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志愿者：进步与差距_志愿者口号创意8个字

　　内容支持 丁元竹 贾西津 李煜晖 　　 　　 　　如果要评选2008年度的“热门词汇”,或者2008年度“感动中国的社会群体”,“志愿者”肯定高票当选｡2008年至少有两件大事,使“志愿者”这个群体,似乎在突然之间,显出了夺目的光芒｡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志愿者”这三个字,足以让人们闻之热血沸腾｡据估计,共有约500万志愿者活跃在灾区和全国各地的救灾工作中｡而围绕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有10万赛会志愿者､40万城市志愿者和超过100万的社会志愿者为人们提供多方面的服务｡
　　也许你本人就是一名志愿者,也许你的身边就有志愿者,也许你在某一时刻得到过志愿者的服务,也许你在某一场合看到过他们的身影｡其实,志愿者平时已经悄悄进入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也许他们往往不被人们注意｡
　　
　　点点滴滴与默默无闻
　　
　　“感动中国”的志愿者
　　2003年7月的一个晚上,徐本禹的内心经受着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矛盾｡父亲良久沉默后的支持让他深感歉疚｡家中的房子至今仍是村里最矮的土坯房,父亲最少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十几元的收入,把自己供养到大学读书,父母多年来的艰辛,徐本禹都记在心里｡
　　小时侯,有一次家中没有钱吃饭,是母亲向邻居借了两元钱才度过难关｡徐本禹又想起另一位母亲:大一那年冬天,自己只有单薄的军训服,室友的母亲送给了他防寒的衣物｡还有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四年来给了他多少帮助啊｡“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手!”母亲的话忽然在耳边响起｡就这么定了,“别人给我一口饭,我要还别人一碗肉!”
　　于是,徐本禹放弃了公费读研的机会,决定履行对孩子们的承诺,回到一年前曾去支教的贵州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为民小学,去做一名志愿者教师｡这个决定在他就读的华中农业大学很快传开｡
　　“刚刚走进大学的时候,平时经常用课余时间去草坪上捡垃圾,帮着义务分发信件｡虽然这些事情都是义务做的,但是自己却感受到给人方便所带来的快乐｡渐渐地,自己热爱上了志愿服务这份工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徐本禹讲了自己最初的志愿服务工作｡
　　2003年7月16日,徐本禹与七名志愿者一起回到了为民小学｡这里是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物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晚上只能点油灯照明,他们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汤｡同来的伙伴有人病倒了,最后一个又一个离开了这里｡
　　徐本禹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很少见到阳光｡在这里,他一周要上六天课,每天上课时间达八小时｡由于信息闭塞,许多事情孩子们理解起来都比较困难｡但是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孩子们可以听懂普通话了,与人交流也不害羞了”｡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对自己单纯的志愿支教工作产生了怀疑｡他认识到,志愿者更应该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号召力带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在这时,大方县大水乡党委书记邀请徐本禹去大水乡大石小学任教｡
　　大石小学的情况甚至比为民小学还要差｡在海拔1600米的高原上,冬天,风从木板拼成的教室墙上的缝隙里吹进来,像刀一样拉得师生们皮肤生疼｡徐本禹将他支教以来所亲历的一切写成了三封信寄给了华中农业大学的领导们｡2004年6月26日,校方被信中内容所打动,派出了两位老师来到大水乡看望徐本禹｡就在两位老师在大方县的山路上颠簸的时候,华中农业大学宣布捐助八万元帮助徐本禹,用来为当地的小学建设校舍｡
　　这一次,徐本禹不再是孤独一人地在支教的道路上苦行｡一位老师将在大方县拍摄的100幅照片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网络上｡发出帖子后的短短九天里,点击总数就超过了100万｡紧接着,从祖国内地到港澳台､从亚洲到欧洲､从北美到澳洲,要求捐款捐物的电子邮件雪片一样地飞来……通过徐本禹的引导,人们的善心汇聚起来,大石小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大水乡的经济也随之有了发展｡2004年,徐本禹被评选为“感动中国的人物”｡
　　“现在,志愿服务不仅是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不仅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友情和成熟,更重要的是,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了我性格和灵魂的一部分｡”他对本刊说｡
　　从世界走进中国
　　绝大多数志愿者或许并不像徐本禹这样为人们所知｡他们所做的志愿工作不同,但都在点点滴滴的工作中默默地奉献着｡
