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救援队张勇 [特殊使命：与外国救援队在灾区]

　　内容支持 　　外交部欧亚司: 　　程国平 李文信 孙亮 吴晓勇 　　外交部亚洲司: 　　郭燕 孙向阳 包旭辉 袁勇 　　 　　
　　把三个多小时的采访,和被采访者提供的厚厚的资料浓缩在这篇文章中,其间有很多难以割舍和让我们动容的内容因篇幅所限不得不舍弃,这让我们遗憾｡而接受我们采访的外交官们,把他们各自人生中极其特殊的一百多个小时的经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讲述出来,也几乎是挂一漏万的｡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会把这一切用我们各自不同的方式永远留存在记忆的深处｡
　　我们一遍遍翻看着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四国救援队在灾区救援时的照片,心底里那份深深的痛被一次次唤起｡救援队员们,无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脸上是相同的焦急､坚持､沉重､庄严,和难以掩饰的疲惫｡他们中有已生白发的中将,也有为人父的中年人,更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但他们一样富有人道主义救援的责任感､精湛的专业素质和忘我的敬业精神｡还有那只韩国救援队携带的搜救犬,受伤的后腿缠着纱布疲倦地安睡在他的主人身旁,也曾不顾安危地奔忙在地震的废墟上……
　　我们通过中国外交官们的眼睛,记录下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接受的外国救援队员们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瞬间,也记录下那种超越语言､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人类的共同情感｡
　　――记者手记
　　
　　“我作为一名军人,轻易不会落泪｡但看到此情此景,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俄罗斯救援队成功救出都江堰管理局退休职工徐荣星女士后,闻讯赶来的都江堰管理局领导､职工和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齐聚在施救现场,长时间鼓掌欢呼,俄罗斯救援队领队､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搜救中心主任萨洛夫中将感慨地说出了这番话｡
　　大地震后第四天即5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考虑到邻近和快捷的原则,中国政府同意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四国政府派遣专业救援人员赴四川地震灾区协助救援行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救援人员参与救灾的行动在震灾最前线展开｡
　　
　　亲历俄罗斯救援106小时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曾任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程国平告诉记者:“俄罗斯搜救队的反应是很快的,5月12日发生地震后,14日俄罗斯就提出了援助要求,之后紧急情况部的飞机和救援队就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在莫斯科的机场等候随时出发｡”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普京总理均郑重表示,俄方已做好准备,将尽其所能为中国“兄弟”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而在中国方面,接待俄罗斯救援队的整个准备工作､联系专机､入境手续､配合搜救队的翻译工作,都是外交部欧亚司承办的｡程司长说,为了保证搜救队能第一时间赶到救灾现场,他们一接到有关指示,就积极联系总参､民政部和四川地方政府等有关部门,以最快的时间给来华人员办好了有关手续｡
　　在成都见面时,
