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2018全球富豪榜【“我不是比尔.盖茨,我是中国的曹德旺”】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邀约50位中国富豪，这样的主宾名单让9月29日在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举行的一场晚宴备受瞩目。这场以慈善为名的“夜宴”正在暗涌着中国富豪慈善的新一轮影响力。
　　尽管一半受邀的富豪“担心被要求掏腰包”而婉拒赴宴，但包括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黄埔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光标在内的富豪们还是会在这场宴会上露面。
　　多少让人有点意外的是，曾被胡润大赞“最乐善好施”的福建富豪们却对此晚宴反应冷淡，唯有曹德旺例外。
　　这位被称为中国玻璃大王的富豪，他所掌管的福耀集团生产了全中国2／3的汽车玻璃，是国内第一、世界第四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他不仅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更出名的是他的慈善事业，他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慈善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
　　今年4月20日，曹德旺让儿子在中央电视台的玉树赈灾晚会上，高高举起“曹德旺、曹晖捐款1亿元”的牌子，创造了中国慈善史上个人捐款数额的新纪录。紧接着，他在5月下旬，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捐赠2亿元，用于帮助受灾群众；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用于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用于公益事业。仅两个月，他的捐款额就达10亿元，全部为其个人财产。当他想借鉴比尔?盖茨的运作模式，捐献股份成立慈善基金会之后，他被舆论说成“中国的比尔?盖茨”，对此，他断然否认，“不，我是中国的曹德旺。”
　　就在他赴宴的前晚，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纵谈他的慈善理念、心路和期待。
　　
　　如何看待“巴比晚宴”
　　
　　现在看来，这场“巴比晚宴”并没有在中国的富豪中间赢得完全认可。尽管富豪们都认为从事慈善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无论从文化背景还是企业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看，他们并不赞成照搬美国的慈善方式。
　　曹德旺就说，他始终想不明白巴菲特和盖茨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我们的历史比他们美国人多了4000多年，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怎么会没有慈善的心态呢?你看我们汶川地震，那个捐款的场面热闹不热闹?”他这样反问本刊记者。
　　“那么，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场晚宴?”
　　“我们未必一定要对盖茨这个外来和尚的慈善晚宴抱多大希望，他们也不必对中国富豪们抱多大希望。相比较慈善晚宴能从中国带走什么，也许想想这场慈善晚宴能给中国留下什么更重要。”
　　“巴比两人在美国登高一呼，就有30多位富豪响应捐款，您认为他们在北京会不会现场劝捐?”
　　“我觉得不可能，这是在中国，不是美国，他们若要劝捐，我会退场的，因为我不要他们来劝，中国商帮有自己的道义和精神，我们会用我们的理解和方式做好中国的慈善。”
　　不过，曹德旺并不否认这场慈善晚宴最后会促使社会各界来思考：慈善业如何从传统募捐型迈向现代管理型?行善的标准是什么?中国式的慈善之路应该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倒是“中国式慈善”期待破解的。要回应巴、比二人带来的观念冲击。首先要看清我们慈善事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将问题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更不是将传统因素、掣肘因素都合理化。
　　曾有慈善专家倡议中国的亿万富豪应该以每年捐款100万元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倘若这样的呼吁能变为现实，以5.5万个亿万富豪计算，加起来就是550亿，再加上那些捐得多的(比如有的富豪一年捐赠过亿)，保守计算，中国的慈善捐赠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超过600亿。
　　这个时候“巴比”来华，在曹德旺看来，“不可否认，他们为国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有效的社会激励制度、商业化运作模式，如何推动现代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最值得研究的。退一步说，即便这次富豪们一呼百应，响应他们的倡议，那么之后呢，那些数额巨大的善款该由谁托管，如何运作、监管，又生出了另外一个难题和尴尬。”
　　在曹德旺想来。当前社会上对慈善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零散式、输血性的捐赠在中国较多。而造血性的捐赠欠缺。慈善机构的运行效率不高。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一边是盖茨、巴菲特这两个美国人呼吁中国富豪解囊，另一方面李连杰的壹基金又遭遇困境。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平和的金秋，盖茨们的慈善晚宴，又唤起了大家对中国慈善的关注。这样每次大规模的关注，会让我们的慈善逐渐走向法律的理性。”曹德旺语气平静，却格外理性。
　　
　　“裸捐”时机尚未成熟
　　
　　胡润在今年4月发布了中国内地财富报告，其中千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9岁，亿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43岁，比国外富豪足足年轻了15岁，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年龄更小。曹德旺认为，“这些企业正在上升期，不应把太多资金和精力放在慈善上。他们把企业做好了。就是对社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社会和舆论都不应该逼着企业家去为慈善捐款，我们不能做杀鸡取卵的事。”
　　曹德旺还直言不讳地告知本刊记者，“鼓励富人裸捐或捐出大部分财富，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时机还不成熟。你看盖茨、巴菲特他们也是退休以后才来捐的。”
　　在福布斯发布的2009中国大陆富豪榜中，曹德旺家族以112.7亿元的身家排名第34位。“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乐善好施的，我们有这个传统，也有这个案例，比如我在2007年向国家申请捐出我个人持有福耀集团股票的近60％，那时候巴菲特还没有开始捐款，只是盖茨捐了，对不对?”
