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接轨：接什么？怎样接？ 我国石油价格同国际接轨

　　时间：2007年2月26日 　　地点：世界知识出版社 　　主持：王亚娟 《世界知识》杂志编审 　　嘉宾：江时学 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周世俭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
　　谭雅玲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研究员
　　王?生 中国前ＡＰＥＣ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车 耳 中信集团前驻纽约总代表、前驻法国首席代表；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国际业务总监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光临今天的“世界知识茶座”。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与国际接轨”。这句话近年来挺火的，在今年央视春晚的小品中还出现了。前些日子我在“百度”上搜索“与国际接轨”，查看了大约50个页面，内容可谓五花八门：不仅有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体育等方面的“接轨”，就连吃饭、上厕所方面也有“接轨”问题。有件事儿挺可笑的：一个老先生不满某家公司给出的“我们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解释，着实调查了一番，结果发现，世界上如此行事的只有南亚地区的某个国家！
　　当初中国入世时，有些人动辄就说“这样做也是入世的需要嘛”，因此就有人评论道“入世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现在似乎又有了“接轨是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的意思。然而，有些基本问题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比方说，接轨到底“接”什么？这儿说的“国际”是指什么？是有选择地接还是统统都要接？有人说对自己有利的就接，不利的就不接，这样行不行？还有，是不是有人借接轨问题在“忽悠”我们，怎样认识、解决这件事情引发的国际、国内问题，等等。这些都要搞清楚，否则，就可能“接”出病来。
　　江所长是从事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的，而“接轨”问题也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就请江所长先说说吧。
　　
　　与国际接轨包括两个层面
　　
　　
　　江时学：很高兴猪年一上班就来到“世界知识茶座”，那我就先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与国际接轨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与国际规则接轨，二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国际规则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多边组织通过文字形式确定的制度或章程；国际惯例则可以被视为国际上公认的或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规和行为方式。
　　先说国际惯例。国际惯例经常出现在人际关系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与国际规则不同的是，国际惯例的确定不需要文字，而是取决于人们观念中的共识。比方说，女士优先、办理银行业务时站在一米线以外等候、在自动扶梯上站在右侧，等等，都是世界各国公认的行为准则，也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尽管这些行为准则在任何国际条约或协议中是找不到的。
　　遵从国际惯例应该考虑到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习惯。例如，在农贸市场，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买0．5千克肉和2千克芹菜”。即便在经常把各种“国际规则”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美国，超市里的标价仍然是1磅多少钱，而并不是1千克多少钱。
　　与国际接轨还应该“以人为本”。例如，金融机构不应该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打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旗号，扩大收费项目，而在服务水准等方面则依然“保持中国特色”。
　　
　　
　　周世俭插话：我给你补充个例子。2005年我国国产原油1．81亿吨，进口原油1．36亿吨，进口原油占43％。国产原油成本15美元／桶，国际原油60～70美元／桶。如果按国际油价来计算国内成品油供应价格，那国内石油企业就大赚狂赚了，而国内车主就大呼不公平。这种与国际接轨就很值得研究。
　　中国与日本不同，日本原油99％靠进口，与世界接轨就很自然。我国原油57％是国内生产，百分之百地与世界接轨就很不合理。所以，与国际接轨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对自己有利就接轨，对自己不利就不接轨。
　　
　　江时学：如果说国际惯例更多地与日常生活有关，那么国际规则则常常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投资环境、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等因素有关。