　　“他们身穿橘红色的工作服,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李文信,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外交部欧亚司赴四川灾区工作组组长｡组员为三秘孙亮和随员吴晓勇｡15日晚,李文信得到通知准备随时出发｡16日凌晨3点,他在睡梦中接到电话,通知他9点半准时出发去机场,12点半飞成都｡
　　一清早,李文信开始收拾行李｡“说是行李,其实也就是几件换洗衣服｡但实际上到了那里,只有在最后要走那天才换了一次｡”16日下午3点15分,欧亚司工作组到达成都双流机场｡从名单上他们得知,俄罗斯这次一共来了50人,带队的就是萨洛夫｡他们中有29名专业搜救队员,有15名外科医生､心脏复苏医生和心理医生,其余的是后勤保障人员｡紧急情况部部长邵伊古的女儿也在其中｡
　　“我在成都双流机场首次见到他们时,他们身穿橘红色的工作服,已经进入工作状态｡”李文信描述了专机抵达时的场面｡16日下午5点20分,装载着俄罗斯救援队员和设备的伊尔―76专机飞抵双流机场｡舱门打开后,依次驶出一辆德国产的专用救援车､一辆装着各种物资的大卡车及一辆负责通讯和人力运输的小型车,接着,救援队员们迅速坐上我们的大巴后向绵竹市的汉旺镇驶去｡俄罗斯的三辆车没有中国牌照,救援队的俄罗斯司机也没有中国驾照,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在中国境内行驶的,为此四川省公安厅交管局的党委书记特意乘坐随队警车,沿途提供一切便利｡四个小时后,俄罗斯救援队首先抵达汉旺镇｡
　　“抬出来的一瞬间,我看了一
　　下表,是晚上9点16分”
　　中国三大汽轮机厂之一的东方汽轮机厂就在汉旺镇,是重要的国有企业｡救援队一到现场,迅速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建立大本营,队员们根据各自的分工三三两两分头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中｡他们支起各种天线,有微波通讯的,还有海事卫星的,一共有好几套｡派出去的队员时刻都与大本营的总部保持联系,搜救队员头盔上的摄像头会将拍摄到的救援情况实时传送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值班员会远程实时监控并进行现场指导｡李文信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俄方的装备很精良,一辆车是自带小型吊车的,帐篷是充气的,用鼓风机吹气,不一会儿帐篷就支起来了,很节省时间｡”
　　当天夜晚,俄罗斯救援队顾不上旅途的劳累,连续作战,先后搜索了一个中学､一个菜市场､一个四层的居民楼､一个派出所的宿舍和镇子里最大的一个超市等12处地点,但都没有发现生命迹象｡“我们在汉旺镇都很遗憾｡”李文信这样描述队员们当时的心情｡
　　
　　从16日晚10点至17日中午,搜救队员仅休息了1个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17日中午,他们接到通知,在都江堰市某处发现生命迹象｡队员们不顾疲劳,也顾不上吃饭,立即赶往都江堰市｡途中遇到危桥,队员和工作组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下车徒步过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跋涉,终于赶到目的地｡
　　那是一座六层楼房,地震时第一层塌陷到地下,上面五层虽没完全倒塌,但也摇摇欲坠,一旦发生余震,随时可能坍塌｡救援队员在进行了仔细的现场勘查和安全分析后,决定立即展开搜救｡
　　现场气氛非常紧张,人们期待着在震后一百多个小时后,生命的奇迹能够出现｡“快准备救护车,这个人还活着!”20点55分,救援队员突然喊起来｡果然,现场三条搜救犬都有明显反应｡队员们立刻用探头勘察里面的情况｡“我趴在倾斜的地板上,把嘴对准那个小洞,再次大声喊到:‘我们是来救你的!你听到了吗?’但是,一切是那样寂静｡”吴晓勇回忆说:“我请俄方通知危房外面的保障组,暂时将发电机关闭,减少噪音｡我再次趴下来冲那个小洞大声喊,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条通往生命的通道｡可是,还是那样寂静｡我不间断地喊,反复地喊｡突然,从地板下面,好像是很深､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微弱的女性的声音:‘我在这儿!’这个回答音量很小,但在我的心中,如雷鸣一般,令我终生难忘｡我立即将这句话､这个令所有人激动的信息传递给俄方,在场的四名俄方队员也同我一样,异常兴奋｡”