　　什么是志愿者?什么是志愿者精神?通常人们认为,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出自自愿,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他为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工作,志愿服务是他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动｡志愿精神的产生基于个人对社会和人类的爱心与责任感,而这种爱心与责任感又取决于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和经验,也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志愿服务也是个人表达其对人类和社会爱心与责任感的一种方式｡
　　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初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在国际社会,志愿者源于对战争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和平年代,志愿者帮助弱者､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欧美国家的志愿服务已有较长时间的历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志愿服务制度和体系,专业性强,注重立项的可行性,注意规范化､法制化,并且向国际化发展｡一些国家的志愿服务工作是在联合国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协调和指导下开展的,不少项目是跨地区､跨国界的,志愿人员常常被派往世界各地从事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因而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形式,志愿服务活动几乎家喻户晓,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已成为广大公民的自觉行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丁元竹教授,从1997年就开始致力于志愿服务工作的研究｡丁教授向本刊介绍说:中国志愿精神和志愿活动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曾经对亚洲､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的国际援助,内容包括军事､经济等｡伴随着这些援助活动,中国政府曾经派遣了大量的志愿人员到国外参与相应的项目｡
　　而在中国最早从事服务工作的志愿者则来自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1979年,第一批联合国志愿者来到中国偏远地区,从事环境､卫生､计算机和语言等领域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号召推进社区志愿服务｡1993年底,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两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在京广铁路沿线开展为旅客送温暖志愿服务｡之后,40余万名大中学生利用寒假在全国主要铁路沿线和车站开展志愿者新春热心行动｡由此,青年志愿者行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为推动青年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团中央于1994年12月5日成立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区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大的两支志愿者队伍｡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体系,都与一定的政府组织联系在一起｡
　　自1993年共青团中央发起实施青年志愿者行动以来,全国累计已有2.68亿多人次的青年和社会公众为社会提供了超过61亿小时的志愿服务｡按照《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进行注册的志愿者总人数已超过2511万名｡
　　
　　汶川救灾使中国志愿者得到充分展示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
　　什么是志愿者
　　在丁元竹教授看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这样一种志愿精神:帮助别人,乐施好善｡在此次汶川地震后的救援工作中,这种美好的东西迸发了出来｡在很短的时间里,有那么多人在并没有人组织的情况下,自发赶赴灾区帮助救灾,而且其中很多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志愿者､有什么志愿者组织,他们只是出于一种普通人的帮助同胞的善良之心｡
　　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有国外媒体评论认为:发生在中国的这次毁灭性地震“催生”出以前在这个国家不曾看到的一个现象――志愿者大军｡对于这样的评论,丁元竹称表述得“不准确”｡他认为,中国早已存在大批的志愿者,说这场灾难“激发”了中国人的志愿意识和精神更准确一些｡
