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去新疆 外国人怎样看西藏

　　神秘、祥和的第三极净土 　　 　　弗洛伦斯是位法国艺术家。她来中国之前，曾是路易威登的产品设计师。2003年她来到中国定居。2007年。她在拉萨创办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旨在促进西藏本土艺术文化的传播。也致力于促进外国人对西藏的了解。
　　也许是因为她的艺术家身份，看完笔者的采访提纲，她完全忽略了关于西藏的主权归属和历史地位以及外国人为什么支持“自由西藏”的一大堆问题，却直接指着纸面上的一段文字大表赞同。这段文字是“外国人对于西藏的精神崇拜，即认为西藏是神圣的、平和的、纯粹的净土”。
　　弗洛伦斯坦承，她对于西藏的历史和政治一无所知。但她非常赞同笔者提及的西方人对于西藏的精神崇拜。接着她细致地描述刚到西藏看到蓝天时的情景，“我头一次知道天可以是那么蓝，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不知道真正的天空是什么样子的。”她又说到在拉萨人们生活的场景。“有穿着民族服装转着经筒的人。也有许多年轻的藏人烫了头发、穿着牛仔裤。”“有时候也需要特别小心。有人会抢劫，在偏僻的地方，没有路灯。我晚上不敢出门。”她还热情地向笔者推荐电影《可可西里》。她说：“那里面的西藏就是真实的西藏。西藏有好人，也有坏人。”相比与西藏有关的政治话题，弗洛伦斯显然更愿意关注拉萨城内人们的生活。“拉萨现在跟别的现代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有许多汉人。”对于拉萨的现代化。她显得有些失落和焦虑。
　　像弗洛伦斯这样对西藏怀着浪漫情怀的外国人很多。中央党校教授、西藏问题研究专家胡岩解释说，“二战后，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社会制度也开始产生怀疑。特别是越战之后，很多人对基督教失去信心，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藏传佛教，尤其是其中的活佛转世制度让他们找到了新鲜感。”
　　“世界第三极”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风貌、藏传佛教的独特魅力、藏族文化艺术的神秘和原始美感，以及藏人热衷于灵修和来世的纯粹精神世界。这一切使得西藏对于处在现代性危机下的西方人具有魔法般的吸引力。对于西藏的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西方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政治观点的心理原因。这种感情使一些西方人毫不吝惜其对于所有藏人一视同仁的、有时却是不辨是非的同情――并非所有对西藏怀有浪漫情怀的珏方人。都有弗洛伦斯那样在西藏生活的经历，来让他们至少得出“西藏有好人，也有坏人”的结论。
　　也有外国民众认为他们对待西藏的政治观点与“精神危机”无关。“我认为不应该将西方社会一概而论并室称在西方社会存在普遍的萧条和精神危机。”在中国学习的挪威留学生亨利说，“西藏问题为什么在西方人当中这么有感染力，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西方人认为西藏存在着非常合法的要求。与某种程度上西方人对于西藏的美化的心理因素的混合。重要的是人们自己治理自己，并且藏人能被允许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
　　
　　“人权”和“高度自治”
　　
　　在笔者通过邮件得到的采访回复中。所有人毫无例外地认为西藏人权状况不容乐观，并将原因归咎为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现行治理没有实现藏民族“真正的自治”。
　　“我有幸在2007年去西藏游历了三天。我必须说我非常喜欢在西藏的日子。但让我失望的是我们作为外国游客，必须要面对很多中国方面的规定和限制。”墨西哥人艾西娅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她说，“根据我的经历，西藏人生活得很开心――他们天性如此。但只要我询问得更深一些，他们就会承认他们感到压抑、不自由，然后就走开了。我的导游跟我说过很多次。如果我们是在公共场合，他就不能回答我的某些问题，因为他害怕如果他回答得不‘正确’。就会被警察带走。我也同旅馆里的服务员聊过，他们说他们很不乐意被强迫学习普通话，因为那并不是他们的母语。”
　　马特?约瑟夫是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城市委员。去年11月，他曾作为美国青年政治家代表团中的一员来中国进行了访问。他没有去过西藏。坦承自己对西藏问题了解得不多。并且声明他的回答不代表其他人或代顿市或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
　　“以我非专家的观点看。我认为西藏应该在中国联邦政府下被给予有限的自治权。看起来西藏的主要诉求是能更多地掌控他们自己的事务。但中国看起来是希望消除对西藏的最终主权的疑虑”。马特说，“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是强烈主张政教分离的。所以关于喇嘛们必须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政府关闭寺庙的那些故事让我觉得担忧。在民族政策上，我通过阅读了解到的是，中国政府为了稀释藏民的人口而鼓励人们从中国别的地方移居到西藏。看到约旦河西岸和北爱尔兰的(移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认为这也是在西藏的一个政策错误。”