　　马上实施救援!一个长约1米､宽半米多的切口很快在倒塌的楼板上切割开,俄方六名队员同时把胳膊伸下去,从下方托住幸存者并慢慢地将她顺出来｡中俄医生通力合作,立即进行了紧急处理｡俄方的担架已经抬到切口的地方,幸存者被抬上担架立即送往医院｡这名幸存者叫徐荣星,61岁,都江堰管理局的退休员工｡
　　“抬出来的一瞬间,我看了一下表,是晚上9点16分｡”虽然时隔多日,但采访中李文信向我们描述现场的情景仍难掩心中的激动｡“当时有些人围观,都江堰管理局的领导､周围的居民､包括幸存者的女儿都在现场｡吴晓勇喊话的时候,大家知道她还活着,都非常激动｡俄方有几名队员,尤其是女队员,眼里都含满泪水｡幸存者被抬出来的时候,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队员们互相拥抱,因为这些天来四支外国救援队艰苦作战,辗转各地,终于营救出了一名幸存者｡”当救援队员们离开宿舍区前往下一个搜救点时,群众自发站在道路两旁,用热烈的掌声欢送他们,大家都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采访后的第二天,记者拨通了远在四川的幸存者的女儿的电话,她首先说出的还是简单､朴实但却真诚的感激｡她告诉记者,她母亲状况很好,已经能正常进食和行走｡
　　胡主席说:“我代表中国人民
　　深情地感谢你们”
　　送走幸存者,俄方救援队员继续作战,根据家属提供的线索搜救可能幸存的一名男性老者,但没有成功｡深夜,队员们在他们的充气帐篷里小睡,李文信他们就坐在大巴车上打了个盹｡
　　在接下来的几天,队员们不顾疲劳､连续奋战在地震的废墟上｡从15日下午抵达成都到21日凌晨多数队员回国的106个小时里,俄罗斯救援队先后搜寻了汉旺镇的12处和都江堰市的15处受灾严重地点,成功解救出徐荣星这名幸存者,挖出多具受难者遗体｡
　　李文信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从事对俄交往多年,但在这样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与这样特殊的人群交往､完成这样特殊的使命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这也许是他外交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一次｡特殊的经历让他对俄罗斯人有了特殊而珍贵的再认识｡“第一,他们专业水平很高,经验丰富｡第二,他们救人的意识和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感,每到一地,都希望争取时间,及早施救,甚至比我们还着急｡每当信息一到,他们就马上带好工具出发｡工作中,他们那种不怕苦､不怕危险的忘我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李文信感慨地说,俄罗斯的这次救援活动使两国人民的感情在患难中得到了升华｡当地老百姓和解放军得知俄方救出一名幸存者,就一传十､十传百,在随后的两三天里,不断有人拿着酒､茶和西红柿等物品自发地赶来慰问他们｡而俄罗斯队员也对中国的抗震救灾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的救援工作有组织､有秩序,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积极配合,令我印象深刻｡”“我到过很多国家进行救援工作,中国是开展救援工作最好的国家,我们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23日晚,有三名俄罗斯救援队员应邀参加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欢迎首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而举行的国宴｡宴请后,胡锦涛主席在梅德韦杰夫总统的陪同下,会见了这三名队员代表｡“你们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全身心地投入到地震搜救工作当中去,营救出被掩埋了127个小时的一名中国妇女｡”胡锦涛对队员们说:“你们的行动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代表中国人民深情地感谢你们!”