　　的确,在此次的汶川抗震救灾的大军中,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农民､是学生､是经理､是律师､是医生､是教师､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志愿者｡地震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头一次向单位请假,目的是为了奔赴灾区,去救助那些素不相识的灾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医疗､心理救助､救援等专业技能,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是收货发货,就是给灾民们盛饭,做着最琐碎的事｡尽管灾区生活艰苦､余震不断,但志愿者却仍然以数十万的规模活跃在这里,令世界为之震动､瞩目｡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的“志愿者元年”;也有人说,汶川救灾是志愿者首次集中亮相｡或许,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这次大规模的救灾,既是志愿者的集体亮相,更是一次对这个群体的检阅和考验｡
　　形成多元的“草根”组织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贾西津副教授也表示,抗震救灾使中国志愿者得到一次充分的展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志愿者活动的整体特点是:大批个体志愿者参与其中,也有很多志愿者是通过政府､党团､NGO(非政府组织)渠道参与的｡不过,贾西津认为,相比之下,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志愿行动,效果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大多数有政府背景的NGO,例如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志愿者活动效果会更好｡
　　贾西津说,这次救灾行动,既反映了志愿者的热情和志愿者活动的很大的进步,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在志愿者工作上的一些缺陷和问题:组织不够发达,不够多元｡一部分志愿者被纳入到政府的系统中,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比较多,但参与规模一般不是很大,还有很多志愿者没有任何组织性的参与｡她认为,这次行动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团体组织化的建设非常重要,这种组织化的建设需要多元､开放､有序的法律环境,使志愿者不仅有服务的热情,还能够容易形成自己的组织,使得大量个体的行动形成有序参与｡仅依靠党政机关的动员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社会应该形成一种自组织的机制,有发达多元的“草根”组织,并且使这些组织之间形成一些联系,这样才能使志愿者的参与更加有效｡
　　贾西津认为,志愿者组织化的优势在于可以进行合理规划,志愿者可以有选择性地､主动地参与服务｡有些志愿者尽管有意在某个时间段从事某项服务,但是由于缺乏组织和协调,往往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来从事服务,而一旦有了志愿组织的协调,就可以根据其时间和专长进行安排｡此外有组织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进行长期性服务｡由于震后的很多工作都是长期性的,经过组织后的志愿者,可以分期分批进入灾区,不会造成在某个时间段“拥堵”,而某个时间段又会出现“空白期”的情况｡事实上,个人参与的力度是有限的,相互之间协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单纯的人力､时间投入｡这些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最有选择性､积极主动的有序参与,还需要发达的公民志愿组织的体系｡
　　可持续的志愿服务和
　　可持续的志愿精神
　　丁元竹也表示,我们还需要可持续的志愿服务和可持续的志愿精神｡
　　首先,国家要号召国民把参与志愿服务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长期坚持下去｡
　　丁元竹介绍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号召开展“公民服务”活动｡2002年2月,在其国情咨文中,布什要求美国人民在其一生中至少要为所在社区贡献4000小时以上,大约相当于两年的时间｡在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出现了许多志愿者队伍｡在灾后重建中,这些志愿者组织得到了政府的肯定,日本政府也就此制定了日本的“非营利法”,自此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在经费上得到了政府的补助｡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考虑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指导志愿组织的发展｡可以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类型,如卫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区､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在财政上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放宽对这类组织的登记管理｡
　　第三,要通过教育来培训和提高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意识和能力,使国家更好地对恐怖事件､犯罪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事件等作出反应,为突发事件准备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可持续的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