　　综合来看，外国民众对于西藏“人权”状况和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上的错误认知包括：一、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侵蚀和同化。北京政府在“有意识地逐步灭绝西藏文化”，有计划地向藏区移入汉人以稀释藏族人口。二、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实际上是掠夺西藏资源的政策，西藏环境受到污染。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三、共产党是信仰无神论的。所以中国政府“迫害和压制西藏的宗教自由”，企图有计划、有步骤地促使宗教早日消亡。四、西藏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中共在西藏实行种族清洗。眉杀百万藏民。西藏缺乏言论自由。
　　由此看来，外国人对于西藏的现实情况误解颇深。值得一提的是。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以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向现代化转型为大背景的。西藏虽然有其民族和地域的特殊性，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社会矛盾，暴露一些社会问题，甚至会暴露出体制上的弊端。只是由于在宗教和民族上的特殊性，发生在西藏地域内的社会矛盾特别容易被人关注。加上达赖集团传播谣言，煽风点火，问题在国外公众心里被极度夸大了。
　　正因为外国人误以为在西藏存在严重的“人权灾难”、“民族大屠杀”和“宗教迫害”，达赖宣扬的“让西藏高度自治”在西方颇有市场。相比主权归属来说，外国人更多地从“人”和“文化”的角度考虑西藏问题。与中国将维护对西藏的主权摆在第一位不同，希望西藏不被盲目地现代化、希望藏人能够维持纯粹的生活方式、希望西藏能继续在现代性危机下满足西方人精神需求的心理，加上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和对于真实情况的不了解，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政府的治理下，西藏不可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简单理解，使西方人自然认为对西藏发展最好的方法就是“西藏自治”。
　　但许多外国人同样不知道，达赖所说的“大藏区高度自治”。跟外国人出于对西藏的善意所支持的“自治” 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其要求的实质内容完全是变相独立。
　　接受笔者采访时，弗洛伦斯在拉萨已经居住了一年多。“许多外国人分不清楚‘Tibet’与‘TAR’的区别。”不愿意谈论政治的弗洛伦斯在这个问题上却特别认真，她说完还努力地用手指在窗户玻璃上画地图跟我比划。实际上，“Tibet(西藏)”是个模糊概念，而“TAR(Tibet Autonomous Re-gion，西藏自治区)”是个精确的地理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差了西藏自治区领土面积的几近一倍。
　　“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对西藏问题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即西藏和藏区的区别。”胡岩对笔者出示了一张“中华帝国”地图，“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一百多年前西方人对西藏和整个中国的看法。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中华帝国’分成三块：蒙古、西藏和中国。也就是说，中华帝国里还有一个中国，称为‘中国本部’。有的书上还有‘西藏本部’的说法，也就是清朝皇帝派驻藏大臣管的那块地方。甚至比那个地方还要小一些。其他藏区还有青海、四川等的一部分地区，外国人对此并不清楚，他们看到这些地方住的是藏人、讲的是藏话、信的是藏传佛教，就把这些地方理解成是西藏。”
　　正因为外国人不理解“藏区”的概念，因此他们不能识破达赖的分裂企图。
　　达赖和达赖集团提出的所谓的“大藏区”，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包括今天中国境内的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凡是有藏族同胞聚集居住的地方。这些藏族居住区合并在一起的面积为240万平方公里，是如今西藏自治区面积的一倍，约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1／4。
　　胡岩说：“历史上这些地方不光是藏人居住的地方，藏人虽然是占主体，但还有包括汉族在内的十多个民族也在这里居住。信仰藏传佛教的也不光是藏族，还有其他民族。按照达赖的说法。藏区是西藏人的地方，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所以，达赖集团提出这一政治地理概念，其目的就是借。保护和弘扬民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和中央政府“谈判”来重新划分中国的行政区域版图。并在“大藏区”内实行“高度自治”。而所谓的“高度自治”。则包括要求中央政府不能在西藏驻军。西藏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类似的话还有“恢复西藏特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实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曾道破“真正自治”的真正目的。他说：“我们先要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
　　
　　“达赖印象”
　　
