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体内的印度共产党】 印度政体

　　1951年，在邻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强势的时候，面对独立后的首次国会大选，印共中央主动宣布放弃近5年不很成功的武装斗争道路，决意“通过选票箱击败国大党”。此后国会的每次选举，印度共产党都无一例外投人选战，并多次取得不俗成绩。
　　50多年来，印度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迄今已拥有160多万党员；不仅在地方拥有3块执政“根据地”，辖下治理着1亿多人口，还在十多个邦议会拥有席位，且对于历届联邦政府和国会，都能发挥一定影响。不论是作为反对党，还是第三势力的代表，印度共产党都能显示其活跃身影，国会的稳定议席使其成为具有“勒索”能力的政党。
　　
　　体制内追求反体制目标
　　
　　尽管丢掉了枪杆子，长期浸润在体制内，印度共产党却能始终保持革命激情，既没有像欧洲同僚们那样变色，一步步“社会党”化，也没有像亚洲多数共产党那样“群众党”化。这支具有89年光辉历史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体制化的能力。
　　1962年，印共总书记高士去世，加之彼时炙热的共产党国际大论战，以及不幸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令印共内部原有的两派路线之争激化。党主席丹吉主张联合国大党实现“民族民主政府”，而孙达拉雅派则强烈批评丹吉集团放弃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搞阶级合作，强调要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年之后，孙达拉雅派出走，另召“七大”，此后这一派别更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两党并存竞争时，坚持体制内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印共(马)迅速崛起。1967年国会选举，印共(马)首次参选即一鸣惊人。59人披挂上阵，赢取19席，超过印共。此后印共(马)愈战愈勇，在随后的10次人民院选举中，除1971、1977、1984年3次大选外，该党议席均维持在30席以上。2004年大选，印共(马)甚至获得了史无前例的43席。
　　与此同时，由丹吉一派留守构成的印共秉持温和合作路线，反而愈发困窘。虽同为全国性大党，同期印共议席却多在10席左右徘徊。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的表现也远逊于印共(马)。在1970-1977年与国大党结盟期间，印共除在西南角的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取较多席位并领导邦政府外，几无值得夸耀之处。由于势力萎缩得厉害，再加上自己倚靠的英迪拉?甘地中央政府于1977年垮台，印共总书记拉奥遂改变策略，转而与印共(马)携手。坚持阶级合作的印共主席丹吉，则于1981年另组“全印共产党”，此后越走路越窄，影响渐失。1980年代末以来，印共数次主动提出与印共(马)合并，由于理念有别，后者都没有答应。
　　印共与“后起之秀”印共(马)两党命运悬殊，可归结为多种原因，但路线差异是核心。尽管同为左翼派别，但印共(马)更激进、更具革命色彩。1964年制定、2000年修改的印共(马)党纲写道：“印共(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显然，这一目标不可能在现有国家和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一地主阶级政府领导下得到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成为可能。”考虑到“经济发展状况、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意识成熟度”，印共(马)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基于工农联盟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联合所有真正反封建、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而“这首先要求用人民民主国家代替现在的资产一地主阶级国家”。
　　印共的看法则明显有别，它认为，印度是新独立国家中“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印度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的力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并通过“非资本主义途径”，“不经过一场持久的内战，而是通过相对和平的道路真正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民主社会里参加体制内竞选，为何具有更强烈反体制特征的政党更能赢得生存空间?这可能与印度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的特性紧密相关。新德里尽管政治上早熟，由于殖民化被早早裹挟进现代化的洪流，但其经济、社会发育却长期迟缓落后。在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有70％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家，共产党所倡导的平等、公正之政治诉求及其变革社会的伟大抱负在吸引弱势群体方面本就得天独厚。印共谋求与国大党结盟，反而由于国大党的中左政党特性遮掩了印共自身光彩。
　　此外，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尼赫鲁总理力图将现代印度引向混合东西政治文化的理想状态，亦即经济上引入社会主义特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政治上引入亚洲威权成分，促成一党独大的议会民主制、单一性特征不断增强的联邦制，从而使之扮演“亚洲轴心”，形成与两种制度竞争、别具特色的新德里模式。因此，印度政治、经济体制都带有较为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这种理想化追求，为印度左派特别是既承认既定政治框架、又能保持自身特色的左翼政党，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群众基础和政治空间。
