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交官夫人的滋味_军爷的外交官夫人

　　大使夫人怎么当 　　 　　张联： 　　　人们总觉得大使夫人很神秘，他们总是衣着考究地陪伴大使参加各种活动，穿梭于名人云集、觥筹交错的盛大宴会。　　　　　　　　　　　　　　
　　可是中国的大使夫人和外国的大使夫人不一样。因为中国的大使夫人往往本身就是外交官，也在使馆担任一定职务，具有双重身份，与其他外交官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仅不能搞特殊化，相反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与此同时又是大使的夫人，常常一下班就要急忙换衣服，陪大使参加各种活动，晚上很晚才能休息，第二天照常上班。也就是说，大使夫人是双重身份，要同时担负两种工作，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大使夫人的角色虽然很重要，但也不能夸大她的作用，从侧面配合、协助大使的工作才是根本。归根到底，夫妇之间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实践中，夫人之间的交流对于活跃气氛、融洽关系、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毕竟还是起辅助作用的。
　　
　　邓俊秉：
　　我随丈夫先后在四个大使馆工作13年的体会是，大使夫人的作用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大使夫人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我认为大使夫人还是应立足于“绿叶扶红花”的地位，不能超越大使的作用。不管大使夫人的职业是什么，都应服从于大使的工作需要，谁让你嫁给大使了呢?其实，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要积极主动并掌握分寸，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比如，大使夫人首先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外交工作，尤其是上层夫人的工作。官方和民间，官方为主；上层和下层，上层为主；在朝和在野，在朝为主。做夫人的工作要注意烧冷灶，只有平时烧冷灶，才不至于临时抱佛脚。夫人的工作一定要持之以恒，一定要做在前头，而且一定要真诚地去做。只有这样，当你受益时才会感到，得来全不费工夫。
　　
　　于志岚：
　　作为大使夫人主要是配合大使工作，起敲边鼓的作用。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对外是受到尊重的大使夫人，但在使馆内部则是普通一兵。随大使出席外交活动，仪表要落落大方，穿着要庄重而不落俗套。要审时度势，和丈夫默契配合。单独出席一些活动如拜会、报告会、参观画展、出席音乐会等等，一定要事先弄清场合、对象、内容，充分做好准备，做到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才能收到既了解对方又宣传自己的预期效果。
　　
　　扎起围裙就是售货员
　　
　　于志岚：　　
　　我在土耳其使馆工作时，为了宣传中国，举办过各式各样的活动。土耳其对慈善事业非常关注，义卖活动很得人心，使团组织义卖时，我们也积极参加。大使夫人出面做全馆的组织工作，并亲自扎起围裙当售货员。义卖的物品有使馆人员自己动手做的炸春卷、豆沙包，还有修复后的青花瓷器等。当然我们要告诉人家，这是修复过的。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买。为什么呢?土耳其人就是喜欢中国的青花瓷。
　　我在法国巴黎工作期间发现，我们对外宣传工作的深度广度还不够。我们国家学习法语的人才很多，而法国人学中文的程度就差得远了。因此，一些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停留在表面和粗浅的程度。我记得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隆在访问中国之前，大使在使馆为他饯行，你们猜他问我什么。他说他觉得中国很神秘，巴黎的华人居住地他都不敢去，他甚至问我：“中国的男人是不是脑后还梳着长长的辫子?”他是开玩笑呢，还是受电影《末代皇帝》的影响，还是真不了解?
　　
　　邵木兰：
　　义卖时使馆所有女同胞都一起行动。通过这样的活动，一方面能够融洽彼此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借此宣传了我们自己。每有外交官夫人回国，我都要开列清单，请他们在国内买些物美价廉的礼品带回使馆，如檀香扇、景泰蓝首饰、小手帕、纱巾等，供义卖活动之需。使馆的随任夫人们平时活动也不多，因此这对他们也是个相互交流的好机会。而且，关心儿童、关心残疾人活动本身就是宣传自己的好机会。在使馆，大使夫人没有用于捐助的专项资金，靠这些勤俭的活动来积攒资金用于捐助也是很好的方式。在埃及，中国使馆每次义卖都是捐钱比较多的，总能排在各使馆的前面。通过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给驻在国的上层人士留下很好的印象。即便现在离休回国了，我依旧参加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也要把爱心献给我们祖国的儿童。义卖活动确实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一第非正式的渠道
　　
　　徐君?：　　