　　关于达赖喇嘛，马特谨慎地描述说：“我听到或读到有关达赖喇嘛的事情时，他一般是在谈论和平。但我真的对他知道得不多。我和美国大多数人心目中达赖的形象很可能被在我们这里生活的僧人们影响着。我个人认为这些人是温和、友善而且虔诚的，我认为这也是美国大多数人的看法。所以，当看见一个喇嘛的时候，我们会自然地对他持一个积极的态度。”显然，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任何误会。
　　艾西娅则回答得很直爽：“我觉得他真的很值得尊敬，而且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非常和平。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国家。他就离开了。他不得不留在印度，他就留下了。他既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坏也没有使事情变得更好，但他接受一切他的子民有求于他的东西并将之肩负为终身使命。”
　　亨利的认识似乎是辩证的：“我认为达赖是被西方人极度美化的同时也被中国政府妖魔化的一个形象。说实话，他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他治理西藏的方法在很多方面没什么可自豪的。但我认为他以非暴力的方式致力于为西藏争取更大的自治是值得称赞的。我既不喜欢西方人将他描述成圣人，也不喜欢中国政府将他描述成一个恶魔。”
　　以色列人阿弗尼对于西藏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媒体和在大学课堂里的历史和文化课程。他对于达赖的印象是。“毫无疑问，他在试图通过利用和平又有同情心的藏传佛教推销西藏独立。而且他做得很好。但我认为他在世界领导人中间受欢迎，是因为他与中国政府争夺道德制高点”。
　　这些外国人对于达赖的印象依据他们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了解的程度而有所不同。但在将达赖看做“和平主义者”、“非暴力的”、“宗教大师”、“致力于争取民族自治”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仍然很一致。
　　西方人对达赖的这种印象跟达赖极具迷惑性的宣传有关。例如去年3.14前后，达赖抛出“中间道路”的新论调：“1974年以来，我始终坚持以互利为基础的中间道路的立场。所谓中间道路。就是所有藏人在统一的行政管理下实行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从而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和自己管理自身事务，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而外。让藏族领导和藏族干部担负起管理西藏事务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也才真正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团结。”
　　这种说法极易博得西方人的同情，因为听上去，似乎达赖已经完全放弃“西藏独立”，而支持民族区域自治。但其中的玄机就在“所有藏人”这四个字，毫无疑问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这正是“大藏区”的翻版。
　　事实上，达赖叛逃后，从未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从1959年叛逃一直到1987年9月21日以前，达赖留给世人的印象，一直是“西藏独立”的坚决主张者。这主要是因为达赖在他的公开声明、讲话和谈话中，都一直声言要争取西藏独立。这段时间，达赖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下。还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制定了“西藏国宪法”(后修改为“流亡藏人宪法”)。在尼泊尔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并多年武装袭扰西藏边境，成立“西藏青年大会”等非政府组织。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度、美国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从对抗开始走向接触，为此减少了对达赖及其集团的公开支持。在形势通迫下，达赖不得不降低西藏独立调门。主动提出：“如果西藏人民幸福，我就放弃西藏独立回中国。”对达赖喇嘛的主动示好，中央政府及时给予了积极回应。
　　胡岩说：“1982年，胡耀邦跟达赖的特使讲了五条方针：一，我们国家已经走上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的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跟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历史可以不必纠缠，即1959年那段历史大家忘了算了；三，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目的是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藏汉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 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可以说中央的政策是十分宽松的。然而，达赖及其集团在派遣一些人回国调查研究后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他们在藏人中还很有市场，并利用中央政府的宽大政策，做了许多阳奉阴违的事。