　　丁元竹表示,在应对这场空前惨烈的地震中,需要广大志愿者的热情,也需要理性的志愿者｡在这个关键时期,灾区的确需要有组织的､理性的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说,灾区重建不是一朝一夕,灾区人民的心理康复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国家已经规划了一个三年期的恢复重建日程,有心理学家说,灾区人民的心理恢复也需要不少于三年的时间｡在未来的日子里,志愿者在灾区重建中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大有作为｡待灾区秩序得到一定恢复,志愿者自己和所在组织在资源上和技能上都有所准备,再参与进去也为时不晚｡在地震灾区重建中,志愿者任重道远｡
　　
　　中国志愿者风雨三十年
　　
　　发自内心的奉献精神
　　2006年的某个周六,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奥运倒计时纪念牌前的一幕让路人驻足注目｡站岗时军姿笔挺､巡逻时目光炯炯,守卫天安门广场的武警战士们总是生出一种凛然的军人气质｡然而,当一个看似很平凡的女孩经过奥运倒计时纪念牌前时,一位守护着纪念牌的武警战士却忽然用军人的嗓音吼出一句:“老师好!”路人惊讶的目光和善意的笑容让这个女孩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叫白璐,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那年她才是个大一的学生｡
　　
　　“当时真是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是第一次有人在教室之外喊我老师,而且是一名守卫天安门的战士｡每次想起都很感动｡”其实,在白璐负责的“国旗班志愿英语支教项目”中,很多北外的学生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据白璐介绍,“国旗班项目”是北外青协的传统项目,从2001年就开始了,每年都会有60~80名同学参与其中｡之所以叫做“国旗班项目”,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该项目的主要对象是天安门武警国旗班,后来,虽然受众范围逐渐扩大,但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下来｡白璐说,只要是在校期间,每周六早晨8点到11点,她都会带领志愿者到天安门武警中队进行支教｡授课的主要内容是武警们日常执勤时所需要用到的英语,例如回答群众的问路､劝阻游客吸烟等｡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支教都是抱着锻炼自己的态度,但一被叫做老师,就有一种责任感了｡”正是出于一种感动和一份责任感,白璐把这个项目坚持做下来了｡在奥运会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些年的努力也看到了成果｡
　　没有语言就没有交流,语言不通,交流就不顺畅｡自从申奥成功开始,北外青协的志愿者们就一直在努力充当中外民众的沟通之桥｡
　　据北外志愿者关资鉴介绍,从去年7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北外志愿者参与到了“好运北京”测试赛的志愿工作中｡而在今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北外几乎全部的大三同学和相当多的大二同学都放弃了暑假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留在北京参与奥运会的志愿工作｡奥运会结束以后,很多的志愿者还会继续留在岗位上参与残奥会的服务等｡
　　去年以来,北外的志愿者还开展了“富平学校”的支教活动｡富平学校是由著名学者茅于轼发起创办的致力于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本土非营利机构,主要是为家政从业人员提供英语辅导｡志愿者们每周二下午来到学校,根据学员实到人数灵活安排上课｡许多已经找到工作的家政从业人员因为英语水平的提高而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志愿活动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奉献精神,只有发自内心的付出,才是真正的志愿者行动｡志愿活动就是用一颗颗奉献的心搭铸成的｡”
　　在白璐眼里,志愿者的工作就是一个由组织到实施的过程,不求回报,不问为什么,甚至都留不下太多的深刻记忆｡因为她把这些工作看得那么平凡,不愿意往上面添加任何的光环,也不愿赋予它们太多的意义｡这一切,只是来自她的本心,她的很多志愿者朋友,也都和她一样｡
　　变随机参与为日常参与
　　白璐的志愿者理念恰恰契合了贾西津对志愿者概念的界定｡贾西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许多人对志愿者的理解存在着误区:提到“志愿”时最先想到的是“不要钱”,是“义务和免费做好事”｡其实“志愿”的首要含义是指“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你想做的事情,附带的含义才是不包括从事商业等行为的非赢利活动｡
　　贾西津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志愿者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是30%~50%,很多人在日常都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某些志愿组织中,或是有固定的志愿参与服务的途径｡美国､英国､日本的社会志愿参与比例都是比较高的,而中国目前已知的最高数据是3%~8%,依据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志愿者比例较低,参与的普遍性也较低,参与习惯和自主性不强,更多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如抗震救灾)和重大活动(如举办奥运会)时的动员｡另外,和上述国家相比,在参与的深度上差距更大｡我们的很多志愿者的参与都是比较随机的,没有明确的自我意志｡而国外的志愿参与则有很多相应的组织､规则和要求,很多人都有固定的参与渠道,对于他要参与什么样的活动和组织有明确的意志,有简捷和固定的渠道｡定期性的参与对于参与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而从这次抗震行动来看,我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但是日常的参与热情就比较低｡希望今后的志愿活动能够更为长期化和规范化,逐渐变为日常参与｡