　　津巴布韦独立之初，在如何对待白人问题上穆加贝政府内部存在分歧，执政党民盟领导层中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抨击穆加贝总理背弃革命，向白人妥协投降。穆加贝面临为难抉择。如果学习某些非洲国家，建立政权不久即将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和管理人才的白人扫地出门，就势必会使国家陷于经济混乱，引发社会动荡；但如果不在理论上对其民族和解政策做出令人信服的诠释，那么将挫伤党内，以致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其政策难以贯彻执行。在此为难之际，与我来往较多、身为民盟中央委员的穆加贝夫人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你到我这里来，咱们聊聊天，好吗?”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找我聊什么。
　　到了总理府，穆加贝夫人邀请我去院子里散步。散步时她就将丈夫的为难处境一一叙述给我听。经过进一步了解，我得知穆加贝的为难之处在于，他当时既想搞社会主义，又不能将白人扫地出门。
　　回到使馆，我们就把这一情况向国内汇报了。国内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南部非洲是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津巴布韦的局势，如果穆加贝采取激进的措施，经济势必要崩溃，政局就会动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就决定将十二大报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送给穆加贝，供他参考。不久，穆加贝在正式发言中就提出，要建设符合国情的津巴布韦式的社会主义，并论述了它的基础、条件及未来发展方向。
　　这件事也改变了白人对中国的看法。过去白人认为黑人搞武装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因此对中国存有疑虑，态度上保持距离。此事之后，他们认为中国的见解有助于津巴布韦保持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从而改变了以往的偏见。
　　这件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样一个涉及驻在国内政的话题，大使不便出面谈；从对方的角度看，一国的总理也不便正式找外国大使探讨自己国家的内政问题，而夫人的接触既避开了各种不便，又帮助对方达到了听听中国意见的目的。夫人间的来往起了非正式渠道的作用。
　　
　　于志岚：
　　平时夫人多是做一些深交朋友的工作，看不出它的作用有多大，关键时刻才能显出其重要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打掉法国售台军舰计划那件事。
　　法国早在1989年前就开始酝酿售台军舰一事，我们的驻法使馆也曾找法国外交部交涉，但法方矢口否认。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之后，在西方制裁中国的大背景下，我们得到消息，台湾准备签约的人员已经到了巴黎，密特朗总统要签署售台军舰的合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指示是“坚决斗争，力争打掉”，如果打不掉，就要卷铺盖卷儿回国，以示对法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有损我国家主权的抗议。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我记得，那天大使、参赞们在紧急开会，我呢，就暗中收拾行装了，心想，如果完不成任务，可能就要“打道回府”了。
　　经过研究，我们最终选中了迪马作为开展工作的突破口。首先因为当时迪马是外长，大使有理由找他交涉。其次，迪马与密特朗有特殊的关系，我又与迪马夫人的关系不错。迪马夫人曾跟我说，迪马从15岁就在密特朗家生活。1961年密特朗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主席送给他一对中国织锦靠垫，1962年迪马结婚时，密特朗把这对靠垫送给迪马作为新婚礼物。迪马还经常在早晨陪密特朗吃早餐、散步。鉴于迪马与密特朗这一特殊关系，我们就要求迪马转告密特朗：如果法政府一意孤行，那么“这颗苦果我们不能吃下去”。因为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坚决，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形势最终出现了转机，中法关系得以继续维持和发展下去。
　　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在大使、参赞召开紧急会议时，内政部的人突然到使馆，要面见大使。使馆研究后认为，大使、参赞最好都不出面，倒是可以让大使夫人出面。因为来者的夫人是法国著名东方博物馆的馆长，曾邀请我去参观过博物馆，于是就由我出面应付他。很明显，他是来探听消息、了解中国态度的。我们跟他周旋一阵后，他一无所获地走了。
　　
　　邓俊秉：
　　1998年4月22日，我与周大使到达印度。20天后，也就是5月11日，印度就进行了核试验。中印关系因此而跌到低谷，高层来往也随后终止。然而，中印关系又不可能长此以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又能去找谁做工作呢?