　　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中国的崛起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愿意看到中国变得强大的某些西方势力也加紧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活动。达赖及其集团因而再次受到西方某些势力的“宠爱”，而达赖也趁机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发表演讲，提出一个“西藏和平五点计划”(以下简称“五点计划”)。这个“五点计划”被少数分裂分子视为进行分裂活动的号令。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了大规模骚乱。达赖很难摆脱干系。
　　1988年6月15日，达赖又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以下简称“七点新建议”)。“七点新建议”比“五点计划”更为系统，更具欺骗性和煽动性。从达赖提出“五点计划”到“七点新建议”的两年时间里，拉萨接连发生了四次大规模“藏独”骚乱事件和数十起小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
　　1989年北京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达赖错误地以为按照他们的意愿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已经来临，加之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更加得意忘形，再也不谈他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而是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胆预言中国政治的变数和他回国的时间。然而。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像达赖臆想的那样发展。中国壮大的同时，西藏和其他藏区经济和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相反，达赖集团却矛盾日深。到1994年，达赖不得不再次降低声调，不再全面诠释“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而是一味地重申他“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西藏的高度自治”。近年来，达赖为使“高度自治”更具迷惑性，有时也换个说法，把“高度自治”称之为“真正自治”。
　　达赖的“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的内涵和实质都是以分裂中国为目的。至今，达赖构建于“五点计划”和“七点新建议”之上的与中央政府的“谈判框架”始终都没有改变。达赖主张的“真正自治”，实质上是要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的主权。
　　
　　西藏的历史
　　
　　艾西娅坚定地认为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侵略了西藏，作为他革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只好去了印度。他在拉萨的亲人被迫害和谋杀。这场侵略(中国人认为是解放)导致成千上万的喇嘛和教民被杀。大约700座庙宇被毁坏，同时被毁的还有大多数西藏人的自由(思考、信仰和旅行的自由)。从那时起，中国就利用严厉的体制以及强加给西藏人的恐惧控制了这块土地，控制了它的人民、传统和风俗文化。这就是艾西娅眼中西藏的历史。显然她对西藏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知识错谬百出。
　　“我知道西藏在很久以前是独立的。但中国声称自元代起就统治了西藏。但也有些时候，西藏处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外，例如在1911年革命之后的混乱时代里。在那段时间里，西藏宣布独立，但一般不被别的国家承认。”亨利提到了一些在中国众所周知，但外国人却很少知道的事实。
　　“我首先道歉，除了我偶尔听到读到的一些东西，我对于西藏以前的历史不怎么知道。近50年的历史我知道得更多点。我知道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将西藏作为附属国。在最开始的反抗被镇压之后，西藏人只好以其他方式来阻止。我知道达赖是西藏的一个象征，并且在流亡。我知道促进西藏人权的国际性运动。”看来马特确实知道得不多，而且他已经绞尽脑汁把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了。
　　可以看出，笔者采访的这些外国普通民众们对于西藏的历史是知之甚浅的，但几乎都肯定地认为中国对西藏发动过一场入侵。这种认识说明许多外国人认定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藏独”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从最早“藏独”问题被提出来到现在，外国人看西藏的历史眼光有什么变化?采访中，胡岩扼要地讲明了事情的经过。
　　“前面提到，西方人将中国的地图标为三块：蒙古、西藏、中国，所以他们对西藏最早的认识是，西藏处于中华帝国的范围之内，中国是它的‘宗主国’。”
　　胡岩提到了古代中国外交的朝贡体系。这是指19世纪末期之前2000多年来存在于亚洲东部，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
