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的跨世纪审判] 卢旺达币兑换人民币

发布时间:2020-03-13 来源: 历史回眸 点击:

  12年前,卢旺达发生了一场人类罕见的浩劫。在那场浩劫中,犯罪者众多,因此,漫长的大审判至今还在延续。      就在举世关注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审判的时候,卢旺达境内境外的审判也在持续。
  
  惩治罪犯是为了民族和解
  
  12年前,即1994年4月,非洲小国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近12年来,卢旺达民族团结政府一直致力于国家重建,但是,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在“大屠杀审判”的同时,如何促进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的民族和解。
  大屠杀结束后不久,新的卢旺达民族团结政府就要求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1994年11月,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于坦桑尼亚北方城镇阿鲁沙;1996年1月,由十名法官组成的法庭正式开庭,法庭全称为“联合国起诉1994年在卢旺达境内所发生的或者由卢旺达国民在邻国境内所发生的有关严重违反种族灭绝罪行以及国际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
  法庭迄今已经审理了22个案件,还有20个案件正在审理之中,逮捕了69个大屠杀主要嫌疑犯,其中已经给20个人定罪。2008年闭庭,部分案件将被移交到卢旺达司法部。
  2002年9月6日,法庭开始审判包括前国防部长巴格索拉、三名高级军官在内的多名嫌犯,这些人被控是策划和实施大屠杀的主犯,也是该法庭审理的最重要案件。前国防部长被指控为策划大屠杀的核心人物,是他下令对图西人大开杀戒。不过,65岁的巴格索拉和其他三名军官始终抵制法庭审判。
  前负责家庭和妇女事务的官员尼拉马苏胡科是惟一一名重要女嫌疑人,有56人出庭指证她煽动胡图族极端分子强奸“所有图西族妇女”,法庭认为,这种煽动行为等同于她本人也实施了暴力行为。与她同时接受审判的还有她的儿子、两名南部地区政府官员以及两名前任市长。
  法庭审理的另一宗重大案件是“仇恨媒体案”。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将卢旺达同文同种的两个兄弟族群――图西人和胡图人分成“优秀种族”和“劣等种族”。这一伪学说在卢旺达社会影响至深。自1990年起,占据政府核心、自称为“胡图人力量”的激进胡图人“精英”,将图西人妖魔化,诽谤他们是叛国者。“精英”们借助当时的主要媒体广播电台,向胡图人灌输这些思想,还说图西人可能对胡图人实施“种族迫害”。在“精英”们的煽动下,大批头脑发热的胡图人拿起砍刀,挥向了自己身边的图西人,包括他们的老师、邻居甚至妻子。2003年12月3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判处三名前媒体负责人利用各自掌控的媒体共同策划、煽动和实施屠杀图西族人罪名成立,其中两人被判终身监禁(法庭上最严厉的刑期),一人被判35年监禁。这宗案件是国际法庭首次对媒体进行审判的案件。
  不过,刑事法庭的审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法庭甚至曾与卢旺达政府出现龃龉。
  咖嚓嚓法庭:革命性司法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除了对一些大屠杀的组织者、头目、极端杀人犯以及强奸犯等一级主犯进行审理外,对参与大屠杀的一般嫌犯也进行了审判,共有140人被判处死刑,仅1998年5月,就公开执行了22例。由于大屠杀本身是一次复杂的、有太多人参与的群众性犯罪,而卢旺达司法体系又遭到严重破坏,合格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也极其有限,至2001年7月,法庭虽然已对5500人进行了审判,但是,仍有10万名嫌犯被收进19个监狱中待审,如果按这样的速度计算,卢旺达得需要20年时间才能完成审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咖嚓嚓法庭――一种被称为是“革命性司法”的补救方案出台了。大屠杀的组织者、头目、极端杀人犯以及强奸犯等一级罪犯由国家司法系统审判,其余嫌犯则由咖嚓嚓法庭在村、乡、县各级由民间推举产生的法官和陪审团审理。“咖嚓嚓”在当地语中是“草”的意思,传统上,一个村庄的民众往往聚集在一片草地上解决各家庭之间的纠纷,每家每户的家长都是法官,故称咖嚓嚓法庭。卢旺达民族团结政府已在全国建立了9000多个咖嚓嚓法庭,同时,还创建了一支保护法庭的国家警察部队。
  咖嚓嚓法庭旨在促进民族和解,只有促进民族和解,才能使人们生活在和睦之中,才能把建设国家的希望重新带给所有的卢旺达人。国际上很多政治家、观察家称咖嚓嚓法庭为伟大的社会实验,具有特别的历史警示意义,它是卢旺达处理自己特殊问题的一种创新。
  2005年9月13日,咖嚓嚓法庭以大屠杀的煽动者和谋划者的罪名起诉比利时神父休尼斯。休尼斯神父自1970年起住在卢旺达,大屠杀之前是卢旺达杂志《对话》的编辑,他被控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煽动大屠杀的文章。1994年以后,休尼斯神父定居南非,2005年9月6日路过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时被捕。这一案件是咖嚓嚓法庭运转以来审判的较为复杂的案件之一,也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
  