　　必须要指出的是，信奉国际规则是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对于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来说，国际规则无异于一纸空文。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融入世界经济，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因此，它们都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约束。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了，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规则对我们的约束越来越强。既然我们要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接轨，我们就应该遵守国际规则。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对许多法律和规章制度进行了修改，其目的无非是使我们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主持人插话：与国际规则接轨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确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在经贸方面更多地是与规则接轨，强制性色彩比较浓。而惯例问题上，您刚才谈到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习惯，还说它是“人类文明的体现”，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利于文明进步的惯例就接，而不利于文明进步的就不接，比如说，“红灯区”要不要接？
　　
　　江时学：我们要接轨的惯例就应该符合人类文明进步，当然也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习惯。刻意去追求与国际接轨，违反了本国传统，恐怕要出问题。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由于许多国际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订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例如，欧盟经常按照有关国际规则，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随意选择一个“参照国”，对中国出口的多种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时，许多国际规则早已被发达国家确定，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些规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后我们在制订国际规则时就没有发言权。中国应该向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学习，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制订新的国际规则时敢于提高“嗓门”。如，在多哈回合中，巴西抵制了发达国家的无理要求，捍卫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巴西外长阿莫林曾说过，农业和发展是多哈回合的核心。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正在为改变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而团结起来。但巴西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巴西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努力实现多哈回合的目标。20国集团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成立的。发达国家应该聆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而非与其对抗。
　　还应该指出的是，国际规则固然重要，但制订国际规则的规则更为重要。比方说，规则怎么订？由谁来订？在什么范围内制订？等等。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应该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使制订国际规则的规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当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并非易事。相比之下，要把我们的希望变成被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的规则，更是难上加难。例如，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我国有关方面曾发布过一种叫作ＷＡＰＩ的无线传输协议标准，但由于这一标准可能会削弱美国网络设备供应商在我国无线网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政府不断给我国施加压力。2004年4月，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中国无限期推迟ＷＡＰＩ标准的实施。虽然这一推迟对中国来说并非是迁就美国，但这场风波至少说明，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是何等艰难。
　　
　　“魔鬼在细节之中”
　　
　　
　　周世俭：我接着江所长说。我首先强调经济应该全球化，这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不能搞全球经济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就是美国化。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至今可能还有人没搞清楚。
　　我说说世界经济秩序的问题。今年是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所谓的“公平秩序”并不公平。国际组织中，政治上有联合国；经济上有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后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其中前两者还都有联合国的影子。它们在决策时执行的实际上是大国否决权，说穿了就是美国否决：ＩＭＦ的重大事情需要85％投票权的赞同，而美国一家就掌握了17．4％；世界银行决定重大事务需要80％以上投票权，而美国控制了22％，因此，这两家是没有大国否决权的大国否决。世界银行中西方七国占50％的投票权，1989年时七国开会决定停止对中国的优惠贷款，仅这七家开会就把这事儿搞定了！这就是财大气粗，这也是规则，但这是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关贸总协定搞了40多年还只是个总协定，不是个组织，就是因为美国在其中没有拿到大国否决权，美国国会不同意把总协定转为正式组织，这就等了40多年，后来才被世界贸易组织代替。这就是世界经济秩序。
　　
　　
　　江时学插话：现在我们提出了规则、惯例、秩序这几个概念，您认为秩序和规则、惯例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切国际规则、惯例组成的就是秩序？