　　“国家主权、国家的边界等等都是近代的概念。和西方碰撞之后，西方的主权国家理念传入中国，中国人关于自己国家、民族的理念发生了很大改变。例如，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以反满的宣传开始的，最后却以五族共和结束。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理论、政治学说之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把历史上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地方当作是我们的领土，没有直接管辖的则不是。这一点事实上清朝政府也很清楚，像越南、朝鲜等都是没有直接派宫管辖的。但西藏、新疆、青海、外蒙古等不是这样，中央政府是派大臣直接去治理的。”
　　胡岩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渗透、侵略西藏和支持“藏独”的历史：“英国人一直宣称西藏不是中国的领土。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出于商业利益扩张的需要。在18世纪后期就有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进入西藏，想要与之建立商业联系。
　　“英国人从印度殖民地逐步扩张。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一些小国落入英国人手中。这些小国都多多少少受到藏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些地方落到英国人手中，必然使得藏人对东印度公司非常反感，不愿跟他们交往。1875年马嘉理事件后，英国逼迫清朝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条约里专门规定：清政府允许英国派人入藏，不管是从四川还是从印度进去。但因为藏民反对英国人入藏，英国数任印度总督千方百计想跟西藏建立联系，都没有成功。但这也正说明英国完全知道西藏是受清朝政府管辖的。
　　“19世纪后半期，俄国加紧扩张，英国产生了紧迫感。1899年，寇松担任印度总督。他认为，西藏就好比城堡前的斜坡，绝对不能让对手占领，而要把西藏当作印度殖民地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建立联系的要求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后，寇松于是率领军队一直打到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抵抗失败后逃亡。清朝驻藏大臣带着三大寺的首领跟英国人签订了 条约。即1904年的《拉萨条约》，但驻藏大臣没有在条约上签字。《拉萨条约》并没有提到西藏独立的问题，而是承认清朝的‘宗主权’，但有一条规定。西藏的权益不能给其他列强。暗指不能给沙皇俄国。后来1906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把《拉萨条约》作为附件。这等于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但是1906年条约还是写明‘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政治’。后来1907年英俄之间订了一个协定。清政府对此并不知情，英俄双方都承认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
　　这就使得西藏在西方人眼里的法律地位很模糊。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要英国支持他称帝而与英签订了《西姆拉条约》。这次谈判的条约中出现了中英藏三方平等地位，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以后也再没有过。谈判中英国人鼓动西藏当局提出要独立，但袁世凯也不能答应。
　　经历了这些事情，加上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所派的几波人虽进去但实际上管不了西藏。西藏一切内政，甚至与英国之间的‘准外交’。西藏当局都独自处理。但是没人承认西藏独立。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上世纪40年代，英国衰落并撤出印度。美国就进来了。美国人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直到二次大战结束，美国的立场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西藏当局当时成立的外交机构，开始时的英文名叫外交部，是美国人让它改成外交局。1943年美英两国还曾发生争执，英国对美国一幅关于中国局势的评估报告所附地图有异议。因为地图标明西藏为中国的，而英国人认为西藏是一个‘separate state’(单独的国家)。英国人也很精明，他不明说西藏是‘indepen-dent state’，又不愿意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英国指示它的地图机构，地图上西藏须用与中国不同的颜色。英国一直在模糊西藏跟中国的关系。
　　但随着冷战开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态度发生变化。美国驻印使馆给国务院写报告，提出‘对西藏的态度是否要发生变化’。后来的一切事情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但美国又无法真的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这与美国的长期立场相对立。”
　　显然，作为外国普通民众，不可能对西藏复杂的历史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之所以他们会形成“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达赖集团歪曲历史的宣传以及西方传媒的鼓哚。
　　
　　阴谋。敌视，还是误解
　　
　　为什么外国人会在西藏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偏见?