　　5月14日,一架俄罗斯伊尔76专机抵达成都,为灾区送来了30吨物资,包括灾区急需的帐篷､被褥等｡这是第一批外国救援物资｡5月20日上午,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医疗队11名医疗队员及流动医院乘专机抵达成都,包括医疗器械､药品､汽车､发电机､帐篷等在内的装备和物资同机抵达｡其他36名医疗队员于5小时后乘另一架专机抵成都｡该机还运来36吨人道救援物资(包括7吨药品)｡这是第一个到达灾区的外国医疗队｡截至6月5日,俄紧急情况部共派出12架专机,向地震灾区提供了292吨物资,包括帐篷､被褥､方便食品､小型发电机､轻型切割机械､药品等｡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时作出紧急指示,立即调用俄军用物资支援中国,俄国防部先后派出9架专机,给灾区送来了250吨物资,包括300顶大型帐篷､3000条毛毯和23辆野战炊事车｡截至6月3日,俄罗斯医疗队共接治伤病员1561人次,实施手术102例｡6月4日,医疗队乘专机回国｡
　　
　　日本:新中国迎来的第一支外国救援队
　　
　　一张照片在网上盛传:一对母子的遗体被整齐覆盖,身穿搜救服的日本搜救队员面对遗体肃穆地站立两旁,他们低垂着头,向死难者默哀｡网上有无数跟帖,对日本搜救队员表现出的对死难者的尊重大加赞扬｡
　　参与国际救援20多年来
　　出发最快的一次
　　5月12日地震发生当晚,日本驻华使馆向我外交部亚洲司提出,愿随时派国际救援队和医疗队前往灾区协助救灾｡15日上午,我国政府批准日本救援队前往灾区,该救援队成为赴四川灾区的第一支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参与现场救灾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随同日本救援队前往灾区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参赞李文亮说,日方从接到通知到救援队伍集结出发,一共不到六个小时｡任救援队团长的日本外务省官员小泉崇也表示,这次来华是日本参与国际救援20多年来出发最快的一次｡该救援队由来自日本警察厅､消防厅､海上保安厅等的60名队员组成｡第一批队员31人于16日凌晨2时抵达成都,后前往青川县救援｡第二批29名队员于16日晚抵达成都,17日与第一批队员会合后前往北川县,在北川中学､北川县城展开救援｡21日凌晨,日本救援队乘包机回国｡日本救援队还是这次在四川灾区转战距离最长的一支救援队｡
　　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袁勇告诉记者,这次随行的一共五人组成协调配合小组,除他本人外还有亚洲司日本处的陈明煌､新闻司的李文亮参赞和周冬梅及国家地震局负责国际合作的一名同志｡5月15日,中方人员先于日本救援队到达成都｡因为这是新中国接受的第一支外国救援队,再加上有胡主席刚刚访日成功的背景,所以外界特别关注,从救援队走下舷梯一直到他们登上飞机回国,自始至终有大批记者跟随,其中80%~90%是日本记者｡日本媒体对此非常关注,全程高密度跟踪报道｡日本救援队每隔1小时或2小时,定期发布相关信息｡
　　虽然从灾区回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但谈起与救援队所经历的一切,袁勇这个80后的年轻人眼里仍然充满泪水｡“我个人有两个感受｡第一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和经历的远远要比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画面更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因为我也算是80后的,阅历不太丰富,以前经历过的对人性最深处的触动很少,但到了汶川地震现场,感受大不同｡我们去了一些中学,在北川中学,很多孩子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失去了生命,日本救援队优先抢救生存者,所以很多遗体还部分暴露在视线所及的地方,心里确实受到很大触动｡第二就是日本救援队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和高尚的敬业精神｡当然,这也是每一支外国救援队都具备的｡只有具备这两者才会有很好的搜救效果｡”
　　列队为遇难母子默哀
