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需要交流】跨文化交流 英语

　　陈冠中，祖籍宁波，生于上海，旅台6年，驻京10年，居港40年，参与了两岸三地的文化进程。 　　1976年，他在香港创办《号外》杂志，一万份创刊号只订出两三千份，卖出三四百份，却一直坚持下去，直至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化杂志。1994年到1997年，他与三联书店合作，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30期《读书》繁体字版。
　　似乎从陈冠中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了漂泊。他说他出生于上海，但祖籍在宁波，所以更准确地说是宁波人。直到他4岁到香港后才开始学广东话，可是学得也不地道。他回忆说：“到了之后跟当时大房东的佣人学广东话的。刚开始学的话我以为是广东话，其实也不是，她是广东番禺口音的广东话。”现在的他定居北京。
　　听陈冠中谈论对两岸三地文化的看法，也是一种反省与自省的方式，让我们对自己，对他城与他人，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号外，号外!
　　
　　《南风窗》：您24岁时，怎么会想起创办《号外》这样一本非常理想化的杂志?
　　陈冠中：1976年我在香港一份英文小报做记者。在小报什么都要做，我除了体育没报道过，其他什么都报道过，软文都写了，到那时候觉得差不多该离开了。
　　我之前在美国读了新闻，看到当时有名的杂志，继承了美国与主流抗衡的反文化传统，最出名的是纽约的《春生》――波士顿也有两份这样的报纸。我就觉得这种媒体很有趣，因为它们并不是按兴趣来分类的，比如体育杂志、娱乐杂志、知识分子杂志，它不是这样分。它差不多就是给60年代成长的那批大学生看的，他们的品位、趣味和上一代人有点不一样。
　　我很能理解这样的媒体的出现。在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两份报纸：一个叫《中国学生周报》，这当时虽然是给中学生看的，但有谈到存在主义、麦田守望者、法国新浪潮，水平也都很高；另外一份是70年代初，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民间有一本名字叫《七零双周刊》的刊物，这本是年轻人刊物，和大家所熟悉的《七零年代月刊》不一样，后者是知识分子刊物。《七零双周刊》态度很激进很反叛很大胆。但这两份刊物在70年代中就停掉了。我在波士顿的时候看到，美国人也是这样做啊，但是我们香港就没有这样的杂志。于是我就想创立一份周报或报纸形式的刊物。
　　所以最早《号外》是双周的报纸，是以我自己成长过程中、同代人的趣味为标准，甚至是同代人中东西方文化都有所了解的一批人的趣味为标准。《号外》的内容从欧洲电影谈到政治，从生活到关注社会，都有。我们希望把一代人所有的新东西都放在里面，这和当时其它的刊物有点不一样了，那时高级的知识分子刊物和通俗的娱乐刊物分得比较清楚，我们的刊物是分得不清不楚的，也看不出是男性刊物还是女性刊物。
　　《南风窗》：出版之后的反响如何?
　　陈冠中：开始的时候很辛苦，没办法跟广告商介绍这是一份怎么样的刊物，他们不理解，对这些新兴的文化，他们有时候连题目都看不懂，觉得很奇怪。我们行文之中带入了许多口语，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圈子。我当时错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会很多，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我也就是香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想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也会感兴趣，但是《号外》刚出来的时候反应确实没有特别好。
　　不过，虽然销量不大，但是喜欢的人都反应特别强烈。一下子，同一类的人都聚过来，他们各行各业的都有，他们玩电影、玩艺术，以前都很孤独，现在发现《号外》就是一个平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都聚到《号外》来了。现在看来，70年代中后期也确实是香港各方面开始起飞的时候，不光是电影这种大媒体，小到现代音乐、舞蹈、表演都开始注入生机。《号外》只是说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才被读者所喜爱。不过其实它的销路还是很窄的，从来不是大众刊物，发行量也不大。当时还有些人不谈收入地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号外》是香港唯一的一份。
　　就这样，慢慢地，我们奇迹般地熬过了头5年，广告也出现了。广告商也开始看到，这些人其实是有消费力的。这一代人开始在大学教书，在公司任职，他们的消费力不容小觑，很多新的产品正好也要推给他们，所以《号外》在商业上就算站稳了脚跟。《号外》最早的5年、10年，在文化上冲击力比较大，后来就渐渐变成生活时尚杂志了。
　　《南风窗》：您编这样一份知识分子的、相对文艺的杂志跟您在美国接受到的新思想有关系吗?
　　陈冠中：非常有关系。当时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刊物，但是现在看起来，起码知识水平比较高的才会去买《号外》。但我们只是新一代的文化人，并没那么大的使命感。很多年轻人的刊物在创刊号上会刊登宣言性质的文章，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想做一种感觉、新一代的感觉。美国的经历让我觉得可以做，因为美国也有这样的刊物。其实当时香港同类的刊物是有的。当时做给年轻人的刊物，主要针对的人群是初中生。我们是做给大学毕业生看的，大学毕业头5年到社会做事的人是我们最基本的读者。
　　
　　“我没有北京户口”
　　
　　《南风窗》：2000年您定居北京，怎么会想从香港移居北京?
