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要防止新投资过热:防止经济过热

　　中国一直存在投资冲动，每次的投资过热都是地方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而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中央应对投资过热的必然对策。而对投资过热的强力控制，同时也导致一批项目下马，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经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一周之内，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投资救市方案，“国十条”的效应呈几何级数放大。11月12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等省份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系列投资举措。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央投资与地方和社会投资约为1:3，未来两年总共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央财政出资约为1万亿元，其余的为地方政府及社会投资。其中，北京市宣布两年内投资1200亿至1500亿元；山东省抛出一个长长的8000亿元投资名录；江苏省宣布一年内拨出3000亿元作为政府引导资金。
　　这些措施对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是有效和有利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则一定要防止盲目投资和投资过热，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节奏，注重实效。
　　
　　防止新一轮过热与盲目投资
　　
　　中国一直存在投资冲动，每次的投资过热都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而每一次宏观调控都是投资过热的必然对策，是对投资过热的抑制和强力控制，同时也导致一批项目胎死腹中或下马，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每一次调控过后又伴随着新一轮的投资冲动。
　　这一轮的强势投资启动，无疑将大大刺激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从现在的状况看，每个省份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即使不发达省份也是如此，天津市出台4项举措拉动内需，力争全年投资净增达到1000亿元。广西和福建两省也都选择了铁路等基础设施作为拉动投资的最佳利器。前者动工的南广铁路估算总投资410亿元，后者从今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共安排省级以上财政性资金700亿元以上，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00亿元以上。地方政府刚刚被抑制的投资冲击可能以更大的力度和程度重新得到鼓励，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面对各地的投资热情被激励，短期内纷纷提出了一大批上马项目。经济大省山东开出了洋洋洒洒的“8000亿元”投资计划，一口气推出240个重点项目。主要有山东东部沿海铁路通道工程、海阳核电、中石油青岛海工建造基地等项目。其它省份也不落后。由于投资申报、论证、审核、审批准备周期短、压力大、评价难以科学和有效，会导致形成一批粗放项目，即以前砍掉的、不能上马的甚至下马的项目得到批准，导致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差。
　　面对中央和地方巨额的投资热潮和热情，要防止企业粗放经营的回潮，以防止新投放的贷款成为未来的包袱；要防止企业的盲目投资和盲目兼并重组；也要防止企业盲目做大。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表示：“浙江绝不因为眼前的暂时困难，而重走粗放型的发展路子。”
　　
　　新跑部前进与新腐败项目
　　
　　11月14日，在三部委举行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情况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说，为扩大内需，到2010年底中央的投资安排将达到1.18万亿元，可以带动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这4万亿元也仅仅是全社会投资的一部分，不等于全部的投资。不管是否全部投资，中央安排的投资无疑是地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无疑形成新一轮的各地积极争取项目潮。
　　地方对中央项目和资金的争取也可能出现新的腐败。据河南媒体报道，河南省表示，中央下拨的资金中可供河南争取的规模为850亿元左右，河南省的目标是确保争取到中央新增投资的1／13，力争达到1／10。河南省的数位副省长已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重大项目建设赴京汇报衔接。
　　而另有报道，全国各省官员纷纷聚集国家发改委，争取项目和项目立项、审批。这可能会带来新的寻租行为，形成新的腐败。同时，在各地千亿大单满天飞时，如何筹措这么多的资金，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
　　巨额的投资最根本的是资金从哪里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表示，除了中央投资以外，还需要地方配合一部分投资。为了解决地方配套资金的困难，准备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对投入的方向增加中央投人的比例，降低和免除地方配套的部分资金。二是中央政府也正在研究，通过转贷或者允许地方政府经过批准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渠道和方法。
　　为了筹集资金来源，有的地方可以创新融资方式，如天津市滨海新区明确提出，初步确定了10余户企业、总额7亿元的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作为中小企业的新型融资方式。但有的地方也可能在未经中央审批的情况下出台新的政策，从而形成新的政策开口。天津市滨海新区由几级政府各负担一部分政策所需资金，并留下一定的政策口子，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据报道，早先确实有一份由上海市政府区政办下发的内部文件，从土地、财税、固定资产投资等三方面，给予各区县政府一些“颠覆性政策”。
　　因此，在启动内需投资时，要防止新的优惠政策和过度优惠政策的出台，甚至更要防止政策的过度使用，以致国家资源的无限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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