　　另外,贾西津还向记者谈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志愿者人员,如社区治安员､公交疏导员､交通协管员等｡她认为这种志愿者的性质是比较模糊的,他们多是由老年人､下岗职工组成,或由居委会组织,其中确有些人热情参与,但并没有明确的个人选择意愿,实际上有分派的因素在其中｡事实上,通过单位､居委会､政府部门等渠道进行服务岗位的分配,都会使志愿服务的个人色彩减弱｡这是中国志愿服务与国外不同的地方｡
　　培养对劳动的热爱､
　　奉献精神和公益观念等
　　“I don’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
　　让陈励子意想不到的是,这句话成了跟她学英语的爷爷奶奶们记得最熟的一句话｡“如果老外问你什么事你不会说,就跟他们说这句话,他们就会去问别人,自己也不会显得太冷淡｡”
　　在前面的例子中,徐本禹和北外学生,可以算是大学生志愿者的缩影｡陈励子和她的同学则是年龄更小的一个群体――中学生｡那还是去年暑假,距奥运会还有一年的时间｡刚刚读完高一的陈励子,在老师的支持下,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学校附近的一个社区,开展了他们的一项志愿者活动――为期一周的奥运社区英语讲座｡
　　“一开始觉得,能有十来个人来听就不错了,可是第一次开课就来了差不多30个人｡事先我们就想,让这些爷爷奶奶学一小时英语是有困难的,因此就设想,既要教一些简单会话,又有一些情景表演,就是扮演老外来问路什么的,应该怎样回答人家｡我们安排了几个专题:打招呼､问路､衣食住行,等等｡最后一天还和爷爷奶奶们进行了一次汇演｡”
　　陈励子是北师大二附中文科实验班的学生,这个班的特长就是英语特棒｡但仅仅英语棒还是不够的｡“第一天讲课,同学们急出一身汗,因为爷爷奶奶们总反映讲得太快太多,记不住｡后来我们就对自己的方案不断修改,还采用了一个特土的办法,给每个人发个讲义,上面的单词都注上中文的发音｡”
　　陈励子的经历,可以说是这个学校开展志愿者活动的一个缩影,而这个学校的志愿者活动,又是我国在中学生中提倡志愿者活动的缩影｡
　　“我们是把志愿活动当做学校教育的一部分｡现在的中学生,学习压力大,平时更多的是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生活比较单调和枯燥,许多人虽然有服务社会､帮助他人的愿望,但是却缺少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这样一种机会,同时还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培养和增强学生的个人品质,如对劳动的热爱､奉献精神和公益观念等｡”李煜晖,北师大二附中学生处副主任,具体负责学校的学生志愿者工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这样介绍｡
　　在北师大二附中,学校长期组织学生志愿活动,如每天早晨上课前各班对校园的分区打扫,组织高一新生在学校附近清扫过街天桥､清除小广告､做公交引导等｡
　　中学的志愿服务,一是自己进行的志愿服务,二是响应市､区教委和团委的要求､倡议进行的活动｡陈励子她们的社区奥运英语就属于前者,有的活动是同学们自发策划的,比如去敬老院,陪老人聊天解闷｡区里提供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现在参与最多的是奥运城市志愿者服务,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到国家大剧院一带提供服务,包括医疗救助､生活服务､介绍北京风土文化等｡
　　中学生志愿者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志愿者的明天和更美好的希望｡
　　雷锋精神是否属于志愿行为
　　在接受本刊记者访时,共青团中央志愿者部的负责人这样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的青年志愿者行动弘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美德｡
　　他说,上世纪60年代产生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学习雷锋活动,是一项由亿万群众广泛参与的持久的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进入90年代以来,作为学习雷锋活动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创新,青年志愿者行动应运而生,志愿精神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丁元竹也认为,雷锋精神就是一种志愿精神,只是后来的宣传太泛政治化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掀起的学雷锋活动,影响深远,雷锋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志愿者活动是对全民学雷锋活动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志愿者所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正是雷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雷锋活动的本质是发扬奉献精神,做好事,做份外的好事,志愿者行动的本质也是如此,两者都具有公益性｡志愿者行动和学雷锋活动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1999年以前,人们把每年的3月5日称作“学雷锋活动日”｡1999年,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从2000年开始,把每年的3月5日命名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不过,贾西津认为,雷锋精神用“奉献”形容更为贴切｡雷锋精神中的部分行为属于志愿行为,如自发做好事｡但雷锋精神更多的是强调“螺丝钉”的精神,这实际上与“志愿者”的本意――个人的自愿选择,恰恰是相反的｡
