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安全感,国民如何伤得起?】女孩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一周传媒重点]没有安全感，国民如何伤得起？ 　　 　　本期主持 李洋 　　 　　过去一周，几件重大新闻把一个“伤”字诠释得淋漓尽致，先是湄公河惨案继续发酵，真相依旧扑朔迷离，公民安全感伤口难愈；紧接着，淘宝商城提高“进城”门槛，中小卖家集体抗议，商城变“伤城”；而三天后，佛山两岁女童被撞，18个路人无人过问，再将国人的愤怒心伤推向极点；然而，伤痛并未结束，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9月份CPI同比增长6.1%，食品价格上涨13.4%。生存和生活都如此没有安全感，国人如何“伤得起”？
　　
　　湄公河惨案谜团仍未解
　　
　　10月18日，《北京晨报》报道，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兼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率领的工作组，10月15日下午抵达泰国清莱府，中国公安部刑侦专家与泰方一同连夜开始对遇难者进行尸检。16日上午，双方对遇袭船只进行首次共同现场勘察。至此，这起在坊间被形容为“血案”、“惨死”的事件，真相仍旧扑朔迷离。
　　
　　佤邦？贩毒集团？泰国警察？一周以来，各类元凶猜测仍在持续。泰国军方和警方称，缅甸佤邦毒枭诺坎指挥的贩毒集团，被认为是湄公河枪杀中国船员的幕后黑手。但缅甸佤邦政府当天声明佤邦与事件无关。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真相越是不明，中国公民在湄公河航运的安全感就越差。10月10日大洋网发表了措辞强烈的评论《金三角血案，谁在漠视船员生命》，警告“血案已不止一次发生过，但愿此次能真正让人警醒”。
　　
　　《新京报》也在同一天发表评论提出，“在此‘特殊’地域，应‘特殊’对待，总之，千方百计保护我公民海外安全，任何时候都须摆在第一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发生，它提醒我们：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公民走出国门谋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毕竟，生命比财富更重要。
　　
　　商城变伤城只为“进城费”？
　　
　　上周感到受伤的还有淘宝众多C2C型的小网店店主。10月10日淘宝商城宣布大幅提高技术服务年费和保证金，将原有的每年6000元的技术服务年费提高至3万元和6万元两个档次；同时，商家进驻淘宝商城必须在支付宝账户冻结违约责任保证金，分别为5万、10万、15万三档，这相当于过去1万元的保证金暴涨至5倍到15倍。10月11日晚间，为表示抗议，约7000家中小卖家通过YY网络语音等组织方式，对韩都衣舍、欧莎、七格格、优衣库等大卖家进行攻击，包括利用规则购物、给差评、到货付款或申请退款等，导致这些商家的大部分商品下架“被拍死”。（10月15日《经济观察报》）这一天的淘宝商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伤城”。
　　
　　值得深思的是，网民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明显呈现两极分化。在支持者眼里，这是一场“蚂蚁雄兵”反抗不公的起义，简直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版的“占领运动”。许多网民将矛头指向淘宝发家的“原罪”，认为淘宝的成长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是为了自己壮大而容忍某些中小卖家的不良行为，现在却要赶走中小卖家，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莫名其妙当了替罪羊的韩都衣舍等大卖家自然也深感委屈。无论如何，淘宝商城更改游戏规则后，中小卖家都不该将愤怒和不满直接发泄给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因此，这是一场注定没有赢家的战争。淘宝在伤城的同时，也伤害了弥足珍贵的商业伦理。而这并非中国商务领域的个案。
　　
　　佛山交通案撞伤国人心
　　
　　今年早些时候，有港媒以《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为题，猛烈抨击当下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曾经在内地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广东佛山发生的撞倒两岁女童后逃逸，短短7分钟内，一共18个路人经过，却无一人出手相救或报警，直到一位拾荒阿婆发现后将女童扶起。此时的女童早已奄奄一息。更令人寒心的是，这位阿婆事后竟被质疑是“想出名、炒作”。（10月15日《广州日报》）
　　
　　虽然不赞同拿这18个路人为国人画像，但他们传递出的冷漠还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正如《中青报》所言：“如此世道人心，要经过多少冷漠的沉淀，多少缺德的累积，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形成这么根深蒂固的冷血。”（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从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到前段时间全国热议“老人跌倒能不能扶”，似乎为冷漠找到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简单地发表道德演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此的心态就是―“心痛，但是无能为力；咒骂，然后旋即忘却；指责别人，却放过自己”。（10月17日《扬子晚报》）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反思：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致命的错误，才导致今天这种局面发生。
　　
