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推手白先勇|白先勇昆曲

　　从青春版《牡丹亭》到新版《玉簪记》，白先勇用个人声望、非商业化演出和青年观众的锁定，给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烙上了时尚的印记，也烙上了白先勇的印记。 　　 　　2009年12月15日晚，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昆曲《玉簪记》大幕徐徐拉上。兴奋的观众们把最多的掌声给了最后出来谢幕的白先勇，掌声慢慢停下，所有人都期待他说些什么。
　　“我们要感谢可口可乐北京公司……”白先勇放慢语速说道。压力
　　谢幕前的三个小时里，舞台上清丽的小道姑陈妙常一唱三叹，诉说着对身份的无奈，以及对俊俏书生潘必正的思慕之情。“松舍清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怎奈凡心转甚。”
　　舞台两侧的显示屏上，不断地把这古老的唱词用中文和英文展示着。观众中，有一些外国人，但英文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他们。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看着英文才可以完全通晓唱词。原因很简单，唱词更接近古汉语，而英文则已经翻译成白话文。
　　和白先勇2004年推出的青春版《牡丹亭》不同，新版《玉簪记》是一部轻喜剧，剧中惹人发笑的台词不时进出，场内笑声一阵阵。
　　几百年来，《玉簪记》不知道演出过多少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这出戏神摇目眩，被那些笑点逗乐。这―晚，昆曲从书本上活了过来，又有人为她叹为她笑了。
　　为白先勇而来，然后被昆曲折服，这正是白先勇希望见到的景象。而在演出的最后，热情的年轻观众把声势最浩大的掌声给了白先勇，他们站了起来，息了掌声，渴望听他说些什么。
　　白先勇当然有特别的东西可说，比如，当他说，戏中的古琴声来自“九霄环佩”――唐肃宗登基时曾奏响过的乐器时。观众们掌声一片。可是，他仍然要首先要说，‘‘我们要感谢可口可乐北京公司，感谢北京大学…”
　　观众发出轻轻的笑声，那是一种善意的笑声。大师台上做一下广告，对大批手中持20到40元低票价的学生们来说，只是个有点好玩的事情。
　　这好玩的事背后，对于白先勇而言，实在是一系列的压力――整个戏剧的运作，不是以商业为目的，票房一定入不敷出。资金的来源，几乎完全来自白先勇的募集。
　　“我一个作家，以前写书出书从不求人，现在却要撂下面子，四处托钵化缘。”白先勇笑着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用尽了人情支票”，才从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台湾朗讯科技公司等处，筹得资金近3000万元。如今，这些钱已经差不多用完，而可口可乐北京公司的赞助无疑雪中送炭。
　　不过，更大的压力，来自昆曲的式微，这让这个年逾70的老人，从台湾来到大陆，寻找最好的年轻演员，给昆曲注入新的活力。新的活力
　　白先勇找到的年轻演员是俞玖林和沈丰英，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记》的男女主角。
　　2003年，白先勇选中他们时，两人不过20出头，在昆曲界还是籍籍无名。
　　现在，他们站在白先勇身边和他一起接受热烈的掌声。
　　他们依然还记得自己曾经的困窘时光。
　　1998年，两人从苏州艺术学校昆曲定向培养班毕业，进入当时在全国六家昆曲院团中还属末流的苏州市昆剧院。由于技艺突出，院里让俞玖林搭伴比他大15岁的名演员王芳唱生旦戏。即便如此，俞的演出机会也很有限。
　　“从毕业到后来担纲青春版《牡丹亭》，中间的几年里能有机会唱完全场的，也就两三次，而且还都是在大型的戏曲艺术节上，汇报演出用的。”俞玖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那段岁月，他大部分时间是闲着，练练功，或者是被院领导拉到周庄的古戏台去，唱几段折子戏，帮助景点吸引游客。
　　那是一种似乎无法摆脱的困境。
　　昆曲从顶峰下行，已经几百年了。宋元以后，昆曲曾一度达到高峰，但其倾向闲雅的风格，也让她开始慢慢失去更多的观众，被更热闹的京剧取而代之。
　　刚刚辞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经评论昆曲式微的原因说，“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是欣赏意境的好。”
　　1949年后，京剧还有过一段因为现代剧而出现的中兴，《沙家浜》、《林海雪原》的京剧版直到现在仍然有生命力。昆剧的古雅，导致几乎没有现代戏的成功，等到人们发现昆曲不宜新编，应该专注经典时，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开始萎缩。