　　
　　周世俭：是这样的。关贸总协定中就有很多不公平之处。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在谈判中把工业品的价格降下来，这是为了避免战争再次爆发。因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商品不能自由越过边界，那么士兵就会越过边界。然而，有两种产品例外――纺织品和农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发达国家的强项是工业品和信息产品，其农产品不是强项，离不开补贴；纺织品也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就把这两种产品排除在自由贸易之外，这绝对就是不公平。
　　在农产品问题上，这次多哈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立场很强硬，而发达国家则是躲避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中国做了那么大的牺牲，加入了ＷＴＯ，就是要争取制订规则的发言权。先不说打破一个旧世界，就说在这次多哈回合谈判中，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发挥大的作用，至少要让发达国家降低补贴。发达国家想据守自己的阵地是不可能的，那样会导致谈判破裂，谁都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欧美国家也离不开ＷＴＯ。所以，关键是争取制订规则的发言权，要考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全世界的政策。
　　我还想说说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问题，即使有了规则他们也不执行。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是关于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驻美使馆工作时了解到，有些国家和地区到美国阿拉斯加去捕鱼，当时我们国内鱼也紧张，所以我就希望能联系到美国捕鱼，国内反映也很好。但美国人却提出进入200海里就要交税，我说你们美国人不是只承认12海里吗？美国人回答说：我不承认别国的200海里，但别国的船进入美国的200海里就是要交税。这就是典型的、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即使有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也视为无物。
　　曾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经常说“魔鬼在细节之中”。去年欧盟对中国鞋征收反倾销税，投票时反对票12，赞成票9，而4张弃权票竟被算成赞成！哪儿都没有这种规则，但它就有这种规则。美国也有类似的事情。它的反倾销有四个环节，最后的裁定方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它独立于国会和政府，有六名法官。投票的时候，如果出现3∶3，美国人的规定就是外国公司输，美国公司赢。这就是细节之中的双重标准。
　　再比如说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是对中国非常大的歧视，我们现在被反倾销，至少有一半与非市场经济地位有关。一是说我们产品的售价偏低，可这是我们工资低的结果呀！如果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在国外卖得比在国内价格高，就不能算倾销；而我们国家的产品在国外卖得价格比国内高，但国内价格却不能作为公平价格，要被人家找另外一个国家的产品价格来比较，这就是歧视，这是完全违背关贸总协定和ＷＴＯ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的。现在中国正在一步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有66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整中国的就是美国和欧盟。从这些事情上都可以看出现在的经济秩序是不公平的。
　　还有一个提出经济秩序不公平的人是李岚清同志。我曾经和他讨论过原产地规则问题，他就提出能不能改改这个规则，它成了压在中国头上的一座大山，因为它规定只要产品在哪里结束就算哪里制造。中国目前的加工贸易量很大，所以我们肯定是顺差，但中国获得的利润却很少。从2000年到2005年，德国的贸易顺差之和是7967亿美元，日本是5129亿，沙特是4061亿，俄罗斯是3789亿，中国为2365亿美元，可是矛头都针对中国了。美国人也提出，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统计方法，是不能反映美国经济真实状况的。可以说，我们的贸易顺差是虚的，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是虚的，但这却成了美国压中国的借口。
　　我同意江所长说的，对于规则的制订，我们应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争取发言权。我们与世界经济接轨时，特别是在规则方面，需要分析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但是说到底，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修改对我们不利的规则，必须要发展壮大自己的综合国力，用实力做后盾，这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目前的接轨有些操之过急
　　
　　
　　谭雅玲：我特别同意周老师说的，要增强自身实力。目前中国很多时候还是打被动仗，这是因为面对国际规则和惯例，我们采取的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尤其是后者影响太大，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是一种伤害。有些时候是在反用规则和惯例，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的改革中相当普遍。
　　举个例子。中国现在是硕士热、博士热，但做银行业务，单靠学历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银行业是一个信誉、信用行业，经验和道德对行业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的要求很高，而有时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些东西。单纯依赖书本知识制定或设计的改革或管理条例，未必适合我国银行业发展，更重要的是使银行的文化环境产生倾斜性“错误”，不利于银行人力资源、客户资源乃至信用资源良性积累与发展。我国银行业违规案件中的道德风险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根源。