　　不过，几十年来，印共(马)也谨守在体制内竞争的政治底线，不仅与亲国大党的印共“和而不同”，对过于否定现有体制、1969年从内部分裂出去的印共(马列)，也刻意保持距离，而对走极端路线的毛派组织，印共(马)领导下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更是不惜以武力围剿、坚决打压。
　　
　　特立独行的政策路线
　　
　　由于先天环境适宜，印度共产党从其进入体制之初就显露勃勃生机。1952年参加首次大选，印共所获议席即列第二，成为国大党在国会中的最大反对派。5年后，在喀拉拉邦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共又成功开启执政生涯。在国大党一统天下的1950年代，共产党人能这么快取得自己的一块地盘，成就不算太小。由于刚进人体制就获得丰厚报偿，这无疑极大鼓励了共产党人的信心和决心。与不切实际的武装革命道路相比，他们很显然愿意以这种低代价的体制内革命方式进入政坛，并施展其改造社会的宏大计划。
　　不过，印共的第一次地方执政并不那么顺利。1957年首次主政喀拉拉邦时，从无执政经验的印共急切地推出了一系列激进改革，如释放政治犯，将学校置于政府监管之下，把公共荒地分给无地农民等。尽管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宣称不会在该地建立社会主义，印共的举措仍然引起传统权势阶层及反共势力的一片恐慌。两年后，总统以喀拉拉邦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政府失去民心为由，强行接管了邦政权。几年后，当共产党再度主政该邦时，其已懂得在联邦宪法框架内循序渐进推进改革。避免挑战中央权威。
　　1977年，印共(马)领导的左翼联盟趁国大党内乱，接连成功抢夺了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两地的执政权。此后，这两块位于孟加拉国两侧的邦成为印度最为巩固的红色堡垒。迄今为止，共产党只在1988年的特里普拉邦选举中失守过一次，西孟加拉的执政权则从未旁落。究其原因，与印共(马) 在拥有8000万人口的农业大邦西孟加拉大力推行土改有关。土改重心有两方面：租佃改革与土地的重新分配。通过合法的土地改革，有超过150万佃农在主管部门登记后获得租地耕种，其永久、可继承租赁权受到宪法修正案保障；根据联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额法》，邦政府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征收超限额土地，分配给250多万农户。土改使西孟加拉过半数农户直接受益。到现在，小农、贫农、中农拥有该邦84％的土地，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土改充分释放了农村的活力和农民的积极性，1981年到1991年，西孟邦的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5％，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仅为2.7％。
　　左翼阵线还着手建立县、乡、村三级自治体制，使印度传统的评议会即潘查雅特(Panehayat)制度焕发新活力。邦将50％的职权下放充实到三级潘查雅特，而各级机构每5年改选一次。选举过程从候选人酝酿到政策宣传再到最终投票和计票，均自由、公开、透明，包容反对派别，具有充分竞争性。邦政府特别规定，妇女席位要占1／3，落后地区、低收入者、贱民和土著民，也须予以充分照顾。如此重组之后，无地和贫苦农民在，各自治机构中的代表比例高达70％以上。通过这种方式，原本由地方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被摧垮了，地方治理结构大为改善。如今这种模式已成为印度各邦效仿的典范。
　　1980年代以来，印度国大党(英?甘地：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经济政策方面迈出越来越大的步伐。印度共产党更坚定地将自己打造成工农等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对国大党的右倾化予以猛烈抨击。1998年，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浓厚教派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共产党又开始着力维护穆斯林、基督教等宗教和世俗团体的利益。在此过程中，其政治空间和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拓展。
　　相对于印人党，共产党对国大党(英)抱有更多好感，毕竟两者有维护世俗政治和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2004年大选后，为了阻止印人党执政，印共(马)领导的包括印共在内的左翼四党凭借手中的61个议席，支持国大党[英)为首的“团结进步联盟”上台组阁。作为交换，共产党人索姆纳特?查特吉首次坐上人民院议长宝座。
　　由于不赞同辛格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左翼四党没有参加政府，而是采用印度特色的外围支持方式。不过，双方这种合作没有进行到底，2006年印美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签署之后，共产党出于“反帝”的本能和维护不结盟政策的考虑，坚决反对批准该协议。辛格总理的不妥协立场最终导致左翼四党于去年7月宣布撤回对政府的支持。辛格政府在随后的信任投票中成功争取到社会公民党等中间势力的支持，惊险过关。
　　说到入阁，在1996和1998年，印共(马)政治局委员、在西孟邦做了23年首席部长的J?巴苏曾两次有机会入阁出任总理，然皆因党纲所限，而丧失组阁机会。2000年，印共(马)特代会批准，在革命过渡时期，在条件允许下，共产党可参加中央政府。为提高中央执政可能，共产党开始主动打造印人党和国大党(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2009年3月，印共(马)顺利拉起了一个由10党组成的“第三阵线”，其主要成员除左翼四党外，还包括比久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人民党(世俗)等几个地方性政党。