　　当记者问及之前有媒体报道他说“捐70％还不够，最后会全捐，不留一分钱”时。这个福耀集团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立马情绪有些激动地反驳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我把福耀看成自己的儿子孙子，自己的性命，比捐款更重要，福耀是中国的福耀，福耀这个品牌代表中国汽车玻璃在世界上与国际巨头们竞争，它的生存与发展，不仅对我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对股民都很重要。媒体也不要忽悠我这么做。”
　　言语间很自然地流露出了曹德旺对慈善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他告知本刊记者，做慈善决不能影响自己企业的发展，而是要促进发展；决不能妨碍家人的生活，而是要让家庭更加幸福。“我是坚决反对裸捐的，除非你没了后代，不想把事业延续下去，要不然，这样做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了，就像我首先要考虑几万人的就业吃饭问题。上下游的供应链问题等等。”
　　现实中。自从“裸捐第一人”和“裸捐第二人”陈光标和冯军发表了各自的承诺之后，质疑声也不间断。除了“借故炒作”的声音，还有不少人对他们财富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怀疑。
　　在巴菲特公布“承诺捐一半财富的富有捐赠者名单”后，华人首富李嘉诚因“榜上无名”而感受到了媒体的压力――虽然他的基金会在过去30年中累计捐款超过100亿港元。
　　“在您看来，李嘉诚为何备受压力?类似的境况，中国的企业家又该如何接招?”
　　“中国重新发家致富只有短短30余年 时间，当然，我们没必要对巴菲特等人‘身家捐一半’的超前财富观赶时髦，但从佛教的道义来讲，做好事要舍得，先舍才能得。但怎么舍，也要因人因时而宜啊。”曹德旺说得言简意赅。
　　
　　做慈善需要制度保证
　　
　　对于富豪们裸捐时机与裸捐能力的争议，实质上折射出中国式慈善制度本身的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配套的社会捐赠法规始终未获根本完善。
　　曹德旺告知本刊记者，他按自己的愿望捐献个人财产成立基金会，迎来的并不全是喝彩声，不少人还质疑他有做秀嫌疑。他说，陈发树豪掷83亿股票，成立国内最大慈善基金会更是引发了避税的争议。“不捐说你吝啬，捐了也不行，社会上对做好事的人要求太完美了，心也太急了。”
　　曹所说的基金会，是指2009年2月12日，他在福建证监局一次工作会议上坦露，希望参照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捐出自己所持福耀70％的股份，以其父亲名字命名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然后用每年的股票分红来救助困难群体。用其儿子曹晖的话说，现金捐赠好比吃面包，吃了就没了，而成立基金会好像挖一口井，水能源源不断，才能更稳健、更持久地做慈善。
　　然而，以捐赠股权的形式组建慈善基金会，在国内尚无先例。曹德旺的申请被送到多个部委协同审批，但至今还在走流程。
　　等待之后，最终，曹德旺于今年4月做出另一决定，出售1亿股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卖股做慈善。“12.36亿，交税交去1.23亿。不是说做慈善的话，可以减免这个税吗?但我们地方税务局说，这是你的事情，我们税还是要收，那我们就让他收了，剩下了大概10亿多吧，不到11亿。”
　　对此，他很是强调自己这样的观点，“慈善事业是调节社会分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国外通过立法进行严格的监管，同时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增加遗产税等手段，来引导有钱人做慈善捐赠。但是目前国内还没有《慈善法》，缺少这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保证。”
　　制度的缺失致使很多富豪都在摸索中做慈善。巴菲特承诺把99％的财富捐赠出来，捐款的去处是比尔梅琳达基金和美国的一些其他慈善机构。然而在中国，做慈善一方面缺少专业、透明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基金；另一方面，善款是否能得到善用也是许多企业家最大的顾虑。
　　对此，曹德旺深有体会。他告知本刊记者，今年5月，他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区遭受旱灾的10万贫困户，每户发放2000元捐助，总额高达2亿元人民币。在此合作过程，他提出苛刻的条件，并签订了严格的委托合同，他强调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捐赠款直接送到受灾村民手中。曹德旺的谨慎，就源于他对国内一些慈善机构的不信任。