　　显然，一部分国际反华势力在帮助达赖煽动着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指责。
　　另一种解释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敌视。吴建民说：“围绕北京举办奥运会，去年在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事件。对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美国布什总统从来没有动摇过，欧洲一些领导人却左右摇摆；火炬在欧洲的传递遇到许多破坏。奥运会是一次体育盛会，但世界观察北京奥运会时往往会跟中国的崛起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崛起应该说是21世纪全球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情，它牵动了世界全局的变化，就像基辛格讲的，世界的重心、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在这种全球变局的情况下，地位下降的欧洲人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围绕奥运会的整个过程就表现出这种情况。”
　　“强国必霸”是西方很多人在看待国际关系时的观点，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的崛起并不放心。因而也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对立的情绪。
　　还有一种解释则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天然的敌视情绪。
　　亨利却认为无论是“反共”情绪还是“敌视”，都不是主要原因：“不，我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编造的理由。有意思(也有些让人沮丧)的是看看多少中国人在认为西方在与他们作对、西方人反对中国、西方媒体一直在对中国做消极报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西方人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国威胁论’，但绝不像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么多。而且我想大多数西方人不再认为中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了――它已经有了明显强大的经济!所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不反对中国一般意义上对西藏的统治，当然，更不会因为中国被共产党统治就反对，但我认为西藏应该被给予更多的自治。”
　　另一位挪威人艾瑞克也认同亨利的观点。他说：“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人跟人不同，国跟国也不同。我感觉美国人比欧洲人对共产主义批评得更强烈些。如果人们看到西藏有真实自治的证据，那里的居民不再受到人权上的伤害。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在意它是不是被共产党政府统治的。”
　　“反华”、“反共”的这些势力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他们更多的是那些怀着冷战思维的西方政客和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在反华上有重大利益可得的“大人物”。但如果用这些理由来解释所有西方人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恐怕也是不符实际的。而且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中西民众之间在西藏问题上更大的交流障碍。遗憾的是，在中国民众心中，这样来解释西方人的行为的不在少数，这也促使了民众本来正当的爱国主义走向负面的民族主义。
　　艾瑞克说：“许多西方人和其他外国人被中国的民族主义吓着了。那使得他们害怕中国将变成一个对别的国家使用武力的具有攻击性的国家。去年3月拉萨骚乱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示威，很可能使国外的人们更加同情‘自由西藏’运动，而更少同情中国。”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石天说：“3.14事件激起学生到堪培拉保护火炬的热情。火炬传递当天。堪培拉是一片红色国旗。虽然也有当地的人对于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但许多人对此不满。其实换过来想想。如果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那么大片的外国人在喊爱国口号，咱们是不是也会反感呢?”
　　民族主义在互联网上发展得更为极端。针对法国的抵制事件反而使得法国人更加强化了他们对于西藏和中国的误解。吴建民说：“任何国家崛起时民族主义都会上升，历史上也都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错；第二个方面是排斥他人，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中国人在愤慨之余。要分清楚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繁荣、统一。繁荣是统一的基础。如何实现繁荣?改革开放。同全世界合作。排斥他人能够与全世界合作吗?”
　　吴建民继续说：“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里讲，说你们要抵制日货，打开日本商家的产品一看，95％都是中国制造的，自己抵制自己不是很愚蠢吗?试想，你可以抵制人家，人家也可以抵制我们，但中国制造的东西在全世界市场比比皆是。我们之所以能发展是因为开放，我们排斥人家就不能开放。所以我认为中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好的，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必须 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就像胡锦涛主席讲的，‘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一个国家很难独善其身，要把中国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这样看来，民族主义是狭隘的。”
　　
　　不同制度背景、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下的交流困境
　　
　　马特表示，“我也认为在对西藏的态度上，误解、漠视和无知是主要的，而不是有预谋地针对中国的反华策略。”
　　西方的政治家、学者、媒体、非政府组织、民众，即便在西藏问题上存在同样的偏见，但他们看西藏却是根据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动机。在民众之间，恐怕误解是主要原因。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多数公众的看法主要还是受到本国媒体的影响。造成中西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严重对立，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在中西媒体交锋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背景、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下的交流困境。
　　去年3，14事件之后，用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的话说。西方媒体“几百年以来所具有的一种批评和批判的精神，似乎都荡然无存了”――重要的不是拉萨发生了暴乱。而是政府有没有用警察去镇压。中国媒体则向民众过多地强调了“敌视”的因素。推动了饱含误会因素的不理性的民族主义。