　　在递交国书时，我们结识了总统夫妇。总统就是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后的第一任驻华大使拉纳亚南，他夫人乌莎是位缅甸籍的博士，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即便是这样，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去找她也会很唐突。于是就想到了夫人活动。我们决定元旦前夕搞一次叫“中国之晨”的大型活动。我直接给乌莎拨了电话，向她发出了邀请，她不仅本人欣然同意，还促成总统办公室给周大使来电话，称可以参加活动，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公开，双方媒体不做报道；二、此为双边活动，被邀请的只限于印度一方。这虽与初衷有别，但我们还是答应了他们的条件。1998年12月22日上午11点成功举行了“中国之晨”活动。我们通过此次活动体会到印度总统夫妇是重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
　　
　　明知是苦差事也得去承担　　
　　
　　徐君?：
　　人们对大使夫人们工作的了解不是很全面的，例如大使夫人为外交牺牲自己的事业、放弃自己的职业这些事可能就鲜为人知。夫人的作用实际上也不仅仅局限于搞搞宣传、组织义卖等锦上添花的事情。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和丈夫在西北欧任职，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因工作需要去了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独立后面临很多问题，如贫穷、瘟疫、战乱等。一次，穆加贝夫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空，她说请我去参加一个探视穷苦人的活动。我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请我一同去探望一个麻风病人村落。她还拿出一本英文版《北京周报》给我看，说：“我请你去是想把中国在治疗麻风病方面的成就告诉他们，要把生的希望带给他们，让他们不要悲观失望。”面对这样诚恳的邀请，我不能拒绝。但是，麻风病是传染的，使馆的同志们因此而为我担心，我也怕把病菌带回使馆，甚至国内，造成危害。当时正好有一个国内军医小组在津巴布韦出差，我就去向他们咨询。我对他们说，我不能拒绝邀请，是否有什么防范措施。医生告诉我，不接触一般不会传染，不要吃他们的食品，不要握手。我记住了医生的嘱咐，还悄悄带了个酒精盒，以防万一。然而，我心里越是担心，总统夫人对我就越加关照，一再邀请我和她同车前往。我说完事之后我还有别的活动，坚持要坐自己的车。但她仍然兴冲冲地对我说：“别急，完事之后，我请你吃饭。”天哪!她还邀请了美国、日本等国的大使夫人。确实，病人的处境很艰难，实在令人同情。我的到来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那些残肢断臂的麻风病患者激动地为我们唱歌跳舞，表达对中国能帮助他们的期盼和感激之情。后来，我们国家援助了他们很多医疗辅助用品，效果非常好。通过这件事，我的感受是，为了工作，有时夫人还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邓俊秉：　　
　　1996年，我在雅加达。当年5月要召开一个印尼高级论坛，朱?基副总理夫妇将与会。国内对朱副总理此行非常重视，希望东道主印尼主管统筹部长能够亲自到机场迎接。但这个要求使印尼方感到为难，19个国家派代表与会，其中也有副总理等级别比较高的国家领导人，惟独去机场迎接中国的副总理，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主持会议的印尼统筹部长权力大，地位很特殊，位于各个部长之上。由于周大使和我平时比较注意与部长夫妇的交往，曾经邀请他们一家到官邸做客，部长与夫人亦很热情地回请了我们。然而，这次统筹部长仍对前去做工作的周大使表示：“尽管我们友好，但我得一视同仁。请你们谅解。”
　　在这非常为难的时候，我想起了部长的夫人。我们仅给她送过几次她爱吃的八宝饭，还应邀到她府上品茶聊天，同她的关系比较密切。于是我们就通过她做工作。夫人说：“虽然我不能承诺什么，但我一定积极去做我丈夫的工作，去做我认识的有关部长的工作。我了解你们的情况，也理解你们的考虑。”
　　该做的事都做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接下来只好耐心等待。等呀等，直到朱副总理到达前的几个小时，部长夫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今天下午，我和我的先生会准时到机场迎接你们的朱副总理。”听到这里，我如释重负。
　　
　　穿衣戴帽的尴尬　　
　　
　　徐君?：　　
　　文革期间，反对“封”、“资”、“修”的东西，我们在使馆虽然要参加外交活动，但一律不能穿旗袍、长裙，因为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家都不敢穿。使馆里经常可以看到今天扔出一双高跟鞋，明天又扔出一双。我记得那是在文革期间，有一次应邀去参加法国总统戴高乐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访法举行的晚会。晚会在巴黎歌剧院举行，要求穿礼服出席。该剧院向来禁止女士穿长裤入内，因为那时在西方，长裤被视为运动装，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这是一次官方活动，不出席会引起政治上的猜测。迫不得已，我只能穿上西服长裤随丈夫出席。这下可轰动了。从下车地点到大厅要走长长的台阶。当时我虽心中为衣着立异感到尴尬，但为了国家尊严仍要理直气壮地昂首步上台阶。我记得只听见周围闪光灯“噼叭”“噼叭”地响个不停。第二天，报纸上的标题是《中国外交官穿‘毛服’》。如今，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相信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尴尬，再说穿长裤现在也已成了国际时尚。
　　
　　张联：
　　1975年我随凌青大使去委内瑞拉，有一次应邀出席欢迎西班牙国王的盛大宴会，请柬上写明男士要系黑领结，女士要穿长裙。这可难坏了我们。怎么办呢?当时我们既没有黑领结，也没有长裙，但是又不能不去，最后，凌大使只好穿上一套黑色的中山装，并跟人家解释说，这是我们的民族服装。我呢，裙子倒是有，但也不是符合宴会要求的长裙。想来想去，也只好上身穿西式上衣，下身穿长裤。活动中，人们用奇异的眼光打量我们，那种尴尬劲儿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于志岚：
　　其实，我们都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有时由于条件所限，你还真得牺牲个人的喜好。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中国外交官的收入与国外外交官相比是很低的，不可能购置很多衣服。有时一天要参加两场甚至两场以上的活动，出于礼貌是绝对不能穿同一套衣服的。怎么办呢?我就来一个独创。参加第一场活动时，我把长裙提到胸部，使长裙变成中长裙，外面穿上中式服装，外人不易发觉。第一场活动结束后要赶第二场活动，请柬上要求着长裙，可是又无法回到使馆换装，我就在车里把长裙放下来，这样一套衣服当做两套穿。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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