　　他认为，直到目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中还很少能够做到对善款公示同时对捐赠人进行信息反馈，很多慈善机构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的慈善制度环境的确可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美国遗产税数额高达50％；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该企业就减免10％的税款，因此，很多美国富豪更愿意把财产拿出来做公益事业。这种做法在我国并不存在。其次，如何从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从个人慈善走向组织慈善；如何破解善款善物的管理和使用上的问题，如何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等等。如果制度缺失，再多的慈善晚宴也感动不了富人捐款。
　　曹德旺坦言，“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莫把捐款变成道德法庭
　　
　　目前的社会和舆论环境，对做慈善的人容不得出错，打击的是一代富豪的积极性，这种倾向需要调整。
　　曹德旺举例说，陈发树捐出83亿元股权，纵观目前的媒体报道，基本都是负面的。毕竟陈发树不是专业做慈善的人，纵然有程序上的不完善，但他做正确的占了90％，不完善的10％却被人紧紧抓住不放。为何不能先赞扬，然后再批评?“一定要学会用赞扬的方式给社会善意的压力，有了错，给他宽容，不要弄成道德法庭，让人见慈善就害怕。”
　　“巴比”到来，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让国人更加客观地认识到自身的慈善水平，而非盲目地攀比。公众舆论在听说有富豪对出席晚宴感到迟疑时，批评言论接踵而来。这种批评再深入下去，将会变成对富人的责难和鄙视，再次点燃社会仇富情绪。
　　“总把企业家和富人们绑在道德耻辱柱上，其实根本无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曹德旺说得很透彻。
　　这场由美国富豪组织的晚宴，好像成了检验国内富人慈善素质的“试金石”。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两位美国富豪席卷全球的劝捐风潮，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应却要平静得多。在欧洲，富豪们对“巴比”倡议应者寥寥，却也并未因此激起“仇富”民愤。
　　一名欧洲撰稿人更是对这种高调的慈善方式提出了质疑：如果富人真想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应该签署另一个誓言――按时交税、不逃税漏税；避免垄断现象的产生；给员工更好的薪资待遇、福利政策和工作条件；生产时采取保护措施，避免破坏环境。同样地，作为发展中大国，快速创富的印度富豪们也不愿意回应“捐赠誓言”行动。那么，缘何在中国，富人就成了众矢之的?理清、捋顺此中种种，对于今后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却是不可跳跃的必要步骤。
　　在中国，传统思想认为，捐钱要不留名，否则是沽名钓誉。但曹德旺正在试图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规则，作为一名佛教信徒，打破戒律，抛弃“功德”，只是希望身体力行以打动更多的中国富人。
　　“我很自豪地说，我不做房地产、不开矿、不做娱乐业，我做的是制造业。我每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而且缴纳了高额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豪自己能够赚那么多钱。可对我个人来说，金钱身外之物，一切都是空的。”
　　“我为什么要做慈善?我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与社会共享，也是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一种具体的措施。因为我认为，我富起来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我是中国的曹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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