  法庭之外的公正与和解
  
  今天的卢旺达,随处都可以见到具有警示意义的标志,例如曾经是“屠杀场”的学校、教堂如今都插上了白色十字架或者一面标识,上面写着“永远不忘”。在崎岖的山路上,也可以见到铁皮房的农舍,它们是幸存者们为存放遇难者的遗体专门搭建起来的,偶尔有参观者前来敬拜、祈祷。2004年4月7日,在大屠杀10周年之际,为悼念遇难者而建立的基加利纪念中心揭幕,约20万遇难者的尸骨从大型墓坑中被挖掘出来后重新安葬在这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点燃象征团结与和平的火炬,表达了卢旺达人告别过去、友好相处、重建国家的愿望。
  为了尽快愈合族群关系上的创伤,卢旺达现政府禁止在公开场合提及卢旺达人的族裔属性,在很多公共场合和集体活动中,“卢旺达人”已经成为共同的身份属性,人们也在越来越多地接受这种身份意识。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卢旺达最受欢迎的足球赛事中。十年前,足球场曾经变成了屠杀场,2004年1月,图西人和胡图人已然肩并肩,组成国家足球队,参加在突尼斯举行的“非洲国家杯”足球赛。
  
  国际社会:十年前和十年后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时,国际社会普遍漠然,为了推卸责任,都极力将此次大屠杀描述为非洲国家惯常的流血事件。
  十年后,一切似乎都变了。2005年6月,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访问卢旺达,为自己作为美国总统在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上的失误道歉。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当时主管联合国维和部队)、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莱特都曾主动对卢旺达人民表达歉意,并且承诺不让悲剧重演。在大屠杀10周年之际,联合国规定,每年的4月7日为“国际反思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
  卢旺达的“大屠杀审判”在境外也在持续。比利时曾是卢旺达的殖民宗主国,大屠杀发生后,很多卢旺达人逃亡比利时。1993年,比利时通过一项法律,授权比利时司法机构可以对违反国际人道法四个公约的事件进行起诉。
  卢旺达是非洲国家中基督教化程度最深的国家,约6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因而,宗教界人士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颇值得关注。不管从精神的诉求还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教堂都被公认为是最好的庇护所。遗憾的是,在1994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教堂往往成为最大的屠杀地,教士们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脆弱、阴暗的一面――要么坐视教堂内发生的一切而无动于衷,要么成为屠杀者的同谋。2001年,比利时法庭审理了卢旺达四个天主教神甫和修女的案件,他们被指控把图西人引进教堂,然后秘告胡图人,胡图人赶到后往教堂里面扔手榴弹,使里面的人都葬身其中。法庭裁定这几个人犯了战争罪,判他们12年到20年徒刑。
  比利时的判决打破了国际刑法上一贯采用的属地、属人管辖权原则――罪行发生地在卢旺达而非比利时,被起诉的四个人国籍是卢旺达而非比利时,被他们杀害的也是卢旺达人而非比利时人。2003年比利时对该法律进行了修改,但比利时法庭仍可以对在任何地方犯下战争罪的任何人进行审判,只要居住在比利时。2005年5月,一家比利时法庭以战争罪对涉嫌参与大屠杀的另外两名卢旺达人进行了审判。
  2005年10月,加拿大皇家高等法院也根据2000年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对一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卢旺达人进行了逮捕和审讯,起诉这个人犯有大屠杀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七宗罪。
