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技艺

历史学家的技艺篇一：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讲稿》1

历史学家的技艺（为历史学辩护）

这节课我们来介绍一下马克布洛赫的最后一部作品《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的这部作品比较特殊，直到布洛赫离开人世，这部作品一直停留在书稿状态，并未正式出版。因为正在布洛赫撰写此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开战后法国节节败退，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历史责任感和爱国热情的历史学家，已近花甲之年的布洛赫毅然投笔从戎，此后一直到1944年被纳粹杀害，布洛赫一直在为法国的解放事业而奔走，因此他的这部遗作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未能整理出版。直到1949年与布洛赫共事多年的吕西安费弗尔终于将布洛赫的遗稿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然后出版成书，这部作品的法文原版书名应译为《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该书出版后随着年鉴学派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部集中体现年鉴学派史学思想的作品也受到各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出现了多种文字的译本。1989年和1992年台湾和中国大陆先后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考虑到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书名的简洁通顺，海峡两岸的译者都将此书的中文译本定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但实际上，该书的另一个名字《为历史学辩护》也许更能反映布洛赫撰写此书的主旨和写作时的心境。因为布洛赫写此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反驳当时社会上一个对历史学相当不利的观点，这个观点甚至在当今社会也不时沉渣泛起，即所谓历史无用论。

布洛赫在此书卷首谈到自己撰写本书的原因时说到，本书的创作灵感源于多年前他年幼的儿子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历史有什么用？在当时，他并未立即回答儿子的这个问题。然而他并非不屑于回答，并不是认为儿子的这个问题幼稚无聊，而是感受到了这一问题的沉重。他在书中写道：“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果不其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20多年，欧洲就再次陷入战乱浩劫。面对历史悲剧的一再重演，人们不禁要问，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有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和依据都开始遭到社会的质疑。因此可以说战争的爆发不仅将整个欧洲卷入灾难，同时也使历史学陷入了一场社会信任危机。在这样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布洛赫感到作为一个受社会尊重和信任的学者决不能对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所从事的学科的艰难前景置若罔闻，自己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于是他一面拿起枪为法兰西民族的解放而战，同时也拿起笔来为历史学的生存而呐喊。在这部作品的开篇，布洛赫这样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所以这部作品既是一部忧国忧民的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的辩护书。以上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这部作品的写作背景。

作为一部旨在为历史学辩护的作品，《历史学家的技艺》阐述了历史学存在的意义。但布

洛赫的思绪并未仅限于这一目的。他在书中还详细地阐述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具体问题，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布洛赫一生史学思想和治史心得的总结，后来年鉴学派的一些代表性的理论方法如总体史思想、长时段方法等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后来有人称《历史学家的技艺》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

布洛赫在本书的开篇论述了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可以说这是对当年他的儿子所提的问题的回答，也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历史学学科地位的质疑之声所做的回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布洛赫并未一开始就将历史学与某个崇高的目标联系起来。而是从最直接的主观选择因素谈起。他这样写道:“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我想，所有的史学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历史为职业呢? 一般来说，任何人都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然而，每个学者必然对某一门学科特别感兴趣，他们选中这门学科，以便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所谓‘使命’和‘天职’。”于是布洛赫首先肯定了“历史”的自我娱乐价值，承认从事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兴趣而选择的职业，应该说不 失为纯真之言。实际上看看从古到今人类的各种娱乐形式中，与历史有关的内容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对于普通人来说，历史从来都是茶余饭后娱人娱己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历史上的各种轶闻掌故，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都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些内容也正是文学、艺术、影视等文化娱乐形式的重要素材。例如文学，许多文学作品都是以某段历史为题材，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都是专门演绎一段历史。即使不是如此，文学作品往往也要有某个历史背景。如《西游记》是以唐朝玄奘和尚赴印度取经为时代背景。《水浒传》以北宋徽宗年间山东梁山起义军的活动为时代背景。《封神演义》以上古商周两个朝代的更替为时代背景。当然(转载于:wwW.zHaoQt.NEt 蒲 公 英 文 摘:历史学家的技艺)这种情况在古代尤其是古代中国还不是很普遍。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是在明清两代，但这两个朝代都是文字狱十分猖獗的时代，统治者以文字罪人，文人也就不敢乱说乱动，写作的时候往往也不敢给作品设定一个时代背景。因为不仅当朝的事情不敢写，即使是写前朝之事，也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落得个借古讽今的罪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就是模糊的。这一情况就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决定的，因为曹雪芹生活于乾隆年间，而乾隆朝正是清朝文字狱最严重的时期，因此曹雪芹也就不敢给自己的作品设定一个时代背景。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专制王朝的衰亡，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历史才真正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所以文学创作更是紧扣当时的历史，于是涌现出许多与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历史事件紧密相关的文学类型，如抗战文学、革命文学等。外国文学同样以历史为重要题材。