　　在流行文化横扫一切的时代，昆曲，这个在戏曲中都有些曲高和寡的剧种，似乎很难有出路了。
　　俞玖林还是会常常想起那段无所事事的青春岁月，他说，那时他和一帮同学经常待在单位宿舍里发呆，看窗外高而蓝的天空，即便像他这样不愿多想未来的人，当时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平静。
　　《中国戏剧》杂志原主编、戏剧评论家姜志涛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力较强的北方昆剧团的忠实戏迷一度只剩下几十人，而且还都是老年观众，“演出时，只看到台下稀稀拉拉的几个白头发……听到有观众去世，演员们都要感慨半天，来看戏的人又少了一个”。
　　与此同时，知名的演员也开始流失。与白先勇一直保持合作的苏州市昆剧院当年就面临这样的窘境，院长蔡少华说，最惨的时候，连院里最好的昆曲演员―全国戏剧“二度梅”得主王芳，都跳槽做起了化妆品生意。
　　1980年代时，演出团体和剧场均由政府全额拨款，还不存在“入场费”问题。1990年代初剧场改制，演出单位很快面临场租问题，若实行低票价，将无法收回演出成本，将票价提高，又会使观众越来越少。
　　在大陆，昆曲的延承，几乎走进了死胡同。
　　
　　台湾的方法
　　
　　就在俞玖林和他的同学们呆望着宿舍外的天空时，白先勇在台湾开始了自己的尝试。
　　白先勇是白崇禧之子，幼年时，他曾经亲眼看过梅兰芳出演的昆曲。昆曲的曼妙身姿从小在他心中扎根，结出果实还要等到几十年后。
　　白先勇青年时留学美国，几张昆曲的黑胶唱片曾经是他思乡的背景音乐。
　　1982年，由白先勇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游园惊梦》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首演，剧本由白先勇本人亲自执笔，包装运作团队也都是他找来的一帮朋友，演出效果空前轰动。
　　这是一出带有感伤色彩的剧目，主要叙述一位由大陆迁居台湾的昆曲名伶，在某一天晚上与故旧重逢，有人建议她清唱昆曲《游园惊梦》，进而唤起了她当年在南京时的一连串记忆，沉浸在“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氛围里的故事情节，颇能引起台湾民众的共鸣。
　　但话剧毕竟只是话剧，做一出真正的昆曲，这一念头开始在白先勇心底悄悄萌生。
　　在台湾，仍有很多人喜爱昆曲，可是，那里没有一流的演员。
　　1987年，白先勇回到大陆，在上海观看了昆曲名家华文漪主演昆曲《长生 殿》。多年以后，他跟《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起那次经历时说， “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十年“文革”并没有割断传统艺术的血脉，曾经离场的昆曲老艺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舞台；担心的是观众老化。而且稀少，面临传承的危机。另外，昆曲剧本的删减也不尽如人意。
　　1988年，白先勇将《游园惊梦》带回大陆，女主角改用华文漪，巡回广州、上海和香港演出，同样获得了成功。
　　这一过程让白先勇直观地看到了国内昆曲发展的业态，他对昆曲传承的危机感更浓烈了。“当时就想做点事情，但苦于没什么好的方法。”他所能做的，无非是把大陆名角请到台湾去，跟当地的昆曲艺人做一堂合作演出，或者是办―个大陆昆曲艺人的表演专场，再就是发表―些昆曲知识绍介的文章，在公共媒体上推广昆曲。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个很偶然的相遇让白先勇找到了解决昆曲传承问题的办法。2002年底的一天，白先勇受邀到香港一家中学讲授昆曲知识，他想找一些昆曲演员来做现场表演示范，主办方找来了苏州市昆剧院的几个青年演员，其中一人就是俞玖林。白先勇对几个年轻演员的表演非常欣赏，言语之间流露出愿意帮助培养之意，被苏昆院长蔡少华看在眼里。2003年初，白先勇受邀前往苏州，又相中了沈丰英等几个演员，一出青春版《牡丹亭》的计划由此开始。
　　白先勇先是动用之前结交昆曲艺人获得的资源，请来浙江省昆剧团的名小生汪世瑜和江苏省昆剧团名花旦张继青，指导俞玖林和沈丰英的唱腔和身段，自己则组建编剧团队，在忠于汤显祖原著的基础上，对《牡丹亭》唱段做适度删减。之后又从台湾找来灯光、美术、舞美、服装、舞台设计等团队，对青春版《牡丹亭》做全方位立体包装，力求整出戏既保留古典韵味，又不失时尚感。
　　历时两年多时问的精心打造，2004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终于在台北上演。之后是大陆、香港、澳门、韩国、美国、英国，以大学校园为基地一路巡演下去，所到之处，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
　　沈丰英和俞玖林，在出演青春版《牡丹亭》后双双获得“梅花奖”，在年轻观众眼里，他们是头顶光环的明星。非营利演出
　　回过头来看，用年轻演员来吸引年轻观众，把昆曲带入大学校园，并不是多了不起的壮举，为什么获得成功的人是他?