　　丁元竹还谈到了最近几年中国志愿者的变化,他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参加志愿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民政系统和共青团组织这两支志愿者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上千万人,而且还不仅仅于此,民间的各种志愿者组织也在不断地壮大和发展,而且势头很猛｡
　　二是从制度建设上来说,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自1999年8月广东通过《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以来,我国已经有11个省建立志愿者服务法规,正在计划建立的省也不少｡全国人大有关方面也对志愿服务立法给予了关注和重视｡
　　三是从项目的运作上来说,内容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一天､两天,甚至仅仅是几个小时的志愿活动,发展到现在的各种不同的项目,如招募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一两年的志愿服务工作,还有有上百万人加入的奥运志愿者服务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四是从管理水平上来讲,也是有所提高的｡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将有十几万的场馆志愿者和几十万的城市志愿者,如果没有很高的管理水平是无法进行组织的｡
　　五是志愿者的服务领域与初期时相比,也有了一些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在社区进行互助活动｡近几年,慈善式的志愿服务越来越多｡而且,原来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多是青年人或社区中的老年人,现在一些企业也逐渐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了｡一些退休的人也成为了志愿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是活动的范围也从过去单纯地扶贫､帮助弱势群体向着更多的领域发展｡有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以提高生活品质为目标的志愿者服务等｡
　　
　　30年的时光,我国的青年志愿组织､社区志愿组织和各种自发的草根性的志愿组织在社会春雨的滋润下蓬勃发展,志愿服务正在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志愿精神正成为被许多人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
　　中国志愿者走向世界
　　2007年1月,徐本禹更是把他的爱心播撒到了祖国以外的非洲大陆上｡作为共青团山东省委招募的赴津巴布韦进行支教服务的志愿者,他被安排在管理培训局进行汉语教学｡由于教学出色,渐渐的,知道他们志愿服务的人越来越多｡
　　2001国际志愿者年期间,中国志愿者开始走向世界｡中国2001国际志愿者年委员会于此时成立并成功组织了志愿服务国际会议､国际志愿者年庆典晚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从2002年5月开始,中国青年志愿者开始派赴国外开展中长期志愿服务工作,同时按照对等原则引进外国志愿者到国内中西部贫困地区工作｡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老挝项目､缅甸项目､泰国项目､埃塞俄比亚项目､津巴布韦项目､塞舌尔项目､圭亚那､突尼斯项目等相继实施,目前已有229名中国青年志愿者参与这项计划｡
　　在津巴布韦,徐本禹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中国志愿者的光荣｡“每当我和当地人聊天时,一说起中国,他们就会伸出大拇指,用一种惊讶的语气说:中国的经济每年都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太不可思议了!”徐本禹对本刊说:“每当我讲授中文时,我的学生总会对中国充满好奇与向往,有不少学生说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中国;每当我们行走在哈拉雷的大道上,总能够听到在奔驰而过的汽车中传出这样的声音――‘China,Gongfu(中国,功夫)!’每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我们总能够在津巴布韦惟一的电视台ZBC上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本刊实习记者王博､李晨曦协助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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