　　陈冠中：其实我1992年就已经进入内地了。1992年的时候，香港《明报》的老板于品海做不同的投资，其中也有到内地投资的想法，我帮他做文化上的投资。所以1992年到1994年我都在北京。1994年我去了台北，创办了超级电视台，1994年到2000年我一直都在台北。直到2000年，我才觉得我该走了。因为当时电视台也转手了，虽然台北是一个非常好的移居城市，但是世界好像要把台北遗忘了一样。大陆只有两个地方我想去，上海和北京，最后还是选择了北京，一直到现在都住在北京。
　　《南风窗》：作为一个香港人住在北京，生活环境还是有点不一样，身体方面还适应么?
　　陈冠中：1992年刚来的时候，不适应，气候太干。现在倒是反过来了。到香港去反而不适应。北京现在的生活资源也可以了，可能不及香港那么方便。而且我也不常出门，都是在家做事，每天要出门是很累人的。
　　《南风窗》：您现在有北京户口了吗?
　　陈冠中：我没有北京户口，住在北京的香港人要到派出所登记，不需要暂住证。国家对于长期居住在内地的香港人和台湾人有一些优待，我们在这里置业，只是需要登记而已。
　　《南风窗》：香港和台北在文化上有什么不同呢?
　　陈冠中：香港在1949年之前，广东以外的外省人并不多。太平洋战争前，这里才是一个100多万人的城市。1949年之后，外省人来到香港，而且他们大都是文化界的人，香港的文化氛围就不一样了。这一批“南来文人”对于建立香港的文化有很大功劳。不管怎么说，香港和台湾都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台湾更多中国的传统，香港更多英国的传统。
　　《南风窗》：北京很多文化，像摇滚、艺术、诗歌等，您如何看待?
　　陈冠中：北京那些文人思维很强，从新诗到摇滚，比较多样化，连生活的艺术也重视起来，和上海有点接近。娱乐的东西也起来了。有了贺岁片，软性摇滚摩登天空，后海酒吧街的改建， 798也成了旅游休闲生活区，生活态度的艺术就更多了。
　　《南风窗》：可不可以说这是时尚化的表现，大家都更务实了?
　　陈冠中：有这个倾向，确实是更时尚化了，我觉得这是需要的。1949年之后，北京的文化是非常阳刚的，现在多了一些柔性的东西。其实北京文化本来是柔的，1949年前，北京旗人的玩物也不是那么刚性的，《红楼梦》里那些故事，说明北京也不是一直都雄赳赳，那么刚性的。
　　《南风窗》：那现在您在北京常去什么地方?
　　陈冠中：如果有朋友来，就去798(北京东北部一个以上个世纪50年代建成的工厂命名的艺术区)，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北京一张大名片，对文艺感兴趣的人不会说不想去798看看的。书店方面我挺喜欢的是北京西边的一家书店叫万圣书园，那里常有一些别的地方没有的书。但是因为交通不太方便，所以去得其实也不多，如果没有外地朋友来，我一般不会去，就在楼下小区里面走走。不过我前后在北京到底住了10几年，北京的东南西北几乎都去过了。
　　
　　香港需要新故事
　　
　　《南风窗》：您现在居住在北京，以旁观者的身份看香港有什么变化?
　　陈冠中：我2003年到了北京之后写了很多有关香港的东西，原因之一就是在内地看了很多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内地的东西有时太宏大，香港的有时太琐碎，内地宏大的东西可以调整我对香港的论述。另外在2003年之后，香港也有很大的变化，但只是还没形成一个故事。所以大家一提起香港，印象还停留在1997年前，那是英国殖民地皇冠上的明珠。那个故事说完了，没人再说了。其实香港也在发展。也正因为大家不再关注香港，香港人也感到失落，也在研究香港。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更多地思考香港，香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1997前反而没有这样的思考。1997年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人写关于香港的文章，但是远没有1997之后大家的思考来得深入。大家对香港的思考比以前清楚了很多，以前傻乎乎地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现在开始没有那么自大。
　　《南风窗》：香港娱乐工业原来是非常发达的，被内地人看起来像神话一样的，但是近10余年，尤其是张国荣自杀后，下滑得非常厉害，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陈冠中：香港的媒体周期也到了，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都下来了，内地反而在腾飞。所以内地的朋友对香港的兴趣大大降低，有太多地方可以把吸引力拉走，香港失去了独占的能力。张国荣的自杀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事件。香港整个城市似乎已经失去了想象力，梅艳芳走了，张国荣也走了，香港就好像可以被纸包起来当作文物一样观赏。不光是外国人，内地人也这样想。所以我说香港需要想象，而且还不是小的想象，一定要大的想象。
　　《南风窗》：您在台北也住过10年，流行音乐在台北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像周杰伦、蔡依林。
　　陈冠中：对，香港音乐曾经太成功，成功到它可以完全排斥其它东西。以前香港听外国音乐，但是后来电台不播这些歌曲，只播香港当地的情歌，导致音乐非常的单调。台北在音乐的品位方面一直比我们多元化，周杰伦这种音乐以前在香港没有，直到周杰伦出来了，香港才兴起。但还是不如北京。
　　我举个例子，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他们一直是竞争的，直到2007年他们做了个宣言，要联合推出这个地区，因为他们也很近，一个小时车程。德国的文化城市起来了，西班牙的文化城市也起来了，原来人们对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都有兴趣，现在的兴趣降低了，所以荷兰要联合，赢回以前的注意力。香港和广州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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