　　日本救援队抵达成都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地方外办建议他们休整一下,队员们拒绝了,他们想立刻赶赴灾区｡然而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路途会这么艰辛和遥远,日本救援队也从没碰到过那么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交通环境｡凌晨2点钟出发,走了8个多小时,上午10点半左右才到达第一个搜救地点――青川县关庄镇｡救援队所经过的路,一边是急流,一边是大山,随时有滑坡和巨石滚下的危险,也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余震或者交通阻断的情况｡日本救援队有整整一个车队,五六辆车在山道上行驶,随时都有危险｡“当时我们没感觉,但后来觉得挺后怕的｡”袁勇事后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到达现场后,救援队员们本想大干一场,但是看到的场景让他们挺失望的｡当地解放军指挥部也劝他们“还是回去吧”｡那里是山与山之间的一个十字路口,里面有两三个自然村｡地震之后,两边山体整体滑坡,那些村子全部被掩埋,根本看不出村子的原貌了｡据说里面有好几百人,被埋在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土层下｡更何况日本救援队第一批只有30个人,又没有重型救援设备,所以根本不可能搜救｡当地老百姓也感到很失望,但仍希望日本救援队到现场去看看｡日本队员跟着向导去到现场,分析了灾情并向老百姓做出充分解释后,向地震现场默哀,然后就决定转移了｡
　　日本队员很失望,他们表示希望中方一定要再协调一个有搜救价值的地方｡接着,队员们辗转到青川县城,首先前往当地中医院的一栋六层楼,他们希望能找到幸存者｡楼已经整体垮塌,只剩后面的一堵墙,中间的门全部下沉了｡当时是16日下午3点多,中方的大型设备已经把外围的预制板和其他东西挖开,日本队探测后,认为可以搜救｡因为第一批救援队员没有带重型设备,于是就徒手搜救,探一下,再挖一下,一点点推进｡直到天黑,队员们决定几班倒,通宵轮流作业,希望能找到幸存者｡到这时他们已经12个小时没有进食,当地老百姓把自己领到的方便面和救济食品送到搜救现场,队员们因此深受感动｡那是日本队员们从15日下午以来第一次吃到热食｡到了第二天7点半左右,队员们在最里面的地方找到了遇难者遗体,那位遇难的母亲弯着腰护着孩子,而她身下的婴儿出生仅75天……
　　队员们将遗体包裹处理好,全体列队两侧,向遗体默哀一分钟｡随后,他们将遗体抬上灵车,并向遗体庄严地敬礼,目送灵车远去｡
　　“我是在日本处工作,平时跟日本打交道恩恩怨怨特别多,但这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以前比较反日､仇日､有愤青情绪的人都对日本队员的表现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感动于日本队员的所作所为,而且从内心里感谢他们｡”袁勇感慨地对记者说｡
　　的确,日本队员所到之处赢得了人们的期待､好评和尊敬｡但是队员们惋惜地说,这次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救出幸存者,对于在墙缝或者柱子下面挖不出来的那些人,特别是对那些受难的孩子们,他们感到非常心疼｡
　　作为一名从事对日工作的外交官,袁勇认为日本救援队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救援本身:“我觉得这对改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有很大促进作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很多问题,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日国民感情比较脆弱｡这次行动虽然不能一步到位解决问题,但却能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两国国民的情感｡”袁勇介绍说,日本媒体在四川地震期间客观地报道灾情,对中方的努力给予积极评价,就连一贯右倾的《产经新闻》,也没做太多负面消息的报道,而是转述中国网民积极评价日方的行动,这一切极大改善了两国国民的感情｡
　　
　　韩国:在大灾面前,生命的珍贵都一样
　　
　　“我比较深刻的感受,一个是韩国救援队对我们非常友好,第二个是非常敬业,第三个是非常专业｡”采访伊始,外交部亚洲司包旭辉副处长对记者说出了他对韩国救援队最强烈的三个感受｡