　　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是西方积累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接轨这个过程中，是西方主导，或者说是美国主导。它为什么能够主导？就是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跟我们不一样。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多少年？中国才多少年？更何况，是西方市场经济指引发展中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之路的。西方之所以指责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它们的模式走，而是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西方的角度说，这就与它们的模型有了差异，于是他们极力用国际规则或惯例说事儿，干扰我们的改革思想与路径。如果我们不保持清醒头脑，有时就会产生负面效果。滥用国际规则或惯例，不仅不利于改革开放，甚至会产生伤害性结果。
　　二是接轨中的不公平，这是应该特别强调的。我把市场经济的层次做个比喻：发达国家是坐电梯，发展中国家是爬楼梯。在人民币问题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实际上是美国。人民币并没有国际化，也没有完全自由兑换，保尔森凭什么要说人民币改革的四条路径？中国还在摸索和起步阶段嘛。对于这种不公平，发达国家欺负、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就是要改变它，因为只有公平才能对等，只有对等才能均衡发展。所以说，最大的失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和背景不一样，效率不一样。
　　再一个就是接轨中的差别性。我们在讨论中国与国际规则、惯例接轨的时候，先要考虑中国有没有规则，有没有惯例，然后才是与国际去接轨。如果中国什么都没有，直接就按人家的要求去做，那肯定会受损失。这一点上美国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就是要做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只有在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把你拉进去参与。
　　我们与国际接轨到底要接什么？这是我们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单纯地接规则，还是接技术、资金、投资，还是接它的利润、回报？这一点上西方和中国有差别。当初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本来应是一些大的外国银行进来，但后来都退出了，原因就是它们对赢利等方面没有了解，而且回报率没有保证。这与国有银行是＂国＂字头也有关系。
　　在当今世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体现得非常突出，从它的游戏规则、时间界定、产品界定、利润回报等，可以看出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可行性还是存在的。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日本，等等，地域、时间、产品都是通的。从这方面说，观念和理念的接轨就十分重要，国际市场上的发达国家强调的是利润和回报，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还是形式，是一个框架。
　　具体涉及银行，我们更多地是接了形式少了内容（比如只是把名称改了一下）；接了框架少了实力。虽然改了名，资本实力还差得很远，比如《巴塞尔协议》，的确是个国际规则，但我们现在就是执行不了，要到2008年后才能执行，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实力、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问题达不到国际化的标准。再有就是接了产品少了利润。在中国金融市场上，中国的银行机构是多吆喝少利润，而外资银行是赚利润少网点。未来短中期内，中资银行恐怕依然难以改变只吆喝不赚利润的尴尬局面，原因就在于机制与效率。
　　还有就是观念与习惯的差别。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在国际场合总是强调自己有什么问题，而中国人无论什么会议都讲成绩，这样就毫无回旋余地了。表面看是理念，实质是机制问题。另外，媒体有时也在宣传西方的观点，“忽悠”得太厉害。
　　因此，关于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要有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考虑，各个部位接什么，都需要有规划。我们还应该比较理性地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各在哪里，既不能一味讲优势，也不能一味说问题，清醒、客观才能接好轨。我们现在的优势之一是信誉比较好，金融是讲信誉的。人民币1997年没贬值，现在又升值，都是从国际上考虑得比较多。再有一个优势就是ＧＤＰ的增长量。不利的方面是品牌、效率，这是我们的致命伤，也是量大质低的一个表现，但金融的量大质低比贸易的量大质低所能引发的社会震动（包括对金融安全的影响）要大得多。
　　还有一点就是观念的效率不足。我们投资银行发表的报告并不是从机构内部的角度去说，而是在猜测中央银行的政策主张，这就给汇率或政策基础带来了扭曲，因为中央银行希望知道投资银行乃至机构对现行政策的承受力，比如亏损面、赢利面等，但投资银行或机构只是在猜测央行的意思。现在的局面就是：中央银行的政策信息发布给企业，而企业却不能回馈给中央银行，造成央行汇率调控非常艰难，整个社会又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扭曲局面。当然，这种扭曲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还有，有时各个部门不是各行其责，而是互相评论。比如，发改委是管投资的，投资那么热，它却去评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商务部是管贸易的，可量大质低的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有解决。