例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以法国大革命后的动荡时代为背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以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为时代背景和主线。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乱世佳人）是以美国内战为时代背景。到电影、电视等多媒体娱乐形式出现后，历史题材同样在其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一方面，大量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或制作成电视评书，使得人们得以立体、直观地感受它们的魅力。例如当年田连元在电视台播讲第一部电视评书《杨家将》的时候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当然，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建立在客观的史料基础之上，存在较多的虚构成分，因此是不能通过它们来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的。然而影视技术的出现却使得在屏幕上再现历史成为可能，这就是历史纪录片。早期的历史纪录片较为简陋，通常只是展示静态的图片，在加上旁白解说。如果是讲述现代历史的纪录片，还能有些影像展示。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制片理念及拍摄手法的进步，许多电视台和制片公司开始按照历史原貌进行复原性的拍摄，以实景再现的方式将历史细节展示给观众。如法国第三电视台的《人类进化史诗》三部曲、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世纪生活》。这些纪录片并不是简单、僵化的说教，而是全景展示相关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政治状况，可看性和趣味性都很强。除纪录片外，近年来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工作者也走出书斋，坐到电视镜头前和大众聊历史。如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晓东在百家讲坛播讲的《失落的古埃及》，北京大学朱孝远播讲的《西方文化史》。这些学者长期从事某一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功底深厚，知识全面，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驾驭，既能深入，又能浅出。观众从他们播讲的节目中既能收获知识，又能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总之历史学绝不是自绝于社会的，对于并不专门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而言，它至少能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

对于以历史学作为自己职业的人，历史学同样能起到娱乐作用。当然这种娱乐作用与对其他人的作用有所不同。历史学工作者从历史学研究中获得的快乐更加深刻，也更激动人心。这种快乐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历史本身获得的快乐。布洛赫在书中认为，一般来说，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历史自身的魅力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激发人们进行深入的探讨，而系统严谨的研究展开之后，其魅力也并不会因此大为逊色。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研究进行到何种深度，都可以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历史是人的活动，历史上人类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明成果、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宏大惨烈的战争场面、历史人物的传奇人生构成了一幅幅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我们在欣赏这幅历史画卷的时候怎能不赞叹它的美丽。而在我们合上这幅画卷，细细回味的时候，又能获益良多，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另一种快乐是从自身的历史学研究工作成果中获得的快乐。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一个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呼吸、水、食物、睡眠、生

