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世间永喧嚣] 远离世间的喧嚣下一句

发布时间:2020-03-11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打开王书亚的影评之前,我没有想到影视评论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南方人物周刊》开设了一个“电光倒影”专栏,专门评论已经放映的影视经典作品。他们邀请大学教师王书亚来做这个专栏的作者。王书亚一口气为这个专栏写了几十篇文章。结集出版后,便是这本《天堂沉默了半小时》。
  王书亚为此书起了一个很深刻的副题,“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这很有点宏大叙事的意味。王书亚是厌恶宏大叙事的,他只是想从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中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这种评论法太不藏拙,最终他还是成为了历史和道德的仲裁法官。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分上下两部,每部各有三辑。上部的三辑是:罪、义、审判;下部的三辑为:信、望、爱。当然,薄薄的25万字的一部书,是不需要做这些噱头的。若是在过去,确定了顺序一篇篇排下来就是。今天的设计、编排与装帧,都成了图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书亚评论的影视作品,既有中国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埃及的……既有故事片,也有纪录片甚至是动画片。看似国度不限,题材各异,但他的价值取向一如他的副标题所张扬的:信仰与人生。在这样一个崎岖不平、战局复杂的“疆场”上,王书亚调动他的知识和阅读的积累,举凡基督教、宗教哲学、莎士比亚经典戏剧、黑格尔体系、费希特自由论、休谟的怀疑主义、詹姆士一世的宗教改革与迫害、天路客的“五月花”号新大陆之旅、民主宪政的治国理念,人类历史上这些瑰丽的思想宝库,似乎是王书亚的自家百宝箱,他随手取用,游刃有余。他挺枪跃马,杀入纵横交错的复杂思想战场,如入无人之境。读到最后,你终于明白:他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17世纪的最初几年,莎士比亚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他的家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小镇出走了,随着戏班子去了伦敦。在这个大都会中,不知哪一个重大事件严重刺激了莎士比亚,他的戏剧创作全面转型为悲剧内容。《哈姆莱特》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世界仿佛在他面前坍塌,犹如哈姆莱特的仰天长啸:“这个时代脱了节了”。
  自此,《哈姆莱特》成为经典。冯小刚的《夜宴》和张艺谋的《黄金甲》脱不出哈姆莱特的窠臼,也是情有可原。经典的历史价值,就是对生命个体的一般化概括。当它囊括了所有“个别”时,谁还能冲决它的天网呢?王书亚的精到在于他评论《夜宴》和《黄金甲》的哲学意义和历史价值取向。“夜宴”上的残酷杀戮和秋花盛开之夜的血腥对决,既不是杀兄娶嫂的人性堕落,也不是弑父淫母的情欲爆发。中国没有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沉重的生命话题,有的只是对权力赤裸裸的崇拜和攫取。中国可以为争权而死人,极少为爱而流血。
  王书亚是在精神层面上坚守他的一元论的。他认为,生活中应该有价值关怀,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追求大善、真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与神同在”的启示。王书亚说,任何一种二元主义,都刺破了上帝的信实,也是对人作为上帝艺术品的一种羞辱。“如果二元论是真的,善恶一念之间,情欲铺天盖地,那么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撒旦?为什么不能放荡情欲?为什么不能把骄傲进行到底?”
  我不知道王书亚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的背景,但我可以轻易地从他的书中读出他的基督徒身份。他是一个完美的、坚定的道德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他总是要找出电影故事背后的道德审判的法庭究竟在哪里。他评《V字仇杀队》,如果杀人是正义的,为什么心里这么苦。如果审判是公义的,为什么大革命中的刽子手亨利?桑松要偷偷出城,四处找人为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做弥撒。罪的极致,是每个人都当自己是最高大法官。
  王书亚强烈谴责人性的堕落。他深刻分析了描写卢旺达大屠杀的电影《猎犬》。不能认为有人挺身而出,我们的良心就稍有安慰;更不因为有人比我们更怯懦,就给自己套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心安理得了。谈人类的大浩劫,从来少不了中国。王书亚说,“文革”结束后,中国人大致经历了两轮寻找。第一轮寻找迫害者,一旦确定,剩下的就是受害者。第二轮寻找反抗者,人们找到了张志新、遇罗克,知识分子们找到了顾准,然后找到了林昭。这两轮寻找,都是为给幸存者的灵魂系上安全带。
  王书亚的道德批判过于严厉了。他把信仰高高地举过头顶,让它像明灯一样去照亮所有人前行的脚步,去救赎所有有罪的灵魂。“有时候,救赎的确是以死亡的面目临到的。等待戈多,也许就是等待一场霍乱。等待死亡,也许就是等待复活。”“信仰不是打倒奴隶,是将‘奴隶’这种生命的真实处境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搭救人的灵魂。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希望就是同一个希望。”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地上喧哗了几千年。这不知是谁对芸芸众生的辛辣嘲讽。另一个相似的版本是米兰?昆德拉在诺贝尔获奖感言时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思想是生活中真正的黄金。让上帝去笑吧。人类总要思索,思考生命的本原价值。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让思想的碰撞在大地上再喧嚣几千年、几万年吧,不然,生活会多么寂寥。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信仰上帝的。不信上帝,照样生活得很好,照样思考得深刻。基督徒、无神论者、怀疑主义者,都握有自己的真理之剑。以赛亚?伯林始终坚持分析哲学的净化作用,他常常苦恼:“我倒希望自从我说服自己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一个长着胡子的老头,或者总之是某种可以用人类的观念加以想像的个体存在――不大可能之后,还能够说曾经有过类似的宗教情感或宗教经验”,他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对于宗教仪式,伯林也十分地不看重。他认为,这些传统习惯与信仰毫无关系。无神论者的以赛亚,最终成就了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身份。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对于无法言说者,则应保持沉默。”王书亚是聪明的,他把宗教和信仰,基督和上帝,放在一个可以言说的语境中和载体之上。他说了,而且说得很好,说得很有个性,很有激情。他让我们在语言和标准的“陌生化”之外,领略了一种全新的表述方式。所有从事影视评论,或者说,那些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和专家们,都应该对王书亚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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