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步入新的上升周期:周期信号上升时间

　　 　　通过战略定位的明确和信心的加强，香港的市场经济具备了周期性反弹的基础。由于政策作用到位，发挥了香港的既有优势，香港经济的这次上升具有可持续性，并极有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长期上升周期。这样，解决那些结构性问题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
　　 自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６月底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ＣＥＰＡ）后，半年来香港经济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股市节节上升、成交量不断放大，楼市止跌回升，失业率、破产率见顶，就连屡受国际投机者冲击的港元汇率也转强，以致需要特区政府的金融管理局抛出港币以平抑汇率的上升压力。由于香港经济经历了金融风暴后六年的痛苦调整，许多人认为香港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结构调整的进展，香港依然面临种种挑战。但笔者认为，香港经济已基本走出过去六年的低谷调整阶段，很快就会、甚至已经步入了新的上升周期?穴第三季度的ＧＤＰ增长率高达４％?雪。这次好转，不是中央政府单方面“送大礼”的结果，而是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切合了香港内部的市场需求，从法律上解决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定位问题，在心理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全面启动了香港经济的新周期。
　　
　　这次经济好转有强大的周期性因素
　　
　　 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风暴及泡沫经济破灭后，香港经济面临周期性下降和结构性调整的双重压力，其调整的难度和时间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也在不断消磨着人们的心理承受力。２０００年，香港经济曾出现周期性回升，但由于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当年１０．２％的全球最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体现为民生的改善。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劳工市场、资本市场都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房地产和劳工市场的失衡体现为泡沫经济造成的价格刚性难以达到“市场出清”的均衡价位，资本市场失衡体现为２０年不变的联系汇率严重侵蚀了香港的竞争力。一次性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最简单方法是港元与美元汇率脱钩并贬值，但这种做法风险太大。于是，房地产和劳工市场只能通过价格下调的通缩方法来缓慢恢复平衡。在全球性通货紧缩的背景下，香港内部资产缩水、工资下降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最终，这种压力体现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财政年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达ＧＤＰ５％的财政赤字。在居高不下的赤字威胁下，香港的财政储备逐年减少，出现坐吃山空的危险，反过来它又会威胁到联系汇率，影响到香港的长远发展。因此，财政赤字压缩了香港调整的时间，但为了消除财政赤字的隐患而采取的紧缩措施又进一步压低经济增长率，压缩了香港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回旋余地，这一切都令人们对香港经济的信心指数进一步降低；三月份以后，ＳＡＲＳ的严重冲击，进一步加速了香港经济周期探底的速度。
　　这种情况下，从周期上看，香港经济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恶化的地步：楼价比高峰期下跌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股市下跌，香港整体的资产损失惨重；工资水平大幅度下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从原来的１万多港元下降到７０００港元的水平），香港居民因信心丧失而不敢消费，持续５０多个月出现通货紧缩。因此，在客观后果上，这种恶化局面和市场心理给政府的刺激措施提供了新的空间。如果此时政府的刺激措施能切中肯綮，就可能重振香港内外的信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极泰来，ＣＥＰＡ正好在这个背景下出台了。
　　
　　CEPA从法律上保障了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联系，解决了香港经济未来的定位问题。
　　
　　 香港经济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取决于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良好的战略定位。回归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美英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将香港从自己的圈内剔除。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资本都高度关注中国，但传统上作为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窗口的香港，不仅没有因自己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而在经济上享受到更优惠的待遇，反而因中国内地逐渐开放和加入ＷＴＯ而不断丧失自己原有的中介地位。另外，香港缺乏强大的技术力量，无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资讯产业革命中为其传统的经济腹地珠江三角洲提供新的增长动力。而香港所拥有的法制、开放、自由、与国际接轨等传统优势又无法与中国内地接轨，难以落实和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国两制”只是从政治方面解决了香港的定位，但并未从制度上涉及香港经济的定位，ＣＥＰＡ填补的正是这么一个空当。
