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

　　把权力交给民主，把信仰交给宗教，把市场交给市场，正可解开公权一市场一大师的金三角死结。而破除官场迷信，还政治以文明，才是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的要害。 　　1980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大讨论时，伴有一股思想潮流，那就是关于民主与迷信的讨论。当时的思想关怀，主要是提出并琢磨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与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关系。
　　很多年过去了，这股思潮或许已被国人遗忘。可是近年来，“官场迷信”又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焦点，它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当代中国政府官员的精神信仰出了纰漏，再度呈现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仿佛个人迷信与权力崇拜的当代版本。
　　
　　对社会权力的迷信
　　
　　中国人常常对革命抱有极其崇高的理想信仰，通过科学、革命来埋葬愚昧和落后，视宗教为“人民的鸦片”，并以科学、社会的发展来消除迷信。“迷信”，一般是专指对风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现象的执著和相信。它们是对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仅仅是文明、科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只要伴随文明、科学的演进，这些迷信现象就会自然消失。
　　然而，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迷信”现象具备了现代特色，或有科学名义，或以弘扬传统为使命，而迷信主体则由农村转向城市，转为有知识、高学历人群，甚至转向了国家官员。特别是199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频频使人困惑的“官场迷信”。
　　这种官场迷信，萌生于官场之中各级官员对其上司的供奉和迷信，大多源自于官场民主的缺失，把自己的上司、顶头上司视为官场的主宰，左右了权力的运作及其个人的遭际和升迁的命运。在身处官场的个^、仕途难以自我把握的时候，这些官员往往另辟蹊径，依托迷信，视之为自己的“护官符”和升迁秘径，以保证自己的官运亨通。
　　在官场民主生活难以正常建构之时，迷信俨然成为官场的“潜意识”和“潜规则”。视野所及，人们常常看到，666、777、888、999一类的车牌，是官员的首选号码；官职久未升迁，则会归咎于长官办公楼的“风水”不佳，于是在办公楼附近埋下“镇邪物”、“升官符”；名胜佛寺越来越多地成为部分官员进香求神的宝地；即便是公共工程的开工剪彩或竣工典礼，大多要请风水大师择吉日、选良辰，时间计算精确到以一分一秒……
　　对此现象的批判、议论不一而足。究其根本原因，笔者以为是“迷”在官场、“信”在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崇拜形式。
　　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史，促使迷信形成的力量无非两种：一是自然力量，一是社会力量。早期文明史上多为自然力量的崇拜，同时伴有对社会力量的迷信。这两种崇拜形式相辅相成，彼此互动，交相呈现。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渗透了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形式；而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亦经常具备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中神秘崇拜的基础。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可能会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改变形式，甚至被淡化；但对于社会权力的崇拜，却不一定会随着科学、文明之演进而淡出、消失，它反而有可能做大、被强化、崇奉到神圣的程度，其功能、其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似将伴随人类文明之始终。
　　官场迷信，就属于这样一种权力崇拜形式。
　　实际上，对于社会权力的崇拜和迷信，中国人很有传统，能够把古来圣贤、历朝名将供奉为神。只要他有功德于民、立楷模于世，文治武功强大，他就能够获祀于后世，代代供奉于庙中。轩辕氏、炎黄帝、孔圣人、祖宗神…一就是这样被中国人奉若神明、虔诚享祀的。
