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从哪里来的?|街上那么多人是从哪里来的

　　人和社会都容易失去理性。极端表达就是暴力。 　　选择暴力，无论经过怎样的理性计算，都是一种非理性。不幸，暴力一步步侵蚀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社会秩序在它的冲击中，正在让一个确定性的未来变得模糊。
　　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已经不在于暴力行为的时有发生―比如在群体冲突上、征地拆迁上、公权力机构“执法”上，而是，暴力已经走到博弈的前台，被不少的人，尤其是一些基层权力者视为解决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最优方案。
　　心理背景是：整个社会情?化越加严重，狂躁易怒，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这是怎么了？
　　
　　内心的攻击性
　　暴力的种类太多了。
　　城管打人是一种暴力，打工仔杀老板是一种暴力，精神失常者拿刀在大街上砍人也是一种暴力。每一种暴力所反映的问题都不完全一样。
　　期待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
　　但暴力成为一个社会上不少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还是有迹可循的。
　　细细考察，作为失去理性的极端表达，暴力受制于这四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一个人是不是变得有攻击性？有哪些东西在心理上暗示或激励他玩暴力？哪一种情况，让他觉得玩暴力风险小收益高？整个社会，是不是没有安全感，从而形成了暴力发作的心理背景？
　　传统的心理学家，常常抛开“社会”和“制度”，而只从人性和心理来考察暴力的根源。就是说，他们只看到第一个问题。
　　比如，弗洛伊德就说，人具有一种破坏的本能。得出这个结论，他基本上还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里。
　　尽管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想得很坏，但说人天生就好暴力这一口，他“本能”地要去干这种事情，还是有些让人惊讶。事实上，这在理论上一点都不需要想象力。它无法说明，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并没有多少暴力冲动，甚至连杀鸡都下不了手。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论，因为暴力不是生理需要，以“本能”来解释暴力的根源，等于什么也不解释，把问题给取消了。
　　还是美国思想家弗洛姆说的比较靠谱：人有暴力行为，一定是他在心理上、人性上已经被破坏造成的，至于是别人破坏他，还是他“自残”，都无关宏旨。
　　这符合“一个恶人在杀人放火时，已经先在人性上把自己杀死了”的生活常识。在看一个恶人作恶时，敏感的观察者不难发现，他们的眼睛充满了绝望和恐惧，那正是自己的人性已经被干掉的表征。
　　人本来有自由地实现生命潜能的先验渴望。但现实、利益轻易就可以阻止这一点，对他的自我、人性进行破坏。一个社会越是让很多人看不到未来，破坏力就越大。
　　就心理逻辑而言，一个人的自我、人性被破坏，他对这个世界就有一种恨意，倾向于报复，类似于“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报复的对象，可以是损害他的具体的人，可以是无关的弱者，也可以是他权力捕获的人。
　　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有的人最喜欢打砸，其实就是报复，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有些公权力人员，在“执法”时喜欢对被“执法”对象挥舞拳头，也是因为接受了权力对他施虐，然后通过对弱者施虐寻求补偿―这是一种变相或者说变态的报复。
　　
　　权力失序诱发暴力
　　人不是内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他变得很有攻击性，也不一定就表现为行为上的暴力，因为他要面临很多外在约束，有他人的，有利益上的，有制度上的，有法律上的。
　　这个时候得看情境。当公权力暴力不时发生时，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只是有些人坏了。我们被迫反思：这是不是某些管理思路、制度设计诱发的？
　　前段时间出现一个比较夸张的事件，河南驻马店的20多名城管围攻警察，称其干预执法。起因是，城管在旧房改造过程中与户主发生冲突，围观群众拨打了110，民警出警制止城管，马上遭城管围攻，并被押上城管执法车。事后，打人城管被刑事拘留。
　　群众感慨：一些城管连警察都敢打，小贩、被拆迁户等弱势者，被打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些城管哪儿来的胆？
　　公权力机构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其存在需要纳入制度内，获得法律授权或认可。就是说，公权力人员的行为必须有制度、法律上的依据，由此才能得到辩护。
　　制度、法律从来不规定城管可以打人。他们的暴力行为是非法的。
　　但问题是，对于公权力机构来说，制度、法律的规定，和管理思路、制度设计在头脑和心理上的反射，不一定是一回事。如果加进去了利益驱动，往往还是两回事。制度、法律在文本上阻止他们搞暴力，但管理思路、制度设计在利益上、心理上却暗示或激励他们这样干。
　　弗洛姆考察过美国、墨西哥的监狱、医院、学校等机构，他发现，这类机构的工作人员最容易变成一个施虐狂。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而是说，制度所建构的那种一个人可以合法地单向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关系，在被支配者被剥夺了反制能力的情况下，最容易让一个有权力的人对另一个没权力的人产生暴力。