理平衡、分泌、性）、安全需求（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情感和归属需要（友情、爱情、性亲密）、尊重的需要（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道德、创造力、自觉性、问题解决能力、公正度、接受现实能力）。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人，能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解决问题能力增强，自觉性高，善于独立处事，能够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总之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人们希望自己能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取得成就，实现理想。在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马斯洛又提出一个“高峰体验”的概念。马斯洛在对许多成功人士进行心理调查时，发现他们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过的一种特殊经历，这种特殊经历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与欢愉的感觉。这种感觉出现时，人感受到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颤栗、愉快和满足感。这种感觉犹如站在高山之颠，感受到的愉悦虽然短暂，但却十分深刻，由此而获得的人性解放，心灵自由，激励他们去更积极乐观地工作、生活，使其一生受益。马斯洛把这种感受称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结合此前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峰体验就是人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成就感。实际上中国古代就有类似于高峰体验的说法，如古人总结的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最后一喜就是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高峰体验。具体到历史学领域。当我们通过努力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创作出一部被同行所认可的作品、乃至在某个历史学问题上提出一个独到的观点时，自我实现的需要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满足，在喜悦之余，看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废，自然会对自己的能力和毅力产生更大的信心，从而对自己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历史学家，都能在这个领域功成名就，大家毕业后也不一定就继续跟历史学打交道。但我觉得同学们将来无论做什么，都应该通过努力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争取成功，使自我实现的需要尽量得到满足。常言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是籍籍无名的过此一生，还是在有限的人生中努力获得几次高峰体验，我希望大家在没事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

历史学家的技艺篇二：历史学家的技艺读感

“为历史学辩护”——读《历史学家的技艺》

“历史有什么用？”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被他的幼子质问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布洛赫撰写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

这部著作原名为《为历史学辩护》。一门学科到了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地步，说明它的存在价值确已引起了众多的怀疑。对这门学科来说，这无疑是极为糟糕的事情。

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不但扩大了几代人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同时也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心理差距，人们头脑中产生了很多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新观念，许多前辈们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为了事实。人们感到自己与祖先离得更远了，有些人甚至认为，祖先对我们已无影响可言。试想，在发明了火柴之后，我们又何必继承钻木取火的方法？多少代人之后，人类社会已发生总体性的巨变，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先辈的历史丝毫无助于了解和解决当前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古代，学者们还能够追求“温故知新”、“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想；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科技等领域落后于西方，我们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人们更是干脆抛开老祖宗的“子曰诗云”，转而学习西方科学以富国强民。这时，历史看上去似乎更没有多大用处，一时间，历史无用论甚嚣尘上。

总的说来，历史无用论者的攻击不外是：历史研究的内容是“过去”，那些支离破碎的事件和变换不定的观点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无多大用处。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布洛赫这部著作恰恰反击了这种观点，他的论述不仅可以纠正人们对历史学的偏见，而且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不是“过去”，“过去”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时间过程，怎能作为研究对象呢？我们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真正支配历史演进的是人类。因此，从本质上说，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及其活动。在各种工具、制度、文件甚至地形地貌的形成和变迁背后，人类无处不在。布洛赫将史学家喻为神话中捕捉人类踪迹的巨人，“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由于史学家希望掌握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他就不可能只局限于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而放弃对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的兴趣。在历史学家手中，时间不是一种单纯的计量单位，而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脱离特定的时间坐标，很难理解任何历史现象，只有在时间的流动中，一切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恺撒用了八年时间才征服高卢，只有将其放入欧洲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才能确定它在编年史中的地位；万户首倡“飞天”之举，只有将他的冒险放在人类航天史的大背景中，才能发现它的伟大之处。否则，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历史上比比皆是的血腥征服和一个自取灭亡的疯子而已。

历史学研究的是人，史学家紧跟着人类的踪迹，从已知的近现代追溯到未知的远古（这种由远及近的研究方法是每个学科都必需的），来研究人类的成长过程。他必然要接触到现代，现代人类的活动自然就成了史学家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同时，现实对历史研究也有深刻的影响，作为生活在一个时代中的人，历史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史学家是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因此，布洛赫建议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一个古董迷可能沉湎于故纸堆，痴迷于古代，不闻世事，但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却是具有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历史与现实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承继关系上都是不可分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同样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密芝勒说过：“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史学家从未见过他要研究的东西，有人据此就断定史学不过是一些空谈，可是要知道，分子物理学家也根本没有见过分子运动，为什么没有人将分子物理学也视为空谈呢？物理学家根据布朗运动的原理研究分子在悬浮状态中的反应，他们未必比史学家掌握了更为直接的事实，史学家们的工作却远不如他们那样被人信任。