　　地震发生后,韩国外交通商部即打电话给我驻韩国使馆,提出希望派救援队来华参加救灾工作｡5月15日深夜,中方正式通知韩方同意其救援队来华｡5月16日下午,韩国中央119国际救援队47人抵达成都｡韩国救援队队长多次表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在大的灾难面前,生命的珍贵都是一样的｡外交部亚洲司包旭辉､张浩源､高原和国家地震局专家谢霄峰等四名同志组成工作组随同韩国救援队开展工作｡
　　
　　说到韩国队员的敬业,随行人员和灾区人民有目共睹｡从成都到什邡市蓥华镇的路途中,有几十公里的一段路在修,路况非常差,行进时速只能达到每小时20公里｡到达什邡市搜救点的时候已经是17日凌晨2点多｡建立基地后经过短暂休整,17日早晨7点,整个救援队47人分成三个救援小组展开搜救工作,搜救点是在蓥华镇石化化工厂｡虽然当时外电报道这个化工厂有一些液氨泄露,但是韩方了解到,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失踪人员没有找到,非常有搜救价值,就执意在这里展开作业｡救援队一共带了三只搜救犬,其中一只是通过了国际搜救犬比赛测试的珍贵犬｡在搜救过程中,就是这只通过国际测试的搜救犬穿行在各种危险而狭窄的空间,它的后腿先后两次被玻璃和钢筋划伤,其中一条腿被划伤的时候已经露出了骨头,搜救犬的主人和队员们都非常心疼,队中的医护人员不得不为它做了缝合处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停地把搜救犬派出去,为找寻幸存者做着不懈的努力｡
　　在救援工作接近尾声时,救援队提出,大山深处可能还有一些救援力量没有进去的地方,作为专业搜救队经受过专业训练,包括他们的搜救犬都可以跳伞,他们强烈希望中方能够允许他们进入上述地区,进行专业救援｡“这种大灾面前表现出的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让我们感受很深｡”包旭辉目睹了搜救的每一个瞬间｡
　　对救援队的出色表现,灾区的民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名老百姓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感动地说,他亲眼看到一名韩国队员独自一人将遗体从很高很危险的地方背下来,他非常感动｡因为是震后几天了,尸体已经严重腐烂,甚至到了抬不起来的程度,所以只能由一名队员独自用背尸袋将遗体背下来｡
　　韩国救援队离开灾区前,四川省政府､什邡市政府､石化化工厂都给他们赠送了锦旗,而队员们也将带来的一些设备捐赠给了什邡市政府,包括后勤保障物资和食品｡
　　
　　5月30日,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在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陪同下来到四川灾区｡韩方向中方提出这一愿望时表示,因为当地正在抗震救灾,希望轻车简从,尽可能不增添麻烦和负担｡就在我们进行采访的前一天(5月29日),韩国军方向灾区提供了三架军用运输机的救灾物资,包括帐篷､食品､毛毯,这些都是军用储备物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李明博总统到四川地震灾区走访慰问,表达了韩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灾区人民的良好祝愿｡李明博成为到访四川灾区的首位外国国家元首｡
　　
　　新加坡:几乎与遗体“脸贴脸”地作业
　　
　　地震发生后的5月1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致信温家宝总理,表示新方愿派救援队协助中方抗震救灾｡16日晚8时,新加坡民防部队灾难救援队共55人分乘新空军两架C-130运输机和一架民航客机抵达成都｡17日~21日,救援队在什邡市红白镇进行救援｡
　　“新加坡救援队给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不顾危险､奋不顾身的精神｡我们去的红白镇信用社的一个危楼,一半已经倒塌,另一半也已倾斜,45度角靠在上面｡有一个妇女被埋在里面,家属很着急｡有武警战士在查看情况,有小型挖掘机在挖,但是挖不出来｡被埋妇女的家属找到新加坡救援队,希望他们能帮忙找一找｡”外交部亚洲司孙向阳处长描述了新加坡救援队在红白镇惊险的救援场景｡