　　所以说，与国际规则、惯例的接轨，一定要从发展背景出发，要看国情，不能脱离社会环境，不能完全照着西方的样子走。你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人员素质都没有达到那个水平，这种接轨就是制造麻烦。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包括金融改革和与国际接轨都操之过急，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
　　
　　王亚娟插话：是不是因为国际上的压力比较大？
　　
　　谭雅玲：我感觉主要不是国际压力，而是自己头脑发热，太夸大自己，太超出自己的现实条件了。
　　
　　
　　王?生插话：现在国内有人主张中国在政治上发挥大国作用，要大有作为，甚至要与美国“共管世界”。总体上说，“有所作为”我很赞成，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加还要加强作为；但现在过分强调要“大有作为”，似乎欠妥。中央领导同志的头脑是很清醒的，“韬光养晦”是我国的长期战略，与“有所作为”是对立的统一体，但有主次，我们千万不要头脑发热。
　　
　　谭雅玲：操之过急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不能实事求是。现在我们人均ＧＤＰ只排世界第127位，如果我们只看总量不看人均，就看不到差异。外汇储备摊到13亿人身上每个人才多少？而且民间的外汇储备中国才有多少？外贸顺差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虚假的？多少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又有多少是外资创造的？
　　最后一点是规则效率。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要执行，但中国的规则执行了多少？我们先要执行好自己的规则。国际规则比我们自己的规则水平要高得多，自己的都执行不好，怎么去接轨？
　　所以我感觉，第一是效率，第二是品牌，第三是利润，这六个字掌握不好就不行。中国谈国际规则也好，谈接轨也好，最重要的是要创造财富、创造价值，这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美国人之所以强硬，就是因为实力雄厚。我们要想想美国为什么能有现在的实力和地位，当然，我们不要学习它现在的政策和形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不是一个发展中的强国，这个定位是与国际接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不要相信国际上的吹捧。
　　中国要想把金融利益、全球影响力做大做强，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现在还是要韬光养晦。
　　
　　周世俭插话：就拿人民币和美元来说，人家是在读大学，我们还是小学生，不是一个层面的，不能人家说“接”我们就轻易上当。
　　
　　主持人：谭老师指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让我们警醒。虽然她更多地是讲了银行方面的问题，但其他领域肯定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现象，我觉得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王大使有着丰富的外交活动经历，他对接轨问题的认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下面就请王大使谈谈吧。
　　
　　注意接轨中的时代背景
　　
　　
　　王?生：这个题目我一直很有兴趣，尽管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谈几个观点，与大家共同切磋吧。
　　首先，产生“接轨”这个概念是有时代背景的。最近二三十年来讲的接轨，是经济全球化催生的，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经济上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国际上存在着双向需求，一方面是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同它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接轨，能融入就更好了；另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包括一些转型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也得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从而也要与国际有关方面接轨，甚至是“融入”。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需要合作和共赢，需要遵循公认的国际游戏规则。战后的三大经济支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但其规则也一直是国际上比较普遍接受或公认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所说的接轨和融入，主要是指与这些组织的关系问题。这是经济方面。政治上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西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你们别无选择，只能“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我们“接轨”，向我们看齐。因此，所谓“融入”和“接轨”，实际上也是“胜利者”的话语权的某种反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美国凭借它独特的优势地位，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美国“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图谋把世界都纳入到美国绝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轨道。这是我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析“接轨”这一主张的背景。
　　第二点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接轨和融入的问题。我觉得简单笼统地谈中国同国际社会的接轨或融入国际社会，是不妥当的，无条件地接轨更不合适。
