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国际化的“我”】巴金

　　巴金的文学生涯始于异域题材写作,结集于《复仇》短篇小说集。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有一个特点:几乎都以第一人称“我”叙述,而且这些形形色色的“我”是超越种族国家和国际化的。
　　据巴金自述:屠格涅夫是他最崇拜的作家,这种写法正是从他那儿学来的。然而细读作品却可发现: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称写法到了巴金手里,被大大地简便化了。关于这一点,巴金有诚实的交代:“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同少数的熟人,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来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然而又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讲故事的写法。”“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我知道得实在有限。确实如此,如果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屠格涅夫是十八般武艺之一,是表现屠格涅夫式的朴素风格的有力手段的话,那么在巴金那里,这是最容易操作的、也是惟一的选择,其功能,仅限于讲故事,倾诉感情。
　　然而,巴金也有超越师父的地方: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称“我”,都是俄国人,不管是作者本人,还是别的叙述人,种族/文化身份相当明确,显示了屠格涅夫严谨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而巴金的第一人称“我”,却可以随意地超越种族国家。这个“我”,在《洛伯尔先生》里是一个法国少年,叫作雅克,一个不幸的私生子;在《狮子》里叫布勒芒,一个不谙人世苦难的法国富家子弟;在《亡命》里叫维克多,一位与外国亡命客有交往的法国大学生;在《父与女》里则叫酿莱,一个在父爱与情爱两难中徘徊的善良法国少女;在《哑了的三角琴》里,他又成了一个俄国外交官的儿子……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创作现象,当巴金把“我”想象成一个法国人,通过这个法国人的眼睛审视人世间的种种悲惨和不平,甚至一本正经地“替法国人惭愧”的时候,他一定不觉得这有什么困难。而在现实中,这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固然可以超越种族、地域的差异,在理性的层面理解西方人与西方社会,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无法在感性层面上真实地想象另一个国家(民族)的人。于是,一切只有依赖主观的想象。具体到巴金,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据巴金自述,他15岁就接触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的文章,被其“雄辩的论据,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问,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所征服,巴金称其为“我的精神上的母亲”,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作者)的美丽的人”。到巴金开始创作异域题材小说时,他已经在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里浸染多年,受其影响自不待言。确实,在巴金的视野里,地域、民族、国家之类都是无足轻重的概念,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自动消亡;一个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没有权力组织的大同世界,不久将在世上诞生,其光景,就像《复仇》开场描写的那样:在一个风景优美、河流环抱的乡村,一批国籍不明的人士生活在一起,读书、打猎、划船、游泳,空下来时闲谈各种有益的话题,探讨理想的社会,真是一个融融泄泄的无政府现代乐园。第一人称“我”的国际化,与巴金的这种“无政府主义”信仰,应当说有着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这个意义看,这个“我”无论由哪一国人担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能否替“人类”诉苦申冤。
　　巴金的“世界公民”的叙述立场尽管带有主观想象成分,却不是空穴来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高瞻远瞩地指出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全球结成一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世界性”逐渐代替“民族性”和“地方性”,一种“世界的文学”必将诞生。然而,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推动历史进步的急切愿望,容易导致激进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具体表现为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地域”与“国际”缺乏辩证的认识,将其截然对立,以前者否定后者、取代后者,其结果是导致人类文化的单一化、同质化、平面化。具体到巴金,正是这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和强烈的道德激情,使他的小说创作专注于“人类”、“世界”,而忽略“民族”、“传统”,导致笔下的异域生活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苍白无力,缺乏应有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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