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的选择】 临汾

　　52岁的张建国赤裸着上身,坐在自家小卖部里,粗重的嗓音犹如浇铸车间里的滚滚铁水。 　　“现在好多了,”他向窗外递了个眼色,“以前就没有现在这个天。”谈起9月初临汾被美国媒体评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城市”,张建国有些不以为然。
　　他的老伴顺手一指,“过去这里一溜几十个铁厂呢。”
　　而现在,“啥也没有了!”张建国的语气忽然重了起来。
　　他心里最清楚窗外蓝天背后的故事。
　　
　　•一•
　　1985年,一家名为“临汾市金属结构厂”的铁厂,在临汾市尧都区小榆西村附近落成投产。打小生活在该村的农民张建国被招进这个厂子,成为了一名炉前工。据他讲,当时各村的工人都招,但主要是“照顾”小榆西村。
　　炉前工是负责高炉出铁放渣的岗位,在整个炼铁工序中十分关键。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时期,这也是劳动强度最大并带有危险的一份工作。“我们以前在铁厂干活都签和生死合同一样的东西,一个指头是多少钱,一只眼睛是多少钱,一条胳膊是多少钱,一条腿是多少钱。”
　　但是,相对于种地,他还是更喜欢在铁厂上班。他说,那时他每两个小时放一炉铁,八个小时放四炉,时间一长有了经验,八个小时也就一个小时的干活时间,剩余的时间就是休息。
　　相比之下,“在地里干到晚上十二点回来,三四点又敲大钟起来干活去,哪个遭殃?”
　　更重要的是,当时铁厂每月的工资有一百三四十块,这是远远高于种地的收入。
　　1989年,张建国在铁厂已经负责带班,工资达到了280元,而且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还有奖金。这一年,他花了几百元,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
　　到了九十年代,村子周围的铁厂、焦厂高达一百多家,从外地前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四川、河南的。由于门前就是309国道,小榆西村村民们在道路两旁逐渐建起了一条商业街,其中饭馆和商店的数量最多,主要的顾客就是外来流动人员和南来北往的货车司机,也有建筑装潢材料店、汽修店。“干点啥买卖都赚钱。”张建国说。
　　那也是张建国的小卖部生意最好的时期,有时一个月能挣到一千块,店里往往存不住货。另外,跳槽了几家铁厂后,张建国的工资在1998年已经达到了每月2000元。但他说,他在村子里并不算有钱的,有很多拉货车的人,一趟活下来就能挣到二三百块,“那都是挣大钱的。”
　　“种地不如打工”。当这种观念蔓延开来,很多和张建国一样的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依赖的黄土地,选择了烟尘滚滚的工厂。这成为临汾市工业崛起的一个横断面。
　　
　　•二•
　　临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古称平阳,相传圣王唐尧便定都于此。尧王访贤、让位于舜的传说也发生在这里。由于“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又是历朝历代用心经营之地,临汾、洪洞、翼城、蒲县这些地名早在隋代便开始使用,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又可见明时临汾的发达。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临汾人的骄傲。2000年撤地设市时,原先的县级临汾市便被命名为“尧都区”。走在主城街道上,以“尧”命名的商铺、旅店随处可见。同时,这片考古胜地也催生出一批盗墓大军,1990年代破获的“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犯罪集团的故事,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但是,当一种黝黑的矿藏进入越来越多人的视野,历史再也不是这座城市最惹眼的名片。
　　它叫做煤。
　　临汾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仅煤田便占全市面积的75%。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煤炭资源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有资格开采。1983年11月,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太行、吕梁二山的煤矿顿时成了香饽饽,一时各种开采力量云集。
　　家住309国道旁的张建国描述了当时货运的场景,“以前这个路窄一点,两个大车对面开过来,堵个二三分钟,你后边就会堵五十辆,我后边也有五十辆,一百辆车打开以后,就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煤炭的放开,带动了焦化行业。对环境破坏巨大的“土法炼焦”也是在那时兴起:在地上挖个大坑,把煤堆在里面,再在下面挖个火道,烧十天到二十天,就可以得到焦炭,价格比原煤可以翻上三到四倍。而焦炭的兴盛又刺激了炼铁。“河西那边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炼铁炉子。”尧都区下康村副支书王云峰曾经目睹过这番景象:“下面放上焦炭,鼓风机一吹,把铁矿往里面一放,烧完流出来就是铁了。”