  不管是出于良心的不安,还是更为现实的考虑,美国向卢旺达国际法庭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经费,美国还悬赏500万美元奖赏那些提供在逃凶手线索的人。2004年5月7日,被指控制造了数万人大屠杀的凶手姆尼亚卡兹就是被悬赏后抓获的。不过,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数次指责美国不履行承诺,在承诺给国际刑事法庭的2.12亿美元经费预算中,1.5亿美元尚未兑现,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多达140个联合国成员国没有履行其财政义务。2004年6月,因为严重缺乏资金,法庭曾一度几乎休会。
  在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上一直颇受指责的法国,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提供了700万美元资助,成为该法庭预算的主要分担者之一。另外,法国还为这个法庭提供了技术性帮助。
  非洲联盟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目前,被通缉的参与大屠杀的主要在逃嫌疑人多数藏匿在刚果(金)东部地区,因为两国关系以及刚果(金)内部政治局势等复杂原因,抓捕行动有一定的难度。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2004年着手建立“刚果(金)―卢旺达问题联合调查机制”,意在帮助两国缓解目前的紧张关系,同时及早使在逃嫌犯归案。
  近几年,反应大屠杀的作品陆续在世界各地发表。美国一记者1999年出版了《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来自卢旺达的故事》一书,作者多次前往卢旺达采访。2005年1月24日,由海地电影制片人贝克执导的影片《4月的某个时候》在卢旺达公映,1.8万名卢旺达人观看了第一部有关大屠杀的电影。影片主要通过一个卢旺达家庭在那场恐怖中所遭遇的命运,讲述劫后余生的人们十年来如何努力走出阴影、而这种阴影如何挥之不去的故事。另一部震动世界、更震撼卢旺达人自身的影片是好莱坞电影《卢旺达旅馆》,大屠杀11周年之际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和平体育场举行首映。影片讲述了一位卢旺达的“辛德勒”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自己在基加利的旅馆救出了上百名图西人的故事。
  从1999年开始,美国人安妮?阿格尼昂深入到卢旺达社会中,关注人们如何走出那场难以想像的悲剧的阴影,关注幸存者和杀人者如何共同生活在卢旺达的蓝天下。2003年,她拍摄的第一部记录片《咖嚓嚓法庭:致力于卢旺达的新生活》,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费里尼奖。拍摄时,咖嚓嚓法庭正在受到美国和西方媒体的质疑,但瑞士、奥地利和比利时给予了她足够的资金资助。2004年4月7日,在大屠杀十周年之际,安妮的另一部记录片《在卢旺达我们明白,那个家庭不再谈论死》举行首映。
  
  阅读背景
  1994年4月6日凌晨,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在回国途中,其座机被不明飞弹击落,机毁人亡。后来调查证实,胡图族激进分子因不满哈比亚利马纳准备与图西族政党签订权力共享协议,所以制造了这起暗杀事件,并掌控了政权。从4月7日开始,胡图族军阀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他们以灭绝卢旺达境内每一名图西人为己任。在接下来的100天内,至少有80万人?穴卢旺达1/10的人口?雪被残杀,平均每一分钟即有五人遇害,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大砍刀这种最原始的工具杀害的。参与屠杀的除了军人和民兵外,还包括医生、教师这样的普通市民,甚至有信仰“基督之爱”的神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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