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秩序与效率]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

　　 　　到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人，都会为其良好的交通秩序而感慨。在这些国家城市的十字路口，即便是在深夜或清晨车辆、行人极少的时候，红灯亮时人们都会规规矩矩地停车止步等待绿灯亮起。甚至在红绿灯坏了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闯红灯，而是一定要等到有人把它修好才通行――也许你不信，但这的确是真的。相比之下，很多国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实在是令人汗颜。难怪西方人那种对规则的恪守，在不少中国人眼里竟成了“保守”的象征。
　　然而，这种在基本规则和秩序上的“保守”，恰恰是效率的基础和源泉。有些国人闯红灯、不愿受规则约束的做法，看似是在追求效率，实际上却使交通阻塞问题愈演愈烈，交通事故居高不下，结果大大降低了社会效率。另外，不遵守秩序的行为导致社会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维持秩序，无疑又增加了社会成本；对个人来说，虽然闯红灯节省了那么一点时间，看似提高了效率，但却承担了巨大风险，使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失去安全感的代价――由于有人闯红灯，所以即使在绿灯状态下过马路，人们也不得不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提防那些“从天而降”的违规者，即使遇不上事故，也要付出精神上的巨大代价。
　　秩序井然，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秩序与效率并不是天生的。秩序和规范在开始时需要倡导和强制命令，依靠奖惩等外部支持。久而久之，规范被内化，成为人们的共识。秩序和规范的维护，除了严格的法治外，还要辅以良好的公民道德教育。在新加坡，严厉的惩罚（包括高额罚款）成为其良好秩序的一个重要保证。在俄罗斯，人们的规则意识很强，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在公共场所也自觉排队，没有人大声喧哗。再比如，柏林的地铁站无人售票，也无人查票，但人们却自觉地到自动售票机上买票。市民的道德自觉和文明，不仅体现了城市的形象，而且由此带来秩序与效率，这恐怕是市场经济下多少制度设计的“管制”都带不来的。
　　中国的城市建设，在硬件现代化方面无疑取得了巨大成绩。然而，在追求硬件“高大洋”的同时，在人的现代化――即人文素养和文明习惯的培养等方面却做得远远不够，以至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谈到筹备奥运会最困扰他的事情时坦言，“市民参差不齐的素质”是他最担心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成员对其最基本的共同规则（规范）的遵守，也决定了这个社会整体的秩序状态和效率水平。中国人把交通规则看作小事而相当随意，其实正是这种看似小事（如闯红灯）中的“经验”，往往会形成心理积淀，成为违反各种社会规范或者有效规范难以建立的根源。
　　规范是行动的前提，个人根据社会规范而行动。相对稳定和有效的规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它能够通过推动人际间的协调与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能有效克服“搭便车”等集体行动上的困境，在公共物品的创建、维护和使用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有效的规范有时也可能会导致相应领域里创新精神受到压制，成为一种“保守”因素。但是，相互合作的规范往往是创新的基础和来源，它有利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有利于科学技术和制度上的合作创新，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信用缺乏，而缺乏有效规范或对规范的遵守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无疑增加了交易成本，妨碍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地方尽管有相当优惠的政策，但由于信用差而很少有人去投资，因为企业更看重的是赖以发展的稳定的预期、安定的环境和诚信体系等社会资本方面的东西。
　　目前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不公平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社会规则的不公平或对规则的破坏，由此导致了社会结果上的不公平。这也是引发社会不满和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根源，这又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和社会活力，必然会使社会整体效率降低。
　　另外，我们社会中正式规则的缺乏或对正式规则的不遵守，客观上也造成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组织、社会成员把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拉关系”等“非生产性努力”上，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效率。
　　因此，对于正处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对社会规则和秩序等价值的坚持，以及对破坏这种价值的行为的抵抗，既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也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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