　　同其他外国救援队一样,新加坡救援队拥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救援精神､深厚的专业素养｡他们中的结构专家通过分析认为这座楼可以上去｡他们一下子上去了好几个人,在楼里到处转,从窗户里､门缝里挤进去寻找｡但没能找到幸存者,也没有找到遗体｡遇难者的儿子给他们指认遗体可能的所在位置,包括她平时在哪里看电视｡又是一下午还是没找到｡当时的情况很艰难,也很危险:没有大型机械,根本挖不动那些水泥板,而水泥､钢筋等杂物随时可能掉下来,还有余震的危险｡孙向阳说:“让我十分感动的是,长时间努力没有结果之后,新加坡队员就挖了一个小洞,冒着危险钻了进去,只留两支脚露在外面｡我们很担心,害怕有东西掉下来或者发生余震会伤害到救援队员们｡他们身上全是汗水､泥土､灰尘,可以想象他们工作得十分艰苦｡但还是没有结果｡第二天下午,我们又来到现场,找来了大型挖掘机继续寻找,终于在另外一个较高的地方挖出了遇难者的遗体｡”
　　新加坡救援队员在救援过程中表现出对死者的尊重｡挖掘遗体时,队员几乎与遇难者遗体“脸贴脸”地作业｡他们每挖出一点,就用被子或者布将遗体的这些部分覆盖起来｡为了不让遗体再受到任何伤害,在用挖掘机寻找遗体的时候,只要发现一丝痕迹,他们都会叫挖掘机停下来,然后自己慢慢去挖,十分小心地不让遗体再受到一点伤害｡一位遇难妇女遗体被挖掘出来后,救援队员迅速用被子将她包裹起来并抬出废墟,不让记者拍照｡如果队员发现遗体已经严重变形,他们会尽量不让家属看遗体的脸部,而是让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辨认｡
　　看到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救援队员就主动提出帮忙抬运遗体,并为遇难者安葬｡他们来到了临时开辟出的墓地｡安葬条件很简陋,解放军战士帮着挖了一个很小的墓坑,遗体只用裹尸布包裹着｡墓坑里有块石头正好在死者颈部的位置突出来,遇难者家属想把这块石头弄掉,但石头外面露出来的部分小,埋在地下的部分很大,怎么都弄不出来,于是四五个队员趴在坑里挖｡很长时间过去了,四五个人轮换着,趴着的,蹲着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孙向阳告诉记者:“新加坡救援队非常专业,不顾危险,对死者很尊重,而且很照顾死者家属的感受,这些让我们动容｡”19日下午2点28分,恰逢中国全国哀悼日向地震遇难者默哀,新加坡救援队员们也在红白镇的营地举行了一个最隆重的致哀仪式｡队员们肃穆列队,脱帽敬礼,他们的三辆救援车也鸣笛致哀｡
　　新加坡队员对中国抗震救灾的行动大加赞扬,感动于中国军人奋不顾身的救助精神､中国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热情周到｡他们说去别的地方救灾还得看着食物不要被别人抢走,而在中国,老百姓给他们做了米饭､煮了鸡蛋､炒了菜,餐馆的志愿者开着车从什邡把热饭菜亲自送来｡队员们说:“你们这么给我们供应,我们呆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附记
　　救灾现场的中国外交官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外交官们很少谈及他们在履行这次特殊的外交使命中的表现｡亚洲司参赞郭燕告诉记者:“他们在灾区真是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那里余震不断､滑坡不断,又是瓢泼大雨,他们风餐露宿｡有的人一个星期也没有洗澡､洗头,他们住的帐篷也非常简陋,就草草躺在地下,盖着没有被罩的棉絮,早晨起来头上身上都沾着白毛｡非常艰苦｡”包旭辉说:“从作业现场回成都,在高速路的休息站去洗手间,那是我一个星期后第一次照镜子,自己被吓了一跳｡当时晒得特别黑,蓬头垢面､胡子拉茬｡”袁勇说:“除了在成都,没有一次是能平躺着睡觉,都是在大巴上凑合,最多能把椅子调一下倾斜度,几乎就是坐着睡｡”孙向阳说:“最怕就是下雨,因为帐篷就搭在地上,一下雨全是水｡那也得睡呀,雨会潲进来,打到脸上,人就醒了｡”“我们在现场不觉得很危险,但是回来之后想想就觉得……我们去的路上就有滑坡,大石头就悬在那儿,万一有个余震,它就下来了｡去电站的路上,铁路两边都是峡谷,很大很大的石头砸在轨道上,有的汽车被砸得只剩下残骸｡”
　　外交官们在特殊的时期,完成了特殊的使命｡欧亚司程国平司长说:“平时觉得他们很普通,可那天到机场接他们,看到他们几天瘦成那个样子,我哭了｡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孙亮在总结中写道:“在抗震救灾战役中,中国外交官的形象不再是西服革履,而是头盔､口罩､手套和满身尘土,工作地点不再是大会堂､谈判桌､宴会厅,而是废墟中､瓦砾上､危楼旁,对外工作方式不再是维权交涉､据理力争,而是亲密无间地并肩奋战､出生入死､患难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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