　　无数中国人的所谓迷信现象，大抵上出离不了这个传统。帝皇之统治，要以天命崇拜为其神圣性根基；老百姓为生计奋斗，礼不下庶人的年代，唯有鬼神值得依赖。上至帝皇，下至百姓，始终摇摆于自然力量或社会力量的神秘制约，无力自治。不是把自然力量敬畏成社会权力，就是把社会权力转为自然力量的信奉模式，共同顺崇，群体迷信。
　　尤其当曾经被奉若神明的权力象征不再灵光，个人升迁渠道不畅，个人的命运就会从对权力的迷信，转为对神秘力量的顺从，构成了“官位升迁靠上司，个人命运依佛神”的官场迷信。特别是在个人命运完全依赖于官位升迁的非正常语境，这种官场迷信，本质上就是对上司权力的迷信，把个人命运的无奈，表达为对风水、面相、鬼神等自然力量的敬畏。权力之独尊，构成了官场迷信的根源。
　　
　　不民主，即迷信
　　
　　在权力成为个人的命运升迁、乃至生杀予夺的根本要件之时，俯首听命如顺从天命的官场成员，其命运有谁能够自我把握?那些维权依靠鬼神的苍生，可以依赖吗?那敬天以德的“道德”修养能够使他们不朽吗?独尊之权力，民主之缺失，苍生就是草民，道德仅能独善；唯有依赖神秘，化腐朽为神奇。
　　因为中国人对社会权力的崇拜，往往会把社会权力当作自然力量来加以崇拜，建构了民主和迷信最深层的互动关系。君父为天，臣民为地，把社会权力敬奉为自然神秘，在士绅君子以为“文”的同时，庶民百姓却以之为“神”。权力场域的差异，同时造就了迷信品第的高下之分，此所谓“帝皇统治靠天，草民维权依鬼”。
　　在这里，权力者的天，与草民的鬼，其神秘是可以彼此共享的，其中的致命差异，在于能否获取权力。如果权力之拥有，用不着依靠草民的话，那么，权力者崇奉的神秘天命，就被建构为权力的象征；而在权力无可信赖的时代，神秘天命当然就是官场首长的救命稻草、神秘的象征。于是乎，独尊的权力导致了迷信的官场。
　　官场迷信，成为神秘天命的必然表达。
　　近期披露的山西粮食局耗资690万元，打造一座“粮神殿”，就是这样一种迷信现象。在此“粮神殿”中，全国各省市粮食部门的官员题词，与神像一共供奉。正殿中，供奉着后稷。殿前两侧，存有数十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全国各省市粮食局局长的亲笔手书，与神像彼此呼应，共同接受人们的敬奉。本为国家粮官，利用国家权力打造为社稷神祗。公共权力的变态，建构为崇奉的神灵，象征着中国人对公共权力的敬畏。
　　早在民主革命岁月，中国人就把马克思的画像安放在供奉祖宗的中堂上，试图改变中国人对社会权力的崇奉模式。因为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敬奉他，就能敬奉出一个新的社会。在那样一个时代，“穷人想发财，指望红军来：要得不受苦，参加苏维埃”；“青岩坡，青岩洞，爬上青岩望鹤峰，不求天来不求神，只求红军与贺龙”。朴素而苦难的老百姓，敬奉革命的权力，如同敬奉天命和鬼神，对于主义的崇奉取代了神秘的祭拜，从而在打造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同时亦建构了中国人(官员和百姓)历年来祀社会权力为神秘自然的革命逻辑。
　　所以，在这样一个信仰共同体中，官场首长和庶民百姓的行动逻辑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不是神秘自然的拜祀，就是社会权力的崇奉。在权力能以一身独大之时，百姓维权靠鬼，官员升迁畏天。虽有提议要官员升迁就职时到古代清官包公的祠堂宣誓，却忘记了面对庶民百姓的责任效忠。官员的权力迷信，促使他们不去 敬畏百姓，却俯首崇拜那些天命一样的神秘权力，如此打造了“不民主，即迷信”的官场惯习。
　　为此，人们不难理解，“官场迷信”之林林总总，大多是求升迁、讨吉利、保平安；看相算命奉佛神，避邪择期求大师，烧香拜佛信风水。他们迷信自己的官相、官命、官运，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左右和帮助，进而通过烧香、拜佛、求签、风水等方法，寻求“大师”的点化。其变本加厉者，则不惜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官场迷信的实现和官运的亨通，架大桥、看风水、修祖坟、建神庙、求神签、争烧头香、公开组织祭祀活动……甚至在单位的人事权力安排上，不开党组会议，而是拜神佛、看命相、求神签，作为部门领导选择、班子成员配置的条件，以避免命相八字的“相克”以及官场内部的权力冲突、利益矛盾。
　　在此种信仰共同体之中，社会权力与自然力量的神秘祀奉功能，内涵有彼此取代、替换的行动逻辑。当其中一种权力的崇奉功能无济于事的时候，另一种敬畏形式就会应运而生。正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信苍生信鬼神，能够成为最主要的官场迷信；而主义替代宗教的逻辑转换，则由不信马列信鬼神，转成了官场首长的信仰替代。
　　
　　权力与迷信的交换逻辑
　　
　　近代中国曾经提出三种替代宗教的文化思潮：道德替代宗教、科学替代宗教、美育替代宗教。这些思潮的功过是非，学界早有多种评论。本文想指出的是，这些思潮的要害，是一种替代的方法，它们总会有多种替代的可能，使各种替代的方法不期而至。所以，在中国民主革命进行及其获得胜利之后，个人信仰服从了主义替代宗教的行动逻辑，进而把个人信仰皈依在这种替代逻辑之中。