　　客观地说，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对西方也有很多的误解。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政治多元化、政府一媒体一公民三元博弈的陌生，也不了解西方民间和知识界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民间对西藏的情结。因此，我们往往将西方媒体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指责，都认为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甚至认为所有西方人都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可以说，西方人对政府权力是天然地不信任的，对自己政府的批评就像家常便饭，由此也延伸到对别国政府的不信任。这是西方跟中国制度文化的不同。
　　同样，西方人也很难理解中国的制度文化，难以理解中国人对外只发出一种声音的集体意识，难以理解中国人民跟政府保持一致的态度。
　　在历史记忆和民族心态上，中西之间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记忆使得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国家主权，也十分珍视国家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关于历史的悲情记忆与对中国当代国际地位上升的由衷喜悦结合在一起。对于中国人来说，奥运会成为事关民族情感的一件大事。因为西藏局势而针对中国政府发出的“抵制奥运”的要求，在西方许多民众(除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外)看来是基于他们所理解的人权和正义，却被中国民众看做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伤害，这样的反应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吴建民说：“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很大。但它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西方文化源自基督教文明，它是二元对立的，善与恶、美与丑、正统与异端。是水火不相容的。尽管它的意见是多元的，但在看待世界的时候却往往是‘非黑即白’的。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和而不同’。中国人懂得不同是无法消灭的，必须接受它，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更好地跟它相处，同时学习它好的东西。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这两种文化应该说各有所长，我们在看世界，我们是要向世界学习，这是中国文化决定的；西方文化就有点不一样，我们的报纸很少说哪个国家不好，哪个国家应该怎么做，而他们的报纸则经常指责别人，因为几百年来它都居于主导地位。我们认为：各种文化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一种文化消灭另一个文化，一个文化征服另一个文化。
　　“我们正在崛起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也逐渐被世界所了解。中国的社会也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们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很强，这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需要集中大家的力量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过程中有各种意见差异，中国民众表达自己愿望的渠道也很多。”
　　
　　更好地增信释疑
　　
　　相比达赖集团在西方媒体和民众中间受欢迎的程度，中国政府则蒙受了诸多指责。西方媒体偏信达赖一家之词，却总是对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信息产生怀疑。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治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得西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这些却很少能通过西方媒体传达到西方人的心中。这里面有西方人的偏见的原因，但客观上说，中国政府在国际公关方面确实还需要更加努力。
　　“中国政府在西藏骚乱后使用的言辞看起来很有民族情绪而且很具攻击性。如果政府使用柔和又擅于交涉的辞令。并且表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跟民族主义者不完全一样，外国人就会觉得不那么受到威胁，也会更愿意倾听它的声音。”艾瑞克说。
　　亨利也认同他的观点，说：“说到达赖时，别再用‘披着羊皮的狼’之类的语言了。那只会使得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形象更糟糕。”
　　吴建民也希望中国政府能有更有效的宣传方式：“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如何对世界进行宣传。就像胡锦涛主席多次讲的，‘要用人家懂的语言跟人家沟通，要用人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跟人家沟通’。既然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完全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把道理讲清。”
　　外国人的另一个建议是开放西藏的调查和采访。同时，他们认为来自中国国内多元化的声音将有利于中国政府与西方民众的沟通。
　　“我想更多的人会倾听中国的声音。如果记者、研究者、外交官和其他人可以被允许到西藏自由参观以及跟任何人自由谈话的话。”
　　“让记者和其他报道方式在西藏存在。即使中国说的是真话，只要他们没有自由采访报道的权利，人们就很难信服。”
　　“我想去年3.14和5.12的反差让中国有更多的反思。我们应该总结其中的经验。事实上很多问题，透明比不透明好，早发布比晚发布好，通过公开渠道比小道消息要好。”吴建民说：“西藏问题我觉得一定要放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中国长期以来遭受列强的侵犯，所以对主权非常重视。现在让外国人来中国指手画脚，调查说你对与不对，这就让我们想到过去，中国人显然无法接受这种安排。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在走向开放，这就涉及一个逐渐增加相互信任的过程。相互信任增加了，中国的开放程度也会更大，这是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胡岩认为，也应该看到外国人关心西藏问题的善意。“有时候我也在想，跟我们过不去的，支持同情达赖的，往往有这样的一面，至少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关心西藏的环境，关心西藏的文化，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西方人是善意的，只是不了解情况而已。”
　　对许多出于误解而对西藏有看法的普通外国人，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一样是出于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好心。他们的目的也和我们一样，是希望藏族人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外国人可能会误会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但在采访中，他们一次次提醒笔者，他们并不支持“藏独”。并认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吴建民对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非常有信心：“我认为在西藏问题上，第一，正义在中国这一边，因为西藏是在发展，不是在倒退。第二，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中国在走向强盛而不是衰弱。第三，事实在中国这一边，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坏。”随着中国更加崛起，相信人们会形成更加成熟、稳定的真正的大国民心态，这对于解决西藏问题将会是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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