　　
　　坚守抑或转型：改革的迷思
　　
　　今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中，印共两大主流派均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在543个议席的竞争当中，印共(马)只分得区区16席，与上届相比，剧减了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参选时还少了3席。在全国性政党排名中，印共(马)从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损失惨重，2004年时还有10席，这次只得4席，角色更显微不足道。
　　共产党的三大据点，除小邦特里普拉的两个人民院议席继续被印共(马)包揽外，喀拉拉和西孟加拉两邦都颜色大变。西孟邦总计42席，印共(马)这次只夺得9席，与上届26席的辉煌战绩形成强烈对比，而其主要对手草根大会党则由1席猛蹿至19席。在喀拉拉，印共上次3席全部沦陷，印共(马)也只斩获4席，相当于上届的1／3。
　　此次选战，为何共产党突然间黯然失色，国会议席大幅萎缩?印共(马)在6月份中央委员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认为，参选时组建“第三阵线”，明确提出建立不切实际的“非国大党、非印人党”政府，是患了策略性失误。的确，此举将左翼政党逼人墙角，促使不希望政策发生巨变的民众起来阻止共产党上台。不过，从选举结果看，参加“第三阵线”的比久人民党、泰卢固之乡党，议席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上次大选一席未得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此次竟将9席收入囊中。比较起来，只有左翼四党遭遇滑铁卢，尤以其中两支共产党队伍为甚。这说明，失利原因主要还在于共产党自身表现。
　　喀拉拉大选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共(马)在该邦陷入了内讧。邦首席部长阿诸善南丹和党委书记维亚原相互攻击，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一度导致两人抛开对方，各自组建自己的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
　　假如说喀拉拉的矛盾性质属于共产党内部党政区隔不清、党务书记权限过大引发的老问题，那么在西孟邦，共产党遇到的则是新挑战。
　　2000年接替巴苏出任首席部长的巴塔查吉，上台后开始大力引进外资，许多新工厂和IT相关服务产业出现在西孟加拉，此举有力扭转了巴苏执政后期经济的下滑态势。2001-2006年，西孟邦经济增速为7.3％，高于全国平均值。在他的领导下，左翼阵线成功通过2001和2006年两场选举大考。2006年的选举可谓胜利空前，西孟邦议会294个议席当中，左翼四党收获235席，印共(马)独得176席。
　　不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引发巨大争议，批评者认为巴塔查吉过分倾向资方利益。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符合印共(马)的政治立场。2007年1月出现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事件”和次年10月的“辛古尔事件”将争议推向高潮，直接导致印共(马)领导的邦政府此后陷入困局。前者起因于邦政府准许一家印尼企业收购土地，当地数万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极为恐惧，竭力阻止该计划实施，最终酿成警察开枪，11人死亡的悲剧。后者则缘自邦政府为吸引印度著名家族企业塔塔集团到辛古尔村建厂。而以“公共目的”为由强行征地，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项目被迫撤出。
　　两起事件折射出共产党在经济转型期执政的巨大困境。作为北方富裕邦，以加尔各答为首府的西孟加拉正处于从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肯定难以持续，最终会丧失执政权，但加快本地的工业化进程，又势必会损害到居主体的农民利益。对资本的过度青睐不仅动摇了共产党传统的支持基础，而且和自己一贯政策发生正面冲突。一言以蔽之，搞工业化无疑是在革自己的命。
　　在存有反对党竞争的民主框架中，尤其是印度多达上千个政党激烈拼抢空间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任何不慎的政策都可能招致十分危险的后果。在西孟加拉邦，共产党不顾民主社会的现实，过分照搬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征地、强势政府引导改革的做法，显得十分草率鲁莽。其结果是，对手草根大会党趁火打劫，抢过印共(马)原来的口号，以“贫困农民的拯救者”自居，领导农民与邦政府斗争。由此不仅使得该地工业化进程骑虎难下，印共(马)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而草根大会党则借机提升了政治影响力，成为今年大选的赢家。
　　从本质上说，工业化战略是未来印度共产党不容回避的必然选择。要破除这一过程中的迷局，印度共产党需要与时俱进，适时进行政党转型，特别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将党从狭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化为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型”政党。毫无疑问，这将充满政治风险，但实际上，在印度迈上工业化快车道的今天，党已经开始走向了高空钢丝架。

相关热词搜索：政体 印度 共产党 民主政体内的印度共产党 八个民主党派的名称 发展党内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