　　不过，宗教是一种许多人共同信仰的集合结构。当这种替换逻辑能够与个人信仰吻合、重叠的时候，个人信仰能够在其中获得满足；当这种替换逻辑难以满足个人之精神情怀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被替换的可能了。自然力量的崇拜和社会权力的祀奉，它们之间具有彼此替换的逻辑和功能，尤其是针对一种独尊的权力而言，它们的替换逻辑是相当自如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亦随之改变。换一句话来说，权力和迷信的路径，是内在而彼此打通的，它们能够相互交换。权力独尊的要求，就是权力神圣化的迷信，迷信神圣的权力。观之中国历史，每当权力专制盛行之时，迷信之风亦甚为喧嚣；而专制功能减弱之际，迷信之个人习惯则融进了民间信仰之中。
　　感谢历史与时代的进步，当下的官场迷信早不同于往昔的个人崇拜和领袖迷信了"宗教被主义替换的行动逻辑亦被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所改变。它们只是在民主生活难以健全的场域和时空里，生发为权力的迷信，并且在迷信权力的同时，交换成为对风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的依赖和相信，以获得个体一己的精神满足，把那种在权力场域中难以满足的欲望，借助于官场首长手中的公权力，交换为一种神秘的替代。
　　官场迷信，常常遭遇批评，强调官员们的信仰出了纰漏。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苍生信鬼神。其代表性批评是2007年5月《求是》杂志的评论文章，认为“当前少数党员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这种批评方法，仅局限于主义替代宗教的传统功能方法，无法出离旧有的认识框架。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看来，迷信是宗教表达的神秘法门，难以把握；官场迷信则是权力独尊的潜规则，更加不可思议。
　　官场迷信的潜规则，在当代中国公权领域之中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三角关系”：公权一市场一大师，同时亦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崇拜方式。这种三角关系，本应具有各自的独立领域，分别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市场经济领域和制度宗教领域，这时候却因为官场迷信、官员见鬼，他们凭借着公权便利而走到一起来了，混同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中十分独特的“金三角”。
　　它们彼此倚重。迷信进入市场，公权得以寻租，权力好像市场关系，捉摸不定，忽阴忽阳，或居阴为阳。在此三角关系之中，唯见神秘、敬畏和迷信，以及关系的神通，民主规则丧失了。迷信借助于公权和市场，使用公权得以掌握的公共资源，激活了这种三角关系及其神秘功能，进而能够同时作用在三个领域之中，影响之巨大普遍，超出了任何一种关系的单纯运作。权力靠迷信运转，市场被权力锁定，迷信功能则铺天盖地。
　　公权领域如果具有民主机制，官场首长即便存有个人迷信，亦能被视为个人的事情，无法进入公共权力领域。仅仅是因为官场首长手中握有公共权力，同时又因官场内的民主缺失，从而才可能使个人迷信直接进入了公共权力领域，并狐假虎威，借重于公共权力而作祟于国计民生。此与庶民百姓、愚夫愚妇的个人迷信，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所以，信仰如何不再迷信，事关官场如何不再官僚。传统的儒道、儒佛间的互补形式，只会继续造成正统信仰与个人、民间信仰之间的价值差距；而对于这个差距的处理和面对，中国社会最为司空见惯的方法，就是使用权力来强制区隔，或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工具来处理，构成先进和落后的人为分别。
　　倘若有那么一种制度，建构一种公共权力领域的准入机制，把这种所谓的个人迷信置之度外，把个人迷信转型为单纯个人的精神关怀或人生信仰问题，不准进入公权领域，进而把公权领域的信任问题交由百姓处理。由此，苍生可信，公权可赖，则鬼神之信与社会权力无缘无分焉。所以，中国人如能信任自己的信仰，那么，中国人应当能够走出官场迷信，建构对社会公共权力的信任，从而以一种制度区隔的方法，最后解决中国社会公共信仰与中国人的人生信仰相互对立、乃至敌对的根本问题。
　　而把权力交给民主，把信仰交给宗教，把市场交给市场，正可解开公权一市场一大师(所谓权力一资源一信仰)的金三角死结。所以，破除官场迷信，还政治以文明，这才是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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