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现代技术的伪焦虑 伪焦虑是什么意思

　　手机变手雷 　　 　　“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电影《手机》的上演，让全国人民的声带兴奋地发出了河南式颤音。而所有人的媳妇也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名吕桂花了。
　　除了对民间小调的本能模仿狂热，这种传唱更让人们对着想像中的田园生活撒了一娇。在拉长了的花腔中，我们看到矿工们哈着白气笑了，无比幸福。于是，观众们也笑了，幸福无比。一种隔岸观火的浪漫情结使得人们放弃了对恶劣环境的抱怨，反倒不合时宜地赞赏起它的妖娆来。与此同时，作为这和谐田园生活的反面，手机则被称作“手雷”，钉上了画着骷髅的警告牌。
　　手机的日常形象显然不是这样。
　　手机最初是作为快捷实用的通讯工具出现的。而随着购买量的增加和功能的变化，它的意义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如今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广告：一个成功男士握着某款新型手机经过，周围的美女纷纷侧目。手机早已成为“高科技服务人类”的杰出代表。技术的尖端与人类的尊贵被巧妙地融合在这个小小的机器上。结论是想要获得尊敬(甚至异性的青睐)，就需要用更高端的手机。这当然也可能是新新人类们频繁地更换手机型号的原因。
　　而在这部电影里，“手雷”的称谓颠覆了手机西装革履的日常形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电影《手机》微妙地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通过一种“侦探叙事”完成的。
　　
　　手机的道德身份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Youhave an in-coming call……”在引子结束以后，手机铃声就开始焦躁地响个不停。这种经国际化处理了的手机铃声与先前的民间歌谣形成鲜明的对比。空荡荡的略嫌晦暗的房子似乎十分阴冷。镜头迟疑着缓缓推到了这个小机器上方，来了个大特写。仿佛观察一个作案现场。在观众的耐心被重度骚扰以后，于文娟终于过来接了电话，并第一次起了疑心。这就是整个侦探故事的开始。
　　接下来的侦破工作进行得不算顺利。严守一显然是个老练的家伙，取回手机时尽管遭到盘问，还是不动声色地将这第一次交锋应付过去了。面对第二次侦察，严守一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冷静。回家时，他没忘记打开车窗吹散身上香味。当看到费墨来电的时候还企图进行“反侦察”，把手机(证据)“放心”地交给自己的老婆(侦探)。事实上，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叛徒自己站起来了。在论辩的法庭上，肩上的牙印又作为第二项物证被观众(陪审团)采信。
　　侦探行为在故事发展中不断地继续下去，沈雪对严守一的侦探、他们俩对迟归学生的侦探、燕子对费墨的侦探都在强化延续着犯罪的主题。
　　在“侦探叙事”下，打电话、发短信这种私人的技术化操作，被纳入到公众道德的禁区中，并最终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表述。这也为可能的社会制裁（判决）提供了基础。到这里，人们的愤怒之火已经点燃，似乎要烧向男主角严守一。然而在这里，影片发生了重要的错位。好像有什么东西早就等在那里，跳出来把这点燃的愤怒引向了别处――技术。
　　
　　对电子信仰的恐惧
　　
　　我们不妨回到电影的开头，稍微理一理思路。
　　变声――打电话――主持节目――用手机。这个组合早已构成了一条清晰线索，而且显然与声音的主题有关。循着这条线索，电影试图构筑一种面对技术和媒介的集体焦虑。这让电影看上去很像一个反映现代性问题的东西，尽管事实证明这种把“谎言一手机”简单联结起来的焦虑是虚假可笑的。
　　不难想像，变声期沙哑的嗓子总让人感觉不真实。原本高而细的声音变得低沉而难以控制。音域的变化也让真假声转换的音区变得清晰起来。这一区域让声音的发出似乎总显得言不由衷。那些难听却毫无预兆的怪声，也许让说话者本人都感到惊讶。这也许是语言表达最初显得可疑之处。
　　也有许多人都玩过这样一个叫做“COPY不走样”的游戏：游戏者排成一队，由主持人跟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然后一个个传达下去，最后往往能变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由此可以证明道听途说的不可信。口耳相传的东西如此，人们对电子媒介同样存在着信仰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连语言本身也是人们用于表达内心意图的媒介。声音一语言一电话一手机，通过这重重媒介的作用，事实似乎总是显得非常飘忽不定。
　　严守一的困难在于，他始终不能走出这种事实的变声期。作为传声的媒介，手机在电影中被描绘成一个可怕的通道：经过这里，发出的声音将不再真实。
　　作为人体器官的延伸，媒介(技术)确实最大限度地发挥着人类的潜能，并张扬着人类全部的欲望。最近出现的一则手机广告：女儿背着父亲来到楼下与男友约会，突然镁光灯一闪，父亲从具摄影功能的手机后面微笑着露出头来。这种情景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但从某种意义上，这正说明媒介对人的欲望，甚至可能是窥私癖的满足。
　　但面对带有禁欲色彩的公共道德，唯技术论者却总是避而不谈人们的欲望和基于欲望的行动，反倒让技术本身成了替罪羊。在这里，媒介(技术)与日常经验造成的高度落差制造了奇怪的光晕一美妙的和妖魔化的。由于不熟悉，人们崇拜它――电影中看守电话的老伯就是出于崇拜颇关心地说“电话累了一上午了，也该歇歇了”。而也是因为不熟悉，人们又往往轻易进入偏执的反技术旋涡――电影的主旨正在于此。
　　
　　技术成了人类的替罪羊
　　
　　事情的脉络比较明晰了。幸运的严守一多亏概念的偷换，逃脱了观众愤怒的食指，在审判中反倒泪水涟涟地扮演着一个承受技术暴力的弱势个体。在“侦探叙事”过程中，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临到要将社会道德领域中的“罪犯”押赴刑场时，技术的神奇功能失效，成为替罪羊。电影继而用“手雷”的暴力属性替换了“手机”的实际功用。正是运用这种夸张的叙述，他才得以掩盖概念偷换造成的明显拼接痕迹。罪犯错位，使得整个侦探叙事有了一个归宿，而社会道德真正的审判对象，严守一，也因此被替换到后台得到妥帖的保护。
　　严守一的奶奶严朱氏在电影中是和谐世界与传统道德的双重象征。她死 时，严守一没赶上见她最后一面。这无异于是对严守一的当头一棒。虚假的田园生活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对号称先进快捷的手机(技术)大加嘲讽：你除了暴露隐私以外偏偏一事无成!于是，被保护的严守一几乎是恼羞成怒地扔掉手机，“审判”的主题附庸风雅地偷换到了关于现代性焦虑的主题。
　　影片似乎还嫌不够辛辣，在结尾部分，一向愚顽的村姑也摇身变了手机推销员。严守一则在这种被视为无法逃脱的技术压力下，留下了一张无辜而惊骇的摆拍照。当技术被送上断头台，甜蜜的田园生活则作为“good old days"’，陷入了人们永远的缅怀与无限的憧憬中。
　　实际上，在电影中，手机(或媒介的技术化运用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它具有双重性格：既可以成为欲望的延伸；又可以成为禁欲的“电网”。导演冯小刚戏谑地用谎言与手机这样结构松散的绳子编织了一张摇摇晃晃的吊床。躺在上面，在半梦半醒的呓语中，人们对手机的焦虑也因此成为一种伪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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