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干预技巧]全球化时代的信息科技教育

　　现在，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已经席卷全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手中的饭碗不再那么稳当了。用打趣的话说，这次海啸是“看得见、跑不掉”。为什么跑不掉?因为我们早就被“全球化”了。这似乎在昭示我们，全球化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了全世界，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然而，全球化真的是一股“全新”的力量吗?对此，赫尔曼?施瓦茨在《国家与市场》一书中给出了颠覆性的解答。他并没有囿于常规智慧对全球化的种种误读之中，而是试图从国家主义视角来重新审视全球化背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关于作者施瓦茨，我第一眼在他主页(http://people.virginia.edu/～hms2f/)上看到他的大头照片时，心里就不禁有些阵阵发毛。乍看一下，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政治学教授，而更像是他在书中反复提到的街头黑帮老大。他的座右铭也让人感到震撼：“我就干思想的买卖，鉴于其危险，稍微多收一点。”对于轻易迷信流行观点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作者，一个危险的思想者。在《国家与市场》这本书中，施瓦茨充分显示了他的叛逆思维，不顾一切地抖出了像侦探小说一般引人入胜的惊险故事。
　　主流经济学的常规智慧通常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势不可挡的力量，它打碎了二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既有束缚，将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世界。然而，在施瓦茨看来，全球化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不过是市场力量的再度勃兴而已全球化仅仅是市场力量戴在头上的一顶新帽子，可惜很多人只看到了帽子，却没有看清不受节制的市场力量这张被帽子遮住的脸。
　　从历史上看，现代市场是与现代国家体系相伴而生，二者相互依存，彼此利用。早在美国霸权体系建立之前的19世纪末期，英国霸权体系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水平已经发育到较高的程度。最重要的是，从资本转移、人才流动等各种相对指标来看，英国体系下国家对市场的节制要比美国体系弱得多。
　　相比之下，在二战之后的美国体系下，国家对市场力量进行了较多的干预，对国内社会进行了较多的保护，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是这种保护的具体体现，所谓的嵌入性自由主义，指的正是国家对国内社会进行保护之下而发展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在美国体系下，国家为何要竭力保护社会免遭纯粹的市场力量控制?答案就在于英国体系下不受节制的市场力量已经捅了“大娄子”：大危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说是上一次全球化时社会反弹的结果。与这些历史大事件相比，今天的金融海啸还只能算是小case。
　　说到底，要搞清楚全球化是否新鲜事物，以及全球化会如何发展，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的解读例如，由于在战后国家有对市场进行强干预的历史，而这种干预已经随新保守主义兴起而减弱，所以大多数人倾向于把目前的金融危机归结于国家是否干预市场，这使得他们把国家摆到了与市场天然敌对的位置上。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家是否干预以及干预多少，而在于这种干预以何种方式进行以及国家与市场以何种方式相互依赖。在19世纪末第一波全球化的鼎盛期，国家很少妨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而是将市场压力朝他们偏好的方向进行引导，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国家干预，仅仅是干预的程度较低而已；而战后国家的强干预也正是为了遏制市场力量的破坏性影响，以求得国内经济与社会的稳定。说到底，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有许多具体的搭配模式与作用机制。
　　国家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与主流经济学相对应的分析视角，透过这副理论“眼镜”，我们可以看到与常规智慧所言完全不同的“现实”。例如，面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就连最崇尚自由经济的美国也破天荒地接管了面临破产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且推出了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面对如此强的政府干预，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不由得惊呼美国正在步入“美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
　　然而，如果我们从施瓦茨的观点来看，这个说法真是可笑至极。自由派经济学家们还是把国家和市场摆在了天然对立的位置，一到国家强干预市场的时候就认为国家要破坏自由市场，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市场力量对国家和社会既有可能带来好处，也有可能造成损害。此次的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先是破坏了金融衍生品的大厦，进而又影响到实体经济面对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金融危机，国家加强对市场的管制和监控，防止市场力量进一步毫无束缚地产生破坏作用是很正常的反应机制。
　　仅仅因为美国政府的干预就惊呼“社会主义”的人，显然是没有看清楚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与市场存在的互动和依存关系，而只是在自由主义的一味迷信下而对国家的干预感到惊讶。“危机”本身就包含着转机的意思，现在人们已经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破坏威力，同时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重新思考上个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之前的那些国家干预手段。
　　施瓦茨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中国是他写出这本书的主要动因。他还指出，亚洲国家工业化需要采取类似于19世纪西欧工业化的国家政策，对经济发展采取强干预以实现后发展国家对先发展国家的赶超，这无疑也是对中国的一点建议客观地比较，作为从这一轮全球化中获益的幸运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政经体系。那么，在全球化市场面前，我们的国家还有所保留吗?如果没有保留，那么下次看到海啸的时候，我们多半还是跑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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