　　CPI再涨何日能到头
　　
　　继10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9月份CPI同比涨6.1%，食品价格上涨13.4%的消息后，时隔4天，国新办就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1%；这是继去年四季度和今年的前两个季度，GDP连续第三次增速回落。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01元，同比名义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再次用数据说明，居民收入增速无法与GDP增速媲美，更无法与财政收入增速相提并论。发言人如此总结，“国民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CPI如此飞涨，超过国际警戒线已有数月，人民不堪其苦，发言人却轻松淡定，“总体良好”。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预计，冬天菜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食品价格难以下降，而CPI也将继续保持高位。看来低收入、高消费的日子还得接着过。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学教师
　　
　　回音
　　
　　回应A1版：《温州该救不该救》
　　
　　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温州经济不应该救，因为它本来就是民营经济，如果去救它，就是干预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的问题被媒体过分夸大，温州经济的特点就是分散性，是一种平民大众的模式，而且温州主要的资金在外地，本地的工商业对温州模式是非常次要的，就算温州出了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温州经济，更不会影响全国，温州的问题自己可以解决，投资总是有风险的，温州的企业家应该要担起自己的责任。
　　
　　回应A13版：《立法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空间》
　　
　　邓国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草根组织的登记应该降低门槛，而不能进行有罪推定，我们过去都是重登记、轻监管，现在要反过来。我国曾经动议出台《结社法》，但由于一些原因最后没有出台，现在要出台《结社法》或《社会组织法》的可能性更小，因为社会组织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它们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现在最可行的办法是尽快把三个条例修改完善。
　　
　　回应TⅡ03版：《专访余英时：共和之梦首度开启》
　　
　　朱桂英（北京媒体人）
　　
　　辛亥革命的政治性超过其历史性，它成为之后不同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源头。因此，任何谈论辛亥的言说，必然隐含着一种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判断。余英时先生是谨慎治史的大家，心中了然一部中国通史，评论辛亥，自成体系。与大陆历史学者相比，余先生在这篇访谈里多有异调独论。
　　
　　比如，他认为满清专制实为穷途末路，越改越专制，在革命后会自然解体，而非被革命冲垮；严密的政治秩序失调后，民间力量反而成长起来。说到底，辛亥革命，是帝制（专制）覆灭的界碑，之后纵有回光返照，也会被民主大流急冲沉落。
　　
　　外媒看中国
　　
　　要不要救溺水民企？
　　
　　来源：10月18日《金融时报》
　　
　　关于要不要救温州的争论，有些人认为，这是高利贷者们咎由自取的末日，凭什么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他们？而且，即便是救了，也没有一分钱会落到实业者的手中。但据我的观察是：资金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实业的危机，高利贷只是“岸床变窄，水位抬高”的结果呈现。
　　
　　温州高利贷两次爆发重大危机分别是在1986年和1993年，其后十四年时间，高利贷一直存在却未出现重大危机，而浙粤等地民营企业能够迅速壮大，与这里有一个活跃的民间金融环境有很大干系。后在2007年，当民营企业的规模渐大，而地下钱庄市场的规模已经与之不能匹配，当经济环境过热，政府以信贷控制的方式进行调控时，资金需求量在极短的时间内猛然增加，导致地下信贷市场的利息水涨船高，而各企业为了获得“救命钱”，不得不饮鸩止渴，甚至进行了极其危险的“信贷互保”。
　　
　　中央政府虽推出了减半征收所得税等一系列优惠措施以表明积极，但事实上，历次民营企业发生危机，从来没有一次是靠中央政府的政策获得解救的，“放松银根”难以立见成效―况且，七成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与“银根”无关。再说地方政府，欲用土地来解决问题，难度也在增加，不仅在于地方债务剧增，土地价值更是大幅缩水。三说商业银行，用行政性手段和窗口指导的方式“逼迫”银行给溺水者发“救生圈”，显然是不可靠的；如果银行完全听从政府，那么“商业”两字就可以直接去掉。四说企业自救。无论是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还是外贸依赖度的下降，这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达成的。
　　
　　中美关系和亚洲集体安全的未来
　　
　　来源：10月18日《联合早报》
　　
　　亚洲的安全困境，除了中美关系外，更要把小国（或者较小国家）考量在内。在任何地方，小国家需要多边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较之大国，小国的选择比较少。小国的各方面的需要，包括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都要求和大国处理好关系。亚洲缺乏集体安全体系。现存的机制多为经贸关系。尽管存在着一些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但这些机制并没有任何能力来应付亚洲的安全困境，相反，它们有可能随时恶化亚洲的安全局面。要实现亚洲长久和平，亚洲显然需要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一个包括中国、美国和亚洲国家在内的多边集体安全体系。