　　在ＣＥＰＡ框架下，香港和内地之间建立起了超越ＷＴＯ一般规则的更紧密经贸关系，从制度上保障了香港可以从不断开放的内地经济中率先获得好处，从而在世界经济中为香港经济确立了新的定位。ＣＥＰＡ同时也开启了内地各省市领导加强与香港合作的先例。而且，ＣＥＰＡ的措施充分考虑了香港和内地经济在新形势下的互补性，内地对香港的开放幅度超越世界上一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大幅扩展到香港最强的、内地最缺乏的服务业。这些措施，不仅是对香港的帮助，对香港经济的输血，而且是以香港在国际化、开放和金融方面的优势来帮助中国内地经济更健康和更稳妥地参与全球化。这种新的互补性有助于香港再创新优势和形成新的战略地位，并且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香港将继续扮演会“下金蛋的母鸡”的角色，为中国内地经济的下一步开放提供新动力。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终于理顺，基本上解决了香港未来发展的腹地问题。
　　
　　过去２０年来，粤港合作是广东和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内地开放的前十多年，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而广东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中国的经济第一大省。但回归之初，由于结构调整等因素，香港对珠三角的辐射和拉动能力大大降低，“群龙无首”，导致香港、深圳、广州之间的关系竞争的因素越来越多，在以广州南沙开发计划为代表的广东自主发展模式面前，香港“无用论”的调门很高，香港确实也出现被“边缘化”的危险。另一方面，１９９７年以后，离开了香港拉动的珠三角经济同样徘徊不前，在与长三角的竞争中初显颓势。
　　以张德江为首的新任广东省领导人，重新确定了粤港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大珠三角概念，再次确定了“前店后厂”的模式，使广东的制造业和香港的服务业相结合，发挥作用，实现双赢，共同打造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生产基地。这个提法实际上是退一步进两步的高明策略。它紧随中央政府的部署，明确提出保障和发挥香港的优势，确保香港经济（其实就是服务业）的长期繁荣稳定。一旦香港经济回升，必然会给广东经济带来新的机遇。此外，更重要的是，它强调ＣＥＰＡ的作用，也希望将ＣＥＰＡ中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落实为广东自身未来的政策优势，以重现广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潮流的情形。如果香港与珠三角的经济互动又可以恢复良性循环，香港内部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等长期结构性矛盾，就有可能在这种合作中逐步消化。
　　
　　“个人游”引发信心转强
　　
　　香港经济和市民信心转强的直接诱因，是广东、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到香港旅游。“个人游”不单带来香港旅游、零售、餐饮和酒店业务的回升等直接效应，这种人员流动还带来了大量的商务活动等间接效应。该措施的关键是开启了内地居民向香港的（相对）自由流动，与人流相关的资金流也必然同步启动。在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逐步实现双向或准双向流动之后，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必然出现一个准双向的“商务流”，一个具有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制的香港，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到中国内地经济成长的好处了。
　　“个人游”等政策，表面上看是内地在帮助香港，但实质上，是因为它们切合了香港经济的脉搏，能够有效发挥香港的基本制度的潜在优势；反过来，这正表明了香港对内地的推动作用。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转化为香港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进而转化为香港内部经济持久发展的动力，达到双赢的目的。因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必须放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在这个条件下，“一国两制”架构的优势才能够发挥出来，“一国”是香港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两制”则是发挥香港优势的保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过去几个月香港经济的好转，属于根本性的改变，其关键在于国际社会、中国内地、香港居民对香港信心的加强，在于香港战略地位的重新确定。通过战略定位的明确和信心的加强，香港的市场经济具备了周期性反弹的基础。由于政策作用到位，发挥了香港的既有优势，香港经济的这次上升具有可持续性，并极有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长期上升周期。这样，解决那些结构性问题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
　　 过去几个月香港经济反弹之快，能量释放之迅速，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这说明，香港的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秘密，仍需要从北京到香港、从政府到民间、从商界到学界的不断探索，“一国两制”的尝试和“东方之珠”的辉煌，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不断前行的。反过来，有关方面对香港市场经济的探索，同样有益于中国内地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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