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为何蹈海] 陈天华照片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1905年12月8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一个名叫陈天华的中国学生因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的攻击,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
　　事情的缘起是: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出于对留日学生革命行动的恐惧与防范,清朝廷与日本政府暗中勾结.该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准予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其中有限制中国学生求学自由的规定,引起中国学生抗议｡由于反对无效,事态愈演愈烈,最终升级为中国学生联合罢课,集体归国｡与之同时,日本报刊竞相发表幸灾乐祸､不负责任的文章,比如该年12月7日,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就发表了报道,污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力“薄弱”｡正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刺激,陈天华不惜以命相搏｡当晚,他伏案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绝命书》｡
　　耐人寻味的是,长达三四千言的《绝命书》几乎没有一句抨击日本的话,通篇悲情激荡的文字都是由日本报纸的“放纵卑劣”而发｡关于自杀的理由,陈天华交待得很清楚:因为自己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空谈救国,人皆厌之｡惟有以死报国,使学子们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中国或许可以不亡｡在陈天华看来,中国学子的“非行”,与亡国有着内在的联系:“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此之结果,不可想象｡”
　　陈天华的自杀救国没有后来的抗日英雄的那种壮烈,因为它面对的,主要不是敌国的日本,而是自家的同胞｡1905年,正是中国国运衰败到极点之时,日本与俄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得不可开交,自称“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却无心抗争,亡国之象,昭然若揭｡
　　日本与俄国,一个是新兴的暴发户,一个是西方老牌帝国主义,都对中国虎视眈眈｡然而,由于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又是亚洲惟一摆脱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同情的天平自然朝它倾斜,尤其是日本以弱胜强､打败俄国,对中国人更是一种鼓舞｡于是,在亡国亡种危机的强烈刺激下,有识之士就把日本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陈天华也不例外｡
　　其实略早于此前,陈天华已经写过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警世钟》,与《绝命书》的内涵完全相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陈天华替中华民族写下的一份关乎生死存亡的“绝命书”｡在这篇洋洋二万余言的长文中,作者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与可悲下场,呼吁中国人去掉奴性和劣根性,焕发血性,团结一致,不惜生命,反抗异族侵略压迫,摆脱亡国灭种的可悲命运｡显然在陈天华的心目中,以汉族为核心的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舍此别无他路｡这种趋于极端的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无疑是受日本启发的结果｡事实上,在《警世钟》里,伴随对民族劣根性的揭发批判,日本处处成为中国的正面对照,作为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志士,陈天华眼光所及,是日本人的爱国,他还将之视作日本强盛的法宝和中国必须接受的灵丹妙药｡然而,对日本人何以“爱国”,他远未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倒是文中一段颇具戏化色彩的描写,无意中触及了事情的本质――
　　日本国从前信奉儒教,有一个道学先生门徒很多,一日有个门徒问先生道:“我们尊重孔子,倘若孔子现在没死,中国把他做为大将,征讨我国,我们怎么做法呢?”先生答道:“孔子是主张爱国的,我们若降了孔子,便是孔子的罪人了｡只有齐心死拒,把孔子擒来,这方算得行了孔子的道｡”
　　这表明,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孔子思想进入东瀛岛国后发生异化,变成一种实用性的工具,所谓“孔子主张爱国”,完全是日本人为我所用､偷梁换柱的篡改｡孔子主张仁政,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与狭隘的爱国主义刚好相反｡然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在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下,陈天华无暇从道德上辨明是非,正如他主张的那样:“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也｡”
　　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陈天华既反对亲日,也反对排日,而是力主自强不息｡在此基础上,陈天华进一步发挥,道出了国际生存竞争的严酷法则,撕毁了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温情脉脉的面纱｡陈天华对当时中日关系非常悲观,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忧虑和绝望,正是这,驱使他走上了自杀救国的不归之路,而这一行动本身,未尝不是“学日”的结果｡
　　可畏的东瀛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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