确实，史学家们主要研究已成为过去的事件和人物，研究事物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但在历史学家的辞典上，“起源”并不是“开始”，而是“原因”，“历史”这个词原意也不过是“探索”

罢了。但是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常认为“起源”即“开始”，更糟的是，他们认为找到“开始”就是对问题作出了完满的解决，于是，追寻历史的起源几乎成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这种对“起源”的偏爱，布洛赫戏称之为“史学家部落的偶像崇拜”，指出它其实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死敌。历史学应该研究的并非耶稣是否被处死而后又复活了，而是从古至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受难”和“复活”。我们也根本不必为上古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存在的可能性争论得死去活来，因为这些神话产生的原因更值得我们去探讨。乾嘉学派的工作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细致入微的答案，却只能充当真正的史学研究的案引和参考。还有一些所谓的“史学家”，企图以简单的修辞手段阐释人类历史过程中无法预测的偶然性作用。偶然性的计算是以虚构为基础的，凭借已经发生而且无可置疑的事件去猜测它是否可能发生，无非是玄学游戏。库尔曼说：“所谓不可能的事，无非是指该事发生的概率极低。”当然确定性也不是绝对的，但这种计量统计的方法只能用于没有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而且尚未确定的事件。对这些以猜测为能事的“史学家”，布洛赫不无幽默地讽刺道：“《君士坦丁的赠予》并非绝对不可能是真品，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可能是伪造的。从同等意义上来说，猴子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在打字机上碰巧打出《君士坦丁的赠予》或《日耳曼尼亚志》来。”这些无用的“考据”不是真正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人的狭隘的判断癖罢了。

历史长河奔腾而过，一去不返。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评判，还是理解？！长期以来，史学家就象阎王手下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弈喻》）这种态度可以满足人们内心的某种欲望，帕斯卡就曾说过：“我们都愿意象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但是这种评判要受很多因素的干扰。我们知道，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道德规范不同，评判的标准自然不尽相同。史料上有意无意的伪造也给评判带来不少麻烦，纵观整个人类史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作伪史和反伪史。中国春秋时期，孔子这个“天生圣人”就打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招牌作伪，后代徒孙有恃无恐，争相效仿。欧洲从中世纪以来，伪造更是层出不穷，“每个谎言的背后都可以引出一串谎言”，尤其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布洛赫称之为全欧洲都在奏响一支“谎言交响曲”。无意的伪造更是防不胜防，因为每个人的观念和水平都不一样，人的思想受世俗成见及个人水平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他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史学家自身顽固的偏爱也是正确评判的一大障碍……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地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史学家一直带着天使的面具，站在历史的评判席上，而他的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也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难怪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可见，我们的评判是不准确的。要窥见前人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思想就得让位，好去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和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莫泊桑在《论小说》一文中写道：“批评家只应该根据所作努力的性质来评论这种努力的结果，他没有权利过问艺术倾向。”历史学家又何尝不应该这样呢？钱大昕所说的“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正是这种“理解”的思想。

不以今之标准和个人爱憎评论历史，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条件，只有怀着理解的态度，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只有更好地认识了历史，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现实，认识现实，正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对历史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事实已一再证实了布洛赫的论断，证明了历史学无与伦比的价值和历史无用论的破产。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人类必将更重视自己的历史，从而去构筑我们辉煌的未来！

历史学家的技艺篇三：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读书报告

《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读书报告

《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是李剑鸣教授写著的一本关于史学理论的著述，本书于2007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是一部四十余万字的历史研究方法类专著，类似的著述有国内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英国学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著作《历史是什么》等。《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一书大量考察了国内外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论述，书中既可以清楚地看到严耕望先生的治史思想，也能追寻到马克·布洛赫等前辈思想的印记。但内容上较更加广泛，也更加本土化，对国内世界史学习和研究入门起到了很好地指导。相对于《历史学家的技艺》那么薄薄的一本，该书在体积上算是有了剧增。虽然长达40余万字，但是整书结构明了，章节逻辑严密，论述条理清晰，不冗不杂，读起来容易上手，毫不乏味。早在本科入学时，老师为启发我们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就向我们推荐过这几本书。而今再读李剑鸣老师这本时，又有了更深的体会。

