宁夏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史实的详尽叙述,可以说是宁夏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建国以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该书有助于宁夏图书馆人了解从前,熟悉当前,努力向前,弄清三者的有机联系,判断、确定和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与重点,为其角色定位提供有效依据。
　　作为“史”,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来看,要求编者“才、学、识”三端皆具,能够深入浅出,将各种看似纷繁杂乱的数据、记录、口录,用“探求图书馆发展历史中的规律性”这个最高准则统领,实现推动历史研究进步的真正价值。编者也承认,“史志绝非一般的学术著作,何况在图书馆业界,‘馆志’总是有着太多超文本的意义,这就使我们常怀对这份事功的诸多敬畏、惶恐与慎重,更遑论诸般的格外讲究与严肃。”即使在这份“馆志”面世之际,编者“心中的不安还是有增无减”。作为同行,也是作为较早读到此书的读者,认为此书无论理论价值,还是编撰水平、资料价值都达到相当的高度,添补了宁夏公共图书馆史研究的空白,是2010年图书馆史研究一大力作,非常值得研究图书馆史的同仁仔细阅读。尤其最近几年,我国许多省级图书馆都将以“修典”的方式纪念馆庆,该史定将提供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可供参考的范式。
　　当然,只有站在历史整体的角度,对图书馆的发展进行贯通的比较研究,同时只有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图书馆相比较,才能真正全面、公正反映该馆的历史发展背景,从而系统地总结该馆的历史。本书仅有纵向的和微观的历史比较,从横向的和宏观的角度对该馆发展历史的比较显然做得不够。此外,本书理论的深度还有待加强,材料太多,而议论分析太少。再次,如能在文后增加索引,既可体现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学术特长,也可便于读者查考,定为本书增色不少。
　　瑕不掩瑜,《宁夏图书馆志》一书成绩凸显,对图书馆史的研究和发展大有裨益,值得称赞。至于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站在更高要求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乃是更进一步的期许。笔者殷殷期待其在以后的再版修订中能进一步开拓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欣毅,宁夏图书馆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2]刘响,旧唐书?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3173
　　[3]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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