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中的澳大利亚亚洲政策] 澳大利亚中国矛盾

　　 　　不管澳大利亚在其对外政策文件的措辞中如何强调要把亚洲放在第一位，都不过是“官样文章”。澳政府始终把澳美关系放在惟一重要的地位上，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带着盎格鲁-撒克逊轮廓及其民族和文化烙印的澳大利亚人在亚洲地区总是有点不合群。
　　2002年10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事件，180多名死伤者中澳大利亚人占到92名。澳大利亚舆论认为,这次恐怖袭击的针对性很强，它给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敲响了警钟。《悉尼先驱晨报》等大的新闻媒体更是抨击本国政府对美国亦步亦趋的政策，认为这是招致恐怖分子将澳大利亚人作为袭击目标的最重要原因。反对党工党也指责这是现政府“背冲亚洲，面向美国”政策的恶果。
　　
　　在亚洲扮演的不同角色
　　
　　国际社会对于澳大利亚在亚洲扮演的角色有三种归纳：
　　一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澳大利亚一直试图扮演“亚洲的英国”。冷战结束后，澳对美国的新亚太战略持积极配合的态度，而美军在撤出菲律宾以后，则有意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立足点和后方支援基地。随着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和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美国更有意让澳在南太平洋地区挑大梁，如在1999年的东帝汶国际维和行动中，美国就把澳大利亚推到了前台，委以主导权。此后，霍华德政府又多次表示，澳大利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副手”。
　　二是南太平洋的日本。人们总是把澳大利亚在亚洲的作用与日本相比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的亚太地缘战略是以美日同盟和美澳同盟为南北桩头的岛链战略。在这一点上，日本与澳大利亚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同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曾把日本和澳大利亚形象地比喻为稳定美国亚太战略的两支“锚”。与欧洲相比，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一个有凝聚力的体制。”为建立一个广泛的多边安全体系，2001年7月初，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澳大利亚时授意澳出面倡议建立美、日、韩、澳安全论坛。7月中旬，澳外长唐纳在河内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时，向时任日本外相的田中真纪子提出，撇开东盟地区论坛，另建日、美、澳“非正式对话机制”来协调亚洲的安全问题。唐纳甚至建议把《日美安保条约》与《美澳新（西兰）太平洋安全条约》合并为“澳新美日太平洋安全条约”，使其成为未来亚洲安全机制的基础。但由于其后发生的9.11事件和接下来的反恐战争才使这一提议不得不暂时被搁置起来。
　　三是美国在亚洲的情报站。根据1996年签订的《澳美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澳美双方加强了在情报分享方面的合作，美军不仅扩大了在澳的原有情报基地（如“梯队”监听网络在澳西部杰拉尔顿镇附近设立的大型电子侦察站），还与澳签订了一项为期十年的新协议，澳允许美军在其境内建立NMD预警系统。而且自1997年起,美澳还在澳大利亚的松湾军事基地建立了联合监听部队,负责对亚太各国海军活动的侦察与监视。
　　
　　
　　“背向哪里、面朝何方”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意识形态与地缘环境的矛盾是影响澳大利亚对亚洲国家政策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亚在地理位置上是亚太国家,与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澳大利亚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发起国，是东盟地区安全论坛的积极支持者。目前，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65%是面向亚太地区的，其前十位的贸易伙伴中有八个是亚太国家，其中六个是东亚国家。但澳大利亚有着强烈的西方国家意识，一直强调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思想体系、价值观念都源自西方。因此，澳从来也没有把安全政策的重心放在亚洲。20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先是把安全寄托在英国身上，为了英国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中，其把主要兵力投入到北非战场，导致日军乘其本土空虚之时从海上向其发起进攻。二战之后，澳大利亚在外交上又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政策，为美国参加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在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时，澳大利亚一直把自己当做西方世界在亚洲的代表。例如，1999年澳总理霍华德提出了“霍华德主义”：摒弃与亚洲的所谓“特殊关系”，以国家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利用同美国和西欧关系密切的优势，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有影响的和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再如，在处理巴厘岛恐怖事件时，霍华德总理强调此事件是针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澳大利亚则是亚洲恐怖主义势力选择的代罪“羔羊”。澳还以西方世界代言人的身份奉劝所有“西方人”离开印尼。
　　此外，在巴厘岛事件后，霍华德总理还提出了关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先发制人”战略并考虑派军队到东南亚国家参与反恐斗争的说法。此言一出，引起了除日本之外亚洲国家的普遍不满。其后，在澳大利亚的影响下,澳和一些西方国家接连关闭驻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使馆，并反复警告国民不要到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旅游。澳政府还对一些穆斯林民居进行强行搜查。这些行为在东南亚国家看来无疑是“过度反应”(梅加瓦蒂语)和“没有必要的”(马哈蒂尔语)。澳大利亚的这一系列做法也导致了2002年在金边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没有批准澳大利亚要与东盟开展“10+1”对话的申请。
　　目前，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如果澳大利亚确实有意更深入、更持久地与亚洲打交道，需要立即做三件事：首先，必须打消不太愿意与这一地区打交道的念头，而与其开展大规模的公共外交活动；其次，政府需要在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保持平衡，不要把自己置于美国的地区利益代理人的地位上；第三，在打击本地区恐怖主义时，政府需要采取更加精明和更为有效的外交手段，不要让人觉得对伊斯兰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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