全书分12章，从历史学的源流发展到特征、性质，从历史学家的素养到治史的方法，从史料的选择和解读到最后的史学写作规范，作者都有详尽的论述。而我们重点阅读的是第七、八两章。

第七章——史料与史学，作者首先对“史料”做了定义，并梳理了古今中外各家对史料的定义和看法，并向史家提出必须具备“泛史料意识”的要求。随后，引用傅斯年、荣孟源等人的观点，对史料类型做了划分，进而对不同类型的史料的价值高低做了大体判断。随着文明的发展，史料日益扩充，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拥有了更多材料可以做出更多成果，同时也对辨别史料价值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除此作者在肯定史料在史学的基础作用后，对史料的解读——文本考辨和意义阐释以及史料的运用也做了全面的叙述。

第八章内容主要围绕历史解释的构建，从“解释”的含义出发，指出历史解释就是让过去的人和事变成可以理解的知识的过程。历史解释离不开材料的考辨，那么历史解释在历史研究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作者在司马迁、严耕望等人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建构历史解释是史学的核心任务。而在如何解释，即解释的模式一节中，作者认为解释虽有各家的模式和理论，但都与实际操作有出入，更何况

那些固定的理论上的解释模式也各有偏颇。所以，不必固守某种理论模式。解释的前提是理解、理解先于评价也难于评价。对历史的理解，作者推崇陈寅恪等人“同情”（西方学者的“心通意会”）的方法。即便是避免“后见之明”这一错误之后，心通意会也很难让历史学家完全还原历史情境进而客观地理解，但能够通过各家多样化的理解而不断接近原意。构建历史解释不能也不可能局限在单一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上，而要在时间和空间关系上进行广泛的关联。

就这两章而言，作者对史料的地位一节的论述逻辑严密、观点清晰，层层分析，十分精彩。史料和史学的关系历来有争论，但不可否认，“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无从谈及历史”。作者一方面引据修昔底德、吉本等人的观点，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驳了后现代主义史学者极端地割裂史料是史实的关系的观点。但也客观肯定了后现代主义对考证史料的启发作用。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史料的发展一方面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史料对史学也起到了制约作用。而这一原因就在于历史是更重叙事，而稍轻议论的学科。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历史研究中的每一个结论和判断，都必须有据（史料）可考。过分重视议论的治史方法是不科学的，但相反的，对史料的过分重视又容易把历史学引入另一个极端——为史料而史料。正因如此，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历来是史学家们的愿望。

“论从史出”的观点不是片面地意味着史料只是在历史研究中起到证据作用，割裂史料和论点的关系，往往会带来先定结论再来证明的错误研究范式。事实上，史料和观点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始终是在活跃地互动。随着史料的扩充，观点也应该不断地修订。但是这也不意味着研究前的一切假说或主张都是错的，作者提到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史学研究领域也并不少见，关键在于假设只能是出发点而不是研究的结论，求证若不成，假设也就不成立。万万不能一味牵强论证。

读完该书，不仅在对史学认识和学习历史的方法上，我得到了深刻的启发，同时我也深深感到学习世界史的压力。仅七八两章，作者就两处论述了在中国研究世界的困难。其一、在史料的占有程度上，国内外国史研究相对于国外是匮乏的。虽然现今网络科技发达对改善史料贫乏的状况有改善，但在史料的占有程度和解读能力上的劣势仍然存在，这无疑对外国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

在历史的解释和理解上，研究外国史不仅要面对时空的制约，还要突破文化的隔阂，没有“跨文化的同情”，很难向理解前进。当然，有压力才有动力，正因外国史研究困难重重，才更需要逆流而上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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