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庙富方丈的意思 [１４倍造就国企富方丈]

　　2005年，国家将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年薪设最高额限制，初步定为不超过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14倍。 　　这虽然是对那些薪水已经很高但仍热衷于给自己不断加薪的国企老总们的一种限制，但也可作另一种解渎，那就是对14倍的一种认可和允许。以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这无疑等于让国企老总们拿到了通向富人俱乐部的通行证。
　　有人担心，这一规定会激起那些尚未达到这个倍数的国企经营者向14倍的利益冲顶，追求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特别是那些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制造国有企业资产的“合法”流失，管理者成为穷庙里的合法富方丈。同时，将进一步拉大工人与管理者的收入差距，严重挫伤工人的积极性。它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益远远大于激励老总们好好干所带来的正面效益。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年，国企老总们实际上不断为自己加薪。目前，一些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薪已达到六七十万元，有的甚至已超过百万元。近4年来，中国股市股指虽然从2245点跌到了2005年的1000点，市值损失了一牛多，但就在股市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高官们的年薪却在一路走高。1998年，当年840多家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平均年薪为5.1万元，而在2003年上市公司高官的年薪平均值已达到19．9万元。2004年股市虽然十分不景气，高官们的平均年薪却熊市走牛，达到23．6万元。
　　
　　14倍是是否符合我国企业现状和国情
　　
　　对14倍持肯定意见并认为仍激励不足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说：“我们提出这个倍数时，综合考虑了现有的生产力、人员思想状况等多种因素，并通过大量的数据测算，最后决定了这个倍数，应该说这是一个经验数据。”
　　这多少有点语焉不详，缺少理论依据，难以令人信服，而且也不大符合我国国企现状和我国国情。效益与公平历来是经济学中最复杂难解的命题，把这二命题用一个简单化的数字表述是否科学?当前，我国约有15万个国企，这些国企千差万别，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既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既有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也有吃垄断饭的。领导能力不同，经营业绩不同。把这些企业统统归纳到一个标准，本身就缺乏科学性。
　　2004年，劳动科学研究院出版的《劳动工资动态》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企业高管的工资收入状况：欧盟大多数公司CEO的税前年收入相当于一般员工平均收入的5~15倍。在日本，同一公司内，高级管理人员的收人为一般员工的17倍。从日本全国来看，公司总裁的年平均收入达到制造业员工平均收入的11倍。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公司总裁年平均收入达到制造业员工平均收入的13倍。2004年英国有关行业工会公布的年度报告说，英国平均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16倍。公司董事长的最高工资为16．2万英镑。美国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之间不惜重金争夺有突出才能的高层管理人员，即便如此，美国生产总额超过2．5亿美元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年薪也只是普通工人的20倍左右。也就是说，我国国企经营者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总裁和普通员工年薪的倍数。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只有1000多美元。2004年《中国劳动保障年鉴》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2004年在岗职工的年均收人为1~0.40元，而美国工人的年均收人为3万美元，是中国工人的18倍。
　　
　　收入水平与倍数效应
　　
　　
　　在社会生活与收入分配中，有一种现象，即收入水平与倍数效应。意思是说，相差同样的倍数，收入越低，差距就越明显。我们假设企业普通员工的年薪为10万元人民币，企业老板的年薪是员工的14倍，140万。老板可以住别墅，坐名车，但员工的生活也比较富足，他们也可以买房买车，虽然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但因为员，工日子过得也不错，因此他们的心态比较平和。如果企业员工的年薪为3万元，老板的年薪为42万元，老板仍可以住豪宅，坐名车，员工虽然能吃饱吃好，恐怕贷款买房就成问题。如果员工年薪为1万元，而老板年薪为14万元，老板仍可以买房买车(只不过住不起别墅了)，但员工也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贷款买房只能成为一种奢望。如果再往下降，员工年薪为5000元，老板年薪为7万元，老板仍能买车买房(只不过需要贷款)，而员工的温饱都难以保障。虽然员工的年薪与老板的年薪所差的倍数仍然是14倍，但他们此时的心态和他们拿10万元而老板拿140万元的心态肯定不一样，他们会对老板的14倍感到更为不平，对企业的分配感到更加不满。
　　2004年，我国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4040元，如果按14倍计算的话，企业老总的工资应该是196560元(当然有相当多的老总没达到这个数，也有相当多的老总远远超过了这个数)。这还不算他们的各项职务消费。可见，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更重要的是，这是在低水平下的差距，因此从心理和实际生活中所感到的差距会十分明显。
　　不容忽视的是，国企老总们的工资连年攀升是和企业员工大量下岗同时进行的。目前，我国已有下岗职工1000多万。2004年，全国下岗职工的年平均生活费为2966元，黑龙江省下岗职工平均生活费仅为1215元，，月均100元。黑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为10412元，如果国企老总按14倍计算的话，那他们的年薪为145768元，为下岗职工生活费的120倍。两相比较，一个是富足的生活，一个则是处于极度穷困状态。此时，他们的不满情绪就会油然而生。