　　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委员王蕴明认为，除了白先勇本人在大学生群体的号召力之外，能够调动各方力量协同出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举例说，以前昆曲界人士排演新戏，即便是用新人担纲，也很少具备像青春版《牡丹亭》那样的宣传效应，也就很难引发轰动。
　　白先勇本人却一再强调，是昆曲艺术本身的美吸引了大家，“如果观众是冲着我来看的，恐怕也就能撑个一两场，再来演就不会有人看了。”
　　王蕴明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北方昆剧团团长一职，谈及将昆曲艺术引入校园，他说，当年他也曾多次带年轻演员到北京高校去，做一些公益性质的演出和讲座，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磨练新演员，同时也能向大学生传授些昆曲知识。”但是因为缺乏活动资金，类似的活动规模总是很小，不像白先勇这样，闹很大动静。
　　事实上，白先勇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汜》的确耗资巨大，尽管多数参与其中的大牌艺术家并不求与市价相等的物质回报，但只算服装道具制作、剧场租金、市场推广等工序，都需要耗费不菲的投入。与此同时，演出多半是在大学校园里进行，票价也远低于市场水平。
　　白先勇说，他从来没想过要靠推广昆曲来赚钱，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记》的运作，多半是在靠募集来的资金在维持。
　　得到可口可乐北京公司赞助的500万元后，白先勇开始试着把募捐方向转向大陆，然而向大陆企业“化缘”更为艰难，因为大陆企业资助文化事业，不能获得税收上的减免。
　　王蕴明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国内昆曲院团往往依赖政府拨款，而一旦政府的支持力度减弱，去大剧院商演又赔钱，院团负责人就只好拉着演员们到处跑场子，演出质量也就很难不变得粗糙，昆曲艺术由此越发陷入没落的循环。
　　
　　剧场之外
　　
　　既然一出青春版《牡丹亭》已经起到了吸引年轻观众、培养年轻观众的目的，为何又再做―个新版《玉簪记》?
　　白先勇说，现状与他的预期还有一些距离，昆曲传承不是简单把观众吸引过来那么简单，还需要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真正产生兴趣。
　　这一点俞玖林有切身体会，在入行之初，昆曲对于他来说，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项安身立命的江湖技艺，在白先勇一遍一遍的讲解之下，他开始逐渐领会古典曲辞的优美，以及剧中人情感表达的点点滴滴，再后来，他也觉得昆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也让俞玖林目睹了观众在欣赏昆曲水平上的差异。“台湾观众对戏更熟悉，有些人甚至是拿着昆曲曲谱来看的，你出一点小差错，他们都会放在眼里。”同时，戏里一些幽微含隐的桥段，也更容易得到那里观众的共鸣。反观内地观众，虽然早已不像前几年那样“台上唱大戏，台下演小戏”，但给俞玖林的总体感觉还是“看热闹的居多”。“就像中间隔了一道门，台湾的观众都在门里边了，我们这边还立在门口往里边瞧，想进来还没进来。”
　　为了再拉观众一把，真正把他们领进昆曲的门，白先勇在新版《玉簪记》上演同时，推出了一份庞大的“昆曲传承计划”，具体内容包括定期举办国际性的昆曲学术研讨会和昆曲文化周，在大学开设经典昆曲鉴赏课程，建立昆曲影像保护数据库、组建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等等。
　　目前，在大学开昆曲课的计划已经得到北京大学的响应。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明年开春北大就将开设昆曲鉴赏选修课程，包括白先勇在内的文化界人士和昆曲专家都有可能过来给授课，学生选修该课程可获得学分，校外的昆曲爱好者也可以前往旁听。
　　白先勇笃信这一方式对昆曲传承的贡献，他说，台湾教育界、文化界和昆曲艺人在推广昆曲上存在共识，可以经常看到文化名^在公开场合讲昆曲、推昆曲，昆曲艺人也会深入校园，给学生做―些公益性质的演出，因此整个昆曲氛围比大陆浓郁。
　　他希望组建百位名人昆曲倡议大联盟等几项计划能陆续得到支持， “大陆文化界和艺术界也应该形成合力。”
　　在各种场合，白先勇说得最多的除了昆曲传承，就是昆曲复兴。在他看来，中国的昆曲和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一样，都是民族文化中至情至美的东西，“尽管它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周杰伦一样流行，但却不应该没落、消失，”白先勇说，再过十年五四运动就一百年了，中国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复兴运动， “如果真能复兴，我希望昆曲能在其中。”
　　但也许这一天不会在他手里完成。白先勇说，这几年的昆曲推广工作耗费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各种约稿已经让他的 “文字债”欠下一堆，另外写父亲白崇禧的传记《仰不愧天》，也计划于明年年底写完， “再做一段时间，我可能就会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学创作中去，毕竟那是我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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