　　
　　中国周边的小国家更是需要一种集体安全机制，这些国家都在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安全关系的同时追求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安全和经济关系对这些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很多人现在都希望东亚峰会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体系的开端和起点。东亚峰会和传统尤其是冷战时期建立的多边组织区分开来。它是开放性的，不是针对另外一个国家或者集团的，从而不会对外部世界构成不安全；相反，它是通过协调组织内部不同成员的行为而增进互信、减少不信任和安全困境，而实现集体安全。
　　
　　这样一个体系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处。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种集体安全体系，就表明中美两国存在于同一个体系之内，而非属于两个不同体系。这就可以避免冷战期间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对立所造成的世界性的“不安全”局面。处于同一个体系之内，中美的互动可以制度化，可以避免大规模的争霸战争。
　　
　　
　　本周推荐
　　
　　?报道篇
　　
　　温州赌徒：“太太赌博团”与101亿大案
　　
　　作者：刘华
　　
　　来源：10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今年4月，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判决的一个赌博团伙，仅1年多累计赌资即达101多亿元。9月份，龙湾区打掉两个特大网络赌博团伙，抓获参赌人员798人，其中一名富婆就输掉1100多万元。据介绍，太太们的“豪气”远远盖过男赌徒，常常输得精光后向赌场借贷。而赌友之间相互攀比，“输得多却不在乎”反倒成了时尚和高贵阔绰的象征。上海媒体为此惊呼，“温州太太赌博团”是继“温州太太购房团”、“温州太太理财团”之后的又一新生组合。
　　
　　在老板跑路最严重的龙湾区，赌博现象一度处于失控状态。龙湾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伟向记者坦陈，这个本地常住人口不过20万、外来人口却高达42万的辖区，“不仅一般群众参赌，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带头组织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继而引发刑事案件。”如此高暴利、低成本和相对低风险，导致日益猖獗的地下赌场实现了企业化运营。记者了解到，一些与赌交织在一起的黑恶势力逐渐渗入到当地的征地、拆迁、工程项目中，霸居一方制造事端。而在浙江一些地区，一些赌徒形成势力后甚至通过借高利贷、贷款以贿选的方式竞选村干部而后侵吞集体资产。
　　
　　点评：温州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此刻爆出如此大规模的赌博团，确实让人跌破眼镜，那些主张救温州的人，或许观念会立马转向，温州是个无底洞，谁要投钱自己投去，别动纳税人的钱就好。
　　
　　?评论篇
　　
　　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
　　
　　作者：吴敬琏
　　
　　来源:10月17日《财经》
　　
　　“中国模式”的话题，起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了。“中国模式”论倡导者的回答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解释虽然能够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却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如果说驾驭整个社会的强势政府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国有经济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同样拥有强势政府和比如今更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中国的确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然而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正像一些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的，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打破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
　　
　　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政府加强作为的方向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制市场和取代市场？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点评：在地方债危机爆发和温州模式破产后，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日渐稀少，因为人们发现“模式”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而法律与制度必须尊重普世价值和规律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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