　　在发达国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十分完善，即使工人失业，他们仍然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法国，如果工人失业，他们可以先拿两年的失业津贴，如果工作的年头长，有的工人的失业津贴甚至比在职职工的薪水还高。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们可以再拿一段时间失业救济(最多不超过两年)，如果仍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开始领取社会救助，社会救助虽然不高，但仍能保证领取者的温饱生活。
　　如果从经营业绩上衡量，有相当多的国企老总根本不配拿如此高薪。当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国企处于亏损状态。辽宁省有国企4000多个，占企业总数的1／4，然而他们的赢利只占全省企业利润的7％。这除了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外，他们的能力也难得到社会的认可。有些国企老总成为穷庙里的富方丈，甚至监守自盗侵吞国有资产。重庆的一家企业实施破产，而经营者在企业破产前就已把企业掏空，把工厂里的设备拉到别处自己成立了一个私人企业。若干年前，山东诸城推行国企改革。职工们衷心拥护，他们宁愿东挪西借四处筹资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也要把企业从政府委派的经营者手中拿回来。改制后的一个月，27个原厂长、经理有24个被职工股东 们选下了台。职业经理人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产物。他们的薪酬往往由市场决定。而我们虽然要求企业完全市场化，但在最关键的用人制度上却仍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派，是上级领导的选择，而非市场选择?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如果企业老总的产生机制完全是市场化的，他们的薪酬也就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形成一个合理的薪酬，职工也不会因此有意见。如果你是国企老总，是上级任命而非竞聘而来的，其他人就会想，凭什么你的工资比我高那么多。特别有的国有企业一个班子可能有七八位副总，老总拿十几倍，副总再拿老总的0．8倍，再加上职务消费，可能会吃掉企业收入的一半，从而导致工人有意见。
　　最近报载，一家猎头公司招聘公司经理，其中金融、保险的高层管理尽管开出年薪120万元的高价，但仍无人应聘。因为高薪是和赢利捆绑在一起的。
　　
　　收入差距过大的负效应
　　
　　如果说，给老总们高薪有可能会调动他们积极性的话，那么，过大的收入差距就会挫伤工人们的积极性，因为经营者的蓝图再宏伟，也要靠员工来完成。如果他们觉得老板和他们的收入差距太大，他们可能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2004年，南方发生一起特大事故，造成200多人死亡，一名熟知内情的人透露，在这起事故发生前，企业曾进行了一次工资调整，管理层增加了工资，而一线工人的工资有的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这引发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上访。事故发生后，本来有好几道关口可以控制事故的扩大，最后一项措施就是用火把泄漏出来的天然气点燃，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然而，工人采取的办法却是一跑了之。事后人们慨叹，正是主人翁态度的缺失而酿成了这起特大事故。
　　北京一家企业的工程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工人对管理层过高的薪酬不满，他们便采用另一种方式发泄。工厂的一台设备的一个部件坏了，工人们完全有能力用工厂的设备再加工一个，可是，他们却打报告要买一台新设备。由于企业管理者不懂技术，而技术人员也不愿去挑明，结果，企业花了一万多元进口了一台新设备，工人们把那台新设备的部件拆下来装到那台旧机器上。
　　
　　不稳定期的稳定观
　　
　　我们从古老文化传统中走来，我们也从解放后近30多年的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体制中走来。中国古代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有着平均主义的消极因素，但它也有着文明合理的因子，包含着追求平等均富的朴素哲学。人类虽然因自身的缺陷而无法实现乌托邦梦，但追求一个均富社会则是人类的终极目对于芸芸众生来讲，他们工作并不是为了愉悦或者崇高的理想，他们的出发点世俗、朴素而简单，那就是挣钱养家，有一个好生活。他们的辛劳都是为了发薪水那一天，就像农民种地不是为了享受过程，而是为了收获。他们的欢乐与怨哀都与此息息相关。因此，挣钱的多少以及分配是否公平就成为他们评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的尺度。
　　我们正处于人均国民产值从1000美元向小康社会迈进的阶段，这是一个充满着光明未来同时又孕育着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阶段。世界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1000美元至3000美元正是一个不稳定期，在这个时期既不是人均五六百美元只能吃饱肚子，还没有形成一个富裕阶层的相对贫困期；也不是人均已达3000美元，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大家生活相对富裕，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完善，可以拿出一部分钱对贫困家庭进行补助的稳定期，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容易造成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我们的发展似乎也在证明这一点。据南开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调查表明，199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5，2003年已达到0．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如果达到0．5，则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因此，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平衡各方的利益，特别是在收入分配上谨慎从事，努力做到公平公正，避免一些人尽付改革成本，而一些人尽享改革红利。这样我们就能破解这个魔咒，在改革中赢得世道民心，相互携手充满和谐地迎接21世纪的中国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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