　　在当今时代，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构建和谐世界，中国必须同国际接轨，但要心中有数，更不能不顾国情，盲目跟从，那是很危险的。冷战结束后就有不少惨痛的教训，俄罗斯当初的经济改革惨遭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盲目照搬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结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这一模式之害。
　　目前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并不都是公平和公正的，也并非完全统一和平衡，里面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陷阱和各种不同的“利益驱动”。就拿“市场经济”来说，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有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还有日本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些都与其各自的利益驱动和价值观有关。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中国既然参与了，就要信守有关游戏规则，但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金融形势，中国在努力与国际社会接轨和融合（注意，不是融入）时，必须看清楚有关游戏规则的本质，既注意不断拓展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尊重公认合理的法则，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保持中国的特色。至于中国对于国际游戏规则的态度，有人说有利的就接，不利的就不接，这个我不赞成。我主张，第一，要择其优者而从之，公认的合理的我们要努力地接好；第二，要防其伤害、避其陷阱；第三，要量力积极参与，改其弊端，合作以求互利和共赢。
　　同时还要强调，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大家都是“利益攸关方”，不能搞双重标准，也不能搞“董事长”式的运作，美国人是有过这种主张的。更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就拿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来说，刚才老周也说了，中国并不是国际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但美国一直对中国施压，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从来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比如，从来都不提它不肯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国际游戏规则的组成和相关成员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虽然缓慢、但却积极的变化，那种一两个国家说了算的情况估计不会再回来了，多哈回合谈判就能反映这种变化。
　　第三是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人说中国过去是挑战者、旁观者，现在是参与者，这是不确切的。
　　战后，中国一直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当然参与之中也有挑战。1945年后，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涌现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其对立面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接着是两霸争夺，两极之间是不结盟运动。这一时期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更没有什么“普世价值观”，如果有也只是联合国宪章，但当时联合国被美国把持，宪章精神也遭到歪曲。在这一时期，中国既是积极参与者，又是挑战者。但中国并不挑战联合国及其宪章，相反是在努力维护并为之而斗争。在那个明显分裂的时代，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让中国来参与的。
　　文化方面我的看法是：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不能用一种价值观去统领一切。价值观既有共性，也有特性。我们应该接受共性，努力与其接轨和融入，并用自己的特性去丰富它；但同时也要承认和尊重特性，在自愿的基础上用共性去丰富和发展特性和个性。总之，要提倡文化关系的包容以及相互尊重和学习。
　　
　　主持人：谢谢王大使。我们对于规则的讨论挺丰富的，但对惯例谈得似乎略少一些。我知道车耳先生在欧洲、美国工作生活十多年，出版过“车耳旅居文化系列”丛书，在“国际惯例”与“中国惯例”方面做过对比。请您发表一下高见吧。
　　
　　遵守还是漠视国际惯例
　　
　　车耳：那我就谈谈“国际惯例”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国际惯例指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或习惯，其实都起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后来流行于世界。如果某个国家自身的做法为其他国家所效仿，后来逐渐成了国际通行的惯例，那一定有其合理性，所以才被他国主动接受。但是，国际惯例毕竟起源于个国，不一定全部有普遍意义，对所有国家都适用，所以，在实行这些惯例时要考虑到自身的国情。
　　还要看到，目前大量冲击我们的国际惯例都来自强盛而富裕的国家，来自英语国家，并以美国为主。在它们那里形成的惯例和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通过它们的国际影响力而传导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时是潜移默化式的，有时则是强加式的。总的说来，这些国际惯例许多还是合乎情理并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我举几个小例子。
　　春节前我刚去了趟美国，往返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按理说，国航是最国际化的中国公司了，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国航飞行团队的国际化程度却仍然较低，常常不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比如机长广播。