　　对于公权力机构来说，它们被设定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代表“国家”，掌握着诸多资源。虽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在权力行使“管理”职能时，从思路上，已暗示了“社会”就是一个被权力支配的客体，“社会”中的人，必须被纳入到一个权力眼中的秩序里。在这个秩序里，民众的行为不得越出它所设定的界限，否则，秩序就会受到动摇。它在心理上，也就威胁到了权力的有效性。
　　就此而言，“管理”或“维护秩序”，预设了这两点：一、民众有义务服从公权力机构的“管理”，否则，视为捣乱或对抗，而在心理上，以暴力对付捣乱或对抗，也就具有了合理性；二、维护一个权力所着力建构的秩序，由于它被视为如此的重要，具有优先性、基础性，在心理上就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暴力。
　　综上，如果“管理”和“维护秩序”，体现的不仅仅是权力的意志，更重要的还是某些官员或“执法人员”的利益，比如拆迁时，暴力就更容易受到暗示和激励。河南驻马店20多名城管之所以连警察也围攻，是因为在心理上，他们看见的已经不是出警执法的警察，而是对抗他们利益和秩序的人。
　　管理思路出现问题，有必要调整。比如，要走向“共治”，让社会参与治理，并扩大社会自治空间。而在制度设计上，也应该防止一些官员、执法人员，尤其是基层权力玩暴力这一手。民众不仅应有监督公权力机构的权利，这种权利，还应该通过人大等民意机关转化为实际的、日常的权力。
　　纸上的权利永远是软弱的，其能否兑现取决于权力。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
　　
　　用制度约束官民博弈
　　对于一个自我和人性被破坏的人，当他在某种可以诱发暴力的情境中进行施暴时，能够具有无穷的快感。问题是，谁都知道，这可能要付出代价。
　　所以，当某些基层权力基于利益驱动选择了暴力来和民众“对话”时，那一定说明，影响到这样的行为选择的博弈格局已经很不对等―而且，整个社会弥漫着某种不狠捞一把好像就没有机会的心态，影响到了一些官员。
　　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因为这样成本很低，而收益很高。
　　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基层权力来说，选择使用暴力和民众博弈，可能是最佳策略，而如果民众选择使用暴力对抗，则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底线策略。
　　情况很清楚，像暴力拆迁等公权力暴力的不时发生，说明民众基本上缺乏博弈能力和对基层权力滥权施暴的反制力量。如果民众可以通过制度性的渠道，真实有效地监督、制约基层权力，后者应该也可以学会尊重前者的权益，学会协商解决问题。
　　基层权力最担心的，无非是可以影响他们利益和命运的上级。但问题在于，尽管越往上，利益的牵扯越少，但权力上层和基层权力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也越严重，权力资源也越难顾及更多的事情。一个案件能够得到高级别权力的重视，逻辑上也就意味着它非常严重，这与实际发生的案件并不成比例，相形之下，觉得自己没有弄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基层权力，也就有了侥幸心理。
　　由于腐败、公权力暴力的发生并非孤例，一个地方很容易就从另一个地方得到心理上的支持，在后者没有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法不责众”心理扩散，就容易变成一种心态和行为选择上的“集体无意识”。反过来，它又成为基层权力和权力上层的一种博弈筹码，推动博弈不断抬高所能容忍的底线。
　　赋权（力）于民，让民众的评价决定官员的前途，是多么的重要。很多民众的维权，其实也是在维护中央和法律的权威。
　　清楚的是，基层权力和民众博弈格局不对等，其实只是整个社会的博弈格局倾斜的一个主要部分，这就正如公权力暴力的发生，只是整个社会暴力的一部分一样。虽然公权力暴力对社会暴力的发生具有“示范”性，但它们之间，通过情?的相互传染，也相互强化。
　　就是说，推而广之，在今天，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或多或少都有恐惧。这正是暴力发生的深刻背景。丧失了对安全感和确定性的预期，已经让很多人在理性上hold不住了。
　　简单的一个描述是：一些官员腐败、侵害民众权益的行为，传导到整个社会；同时，由于贫富悬殊、价值观念上的“仇穷”，对弱者形成了一种“结构性暴力”。两者一结合，在整个社会打造出了一条这样的心理链：弱者感到不满和恐惧，导致强者感到恐惧；强者为了消除恐惧，加紧剥夺；这导致弱者情?升级；这又引发强者更加恐惧。恶性循环中，暴力登场，有的人只想到用尽一切手段得到今天，而不管明天。
　　如此心理背景使妥协成为一个难题―因为被剥夺的弱者感觉已经无路可退，而强者在心理上，也害怕让步了。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形成暴力思维和行为模式，对谁都没好处。它只能是一种公共灾难。杜绝暴力，避免它继续蔓延，应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共识。作为药方，一个社会理性、妥协、对话思维的培育，尤其是用制度化、法律化、常态化的利益协商来约束官民博弈，显得尤为重要。
　　最坚实的一步，可以从消除公权力暴力开始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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