　　按照发达国家的飞行习惯，起飞前，作为一架飞机的最高领导，机长都会通过广播介绍一下自己和飞行时间，飞行途中遇到气流还会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降落前20分钟也会给乘客提示，让大家有知情权，乘客也会感到被尊重。而以我20多年的乘机经验，国航飞往国外的航班上，中国机长不会这么做，而把广播的任务交给乘务队，由其中一个英语讲得好的小姐广播。
　　这次从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机长破天荒地介绍了自己和飞行情况，英语还挺好，让我备感亲切，我以为国航遵守国际惯例的时代到来了。可好景不长，三天后自纽约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机长又像哑了一般，13个小时一声不吭，默默地将大家从美国大陆带回了北京。
　　几天内的差别如此之大，我忍不住和空姐探讨这个问题。空姐向我解释：机长广播要看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如果英语够好，有的机长愿意自己广播，而大部分机长则将这份任务交给乘务组。
　　许多国际惯例和做法并非白纸黑字的条约，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但是对我们这个处于国际化时代又正在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应该尽量以通行的做法来完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机长英语够好，讲几句会使乘客对国航印象深刻。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改进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机长将广播的活儿丢给乘务员，而乘务员则将肢体演示的活儿丢给视频电影，让乘客自己看录像了解紧急迫降时的注意事项，他们懒惰的程度不仅差于外国航空公司，甚至还差于国内的一些小型航空公司，而国航却代表着中国飞向世界！
　　同机的美国人和我聊起来，说他们放弃美国航空公司而选择国航，是因为后者遭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小，而我坐国航则看中他们管理不严，客人少时可以在后面占座位睡觉，还有整夜的自助饮料――一到夜里，空姐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她们将各色饮料放在台上，乘客可以随便取用！
　　说完了天上的事儿，再说说地上的事儿。
　　一个法国朋友和我说起，几年前他刚来北京工作时，巴黎比北京堵车；回到巴黎后发现，北京竟然比巴黎堵，而且非高峰时段也堵。
　　如果借鉴国际惯例，我认为解决北京城市交通问题至少有三种可行的方法。
　　首先要改变处理交通事故的方式，撞车后最好不要停在阻碍交通的地方，这是一个理念问题。我坐出租车时常看到仅仅前后追尾、车辆损害并不明显这样的情况，驾驶员也将车停在高速路的中央等待警察到来，就像筑了坝般地将宽阔的公路截断，潮水般涌来的汽车马上堵成一片。
　　而在法国，驾驶员撞了车，只要能开就开到路边以便不挡住车流。个人的错误不应该影响大多数人的通行权利！
　　其次是政府应该提高燃油税以抑制车辆出行。整个西欧都是这么干的，那里的汽油价格在大部分时间里高过美国的三倍，抑制了车辆的使用，人们外出办事会计算一下自驾车和乘公共交通的费用，以及时间成本，究竟哪一种更划算。
　　最后可以实施的办法倒是美国人的发明。在纽约，市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少用自己的车，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如果三人乘一辆车进曼哈顿，一些隧道桥梁交费就便宜甚至免交。他们将这种互不相识的合乘私车方法叫“卡普”。我注意到，北京早晚上下班时间堵在路上的小汽车中，大部分只有司机位置上一个人。
　　“卡普”的方式应引用到北京，同鼓励使用公共交通的措施并用。而中央政府各机构、北京市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起表率作用，也能给社会呈现一个良好的形象。节省下来的专车和司机开支的大部分可以作为奖励或补贴返还给他们。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是个亿万富翁，在全世界的市长中，恐怕他最有钱了。他管理着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日理万机。当选纽约市长后的第一天，他就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开始坐地铁上班。有时地铁车厢拥挤，找不到座位，他也只好站着回家。他上台后给纽约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客的态度，理所当然地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美国最佳市长。
　　最后说说中国的合资企业。它们带动了国内产品、设备和管理理念的更新，极大地促进了出口贸易，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外资提出的要求往往是强权式的，并以国际惯例为借口。它们常常以技术和知识产权作价进入合资公司，还要求占大股直至控股，有的甚至提出将地方企业一分为二，自己带出优质部分，还要求剩余部分不准生产同类产品。国际著名的西门子公司几年前就是以这样苛刻的条件作为最初的谈判基础的。
　　这种合资隐含的问题是，在外资带入管理和技术的同时也为地方制造了大量的失业。因为合资企业占用了中方企业中最好的资源，包括厂房、技术和设备，同时带走了技术好又年富力强的职工，形成了真正的厂中之厂。原来企业的老迈职工、社会保险负担和债务都留给了原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这些被凭空剥夺了优质资产的企业注定要被淘汰，人员面临失业的危险。
　　在合资企业中建立厂中之厂以便甩掉包袱，这是外国投资者通行的做法。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吸引外资的考虑常常予以配合，而在强势的西方国家并非如此。实际上，在法国，如果建立类似的合资企业的话，外国投资方常常需要承诺让所有的员工留任，其投资才会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没有人愿意你划出去最好的资源却把包袱丢给当地。而我们在对外合资中，常常一开始就放弃了保护自己职工的社会责任。
　　北京郊区有些外资企业利用试用期三个月的规定，差不多三个月就辞退一批员工，再招聘新的，一方面使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逃避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金的给付，以攫取更多的利润。
　　事实上，在辞退员工这个问题上，即使是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做法也有很大差异。在法国，法律规定辞退一名员工要提前三个月用挂号信方式通知；在美国一些金融公司，解雇谈话后半个小时就被要求立刻离开，甚至连文件都来不及整理；而日本长期以来实行终身雇佣制，崇尚以厂为家。这三个国家都有过辉煌的历史和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只是到了近十几年，它们的经济或多或少出现了不同的问题。那么，究竟哪个国家的做法称得上是国际惯例呢？他们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究竟哪一种做法更适合中国国情呢？在这点上，我们显然要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虽然国际上有许多通行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作为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考虑自身的条件和承受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社会影响，否则，短期看到的利益很可能会给长期发展带来隐患。
　　
　　主持人：谢谢各位。今天的讨论生动、充分、深刻，条理脉络很清晰。看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就是我们在接轨时一定要头脑清醒，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要让接轨有利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和社会安定，而不是相反。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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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轨，一言难尽
　　近年来,“与国际接轨”成了极为时髦的口号,但有的是真接轨,有的是假接轨,有的则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接轨;有的是实质上的接轨,有的则是纯具形式的接轨｡而接轨的效果,也是一言难尽｡
　　我所居住的西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以旅游业著称｡洋鬼子来的不少,但当地人､包括当地的农民,对黄头发高鼻子司空见惯,不仅没有一点好奇,反而还能追上他们兜售自己的那些手工艺品,“one dollar;five dollars”叫个不停｡有一次我冒充韩国人,在临潼和当地摆摊的农民讨价还价,想看看他如何反应｡结果,那卖东西的人不要韩元而要日元,好家伙,关于日元､韩元､美元､人民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官价私价､汇率走势,甚至比银行的营业员都要精通｡看来,你不让他接轨都不行｡
　　既然西安是旅游城市,那么接轨就要考虑旅游的需要｡于是,西安公共汽车的前后车门上,除了汉语标识的“上”“下”以外,旁边还加上了“up”“down”｡这一加不要紧,无论是英国鬼子还是美国鬼子都被搞糊涂了｡在英语中,“up”“down”确实是“上”“下”的意思,但只能用于上下山､起立坐下等,而不能用于上下车,上下车应该用“on”“off”｡
　　既然英语国家的人都整不明白,那这种标识又有什么意义呢?君有所不知,这意义可大了去了｡首先,它表示当地公共交通已与国际接轨,给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造出了接轨的气势｡其次,给当地官员看｡现今的官员中,大多数还得按汉语的习惯用法来对付英语,尽管洋鬼子看不明白,可土八路清楚得很,按汉语习惯绝对不会误解｡只要当地官员明白了,一切就都好说,你的待遇都是人家说了算的,洋鬼子明白了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由于这么多的原因,尽管西安人才济济,尽管西安有不少人的英语非常地道,但是,“up”“down”还是在这些人的眼皮子底下晃了好些年｡我们学校有个英语教授不信这个邪,不光口头反映,还给西安市政府办公厅写了信｡结果怎样?谁都不理你那个茬儿!
　　咱们有许多官员到国外转了一圈,回来就感慨万分地要接轨｡差一些的,津津乐道同“红灯区”､博彩业接轨;中不溜的,一腔热情同生活方式､待遇享受接轨;好一点的,积极操办同设备硬件､工艺技术接轨｡至于在思维方式､游戏规则､理念等方面的接轨,一般都比较生疏,或者根本想不到还要接什么轨｡于是,引进的设备要按中国人的操作方式来运行,许多引进项目的效果同当年黔人引进毛驴差不多｡
　　――转载自www.省略
　　
　　别再老说与国际接轨了
　　一分为二地看，“与国际接轨”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与国际接轨”而得到超常规发展的事例比比皆是。当然，也有很多“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结局，比如住宅消费方式。在中国房地产业走上坡路的时候，一位美国老太太的超前消费观被中国的许多消费者接上了轨――“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贷款买房，然后赚钱还贷，等老了已经享受了一辈子；而中国式消费是积攒一辈子的辛苦钱到老才买一套新房，住不了几天就……”，后面的话不言而喻。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有说服力，由此无限放大，最终随着楼市的理性回归和行业的调控，把这些接上轨的人中的一部分打入另册，并且有了一个时髦的名字――“房奴”。
　　民间习惯的时髦消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超前消费，既按照现有的国际先进消费模式来享受已经出现的优质服务形态；还有一种则是纯粹的引导式消费。这种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富有阶层尝试性地引导前沿消费，如当初的大哥大之类、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等。但无论两种消费中的哪一种，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既享受消费的人得有经济实力作后盾，说白一点就是应该量入为出。房价不断走高从而提高了超前消费的门槛，一些人沦为超前消费的受害者并将终身成为房子的奴隶；而金融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安全的考虑拆掉了实现超前消费的桥梁，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件事情：超前消费这个国际之轨是接出了问题的。
　　□吴 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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