　　“村村打洞,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这是人们对当时情景的形容。小榆西村附近的工厂就是在那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一派热火朝天中,临汾人或自己开矿设厂,或搞建筑跑运输,或进厂打工,成为整个工业链条上的一环。暴富的故事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流传。
　　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是,九十年代,襄汾地区的一个两百户人家的村庄,有一家买了一辆本田CRV,第二天,每一个胡同都放着一辆同样的车。
　　依靠工业富起来的人,拉高了本地的消费水平。乘车行驶在尧都区,不时可以看见高档酒店和娱乐场所从眼前划过,用本地人的话说:“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只要你能想到,都能做得出来。”一个曾在临汾上高中的学生抱怨道,在他的老家侯马,一罐雪碧的价格是2.5元,但在临汾则是3元。同一款电脑,临汾比侯马也要贵上几百块钱。
　　另外,大批手握钞票进城购房的人,将临汾的房价一路推高。据说,2006年底临汾在售住宅均价是每平方米3600元,而此时太原住宅均价还不足每平方米3000元。
　　现在,在临汾旧城,改造工程的瓦砾依旧可见,而从鼓楼北大街走进开发区,狭窄的街道顿时宽阔了数倍,远处一眼便可望见新开发的楼盘,路边是扎堆的汽车4S店。这是工业为城市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
　　
　　•三•
　　临汾新老城区的分界,是一座镌刻着“现代花果城”大字的牌楼。这五个字,记录的是临汾城市与环境的一段蜜月期。
　　1975年,一位名叫郭贵成的绿化队队长为了美化城市环境,带领绿化队职工,用了三个月时间,在临汾市区各街道种植了柿子、苹果、梨、石榴等果树。从此,临汾城每逢春夏就百花齐放,秋天则飘溢着果香。“夏天再热,走那下面都特别凉快。”王云峰记得,那时他和其他小伙伴一起进城看个电影,每人吃个饼子,去公园玩一圈,丝毫感觉不到污染。
　　1982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临汾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专题报道。后来,鼓楼北大街竖立起一座牌楼,赵朴初为其题写了“现代花果城”五个大字。
　　这一切,随着煤焦铁企业的一拥而上而发生了改变。由于烟尘颗粒、化学物质及废水连年排放,临汾市的环境急剧恶化。一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向《中国周刊》记者坦言,那时候对环保确实不重视,领导来视察,看见一排排冒烟的烟囱,首先想到的不是污染,而是经济发展的不错。
　　1997年,离休干部弯云龙住进了临汾军分区干休所。身为临汾洪洞人的他说,当时可供他选择的居所还有西安、郑州、石家庄等地,之所以选择了临汾,是因为这里离家近,老战友多。
　　但是,当他从运城坐火车向北走,一过了襄汾,就感到铁路两边冒着黑烟的土焦炉明显增多。在临汾八一宾馆下榻时,正巧宾馆里在开一个城市规划的展览会,弯云龙进入会场,直接在意见簿上写下“乌烟瘴气”四个字。“我说临汾也有规划?临汾人也讲卫生?”
　　弯云龙老人对临汾广胜寺很有感情,这座寺修于东汉年间,寺里有座飞虹塔,他说,能在那样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起一座耸入云天的宝塔,很了不起。
　　但是,当几年前他再次来到广胜寺时,“往下一看,雾茫茫的。”――山下正是一个大型焦化厂。
　　这已经不再是他记忆中的临汾了。
　　到了2000年,临汾城区空气质量二级天数是14天,也就是说,当地人一年里能看到蓝天的时间只有两周。2003年起,临汾名列全国环境监测113个重点城市最后一名,“黑帽子”一戴就是三年。2006年,美国铁匠研究所评选全球十大污染严重城市,临汾市排名第一。此后,美国媒体和民间组织每年评选世界污染最严重地区,临汾都赫然在列。
　　“睡上一夜,早晨家里的桌子、床沿一摸就是黑的。要是几天不在家,窗户缝也要拿纸堵上。”弯云龙说,那时他和周围人的一致看法是,“临汾人要钱不要命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水。
　　2002年,一群山西媒体记者来到下康村,当他们把村里因脑血栓偏瘫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任村支书的王云峰哭了。“一胡同的老弱病残,都是身体瘫了的。”
　　据村民介绍,村东边的临汾钢铁厂和临汾造纸厂常年排放污水,逐渐渗透到村里的水井。2003年的检测显示,下康村饮用水的氯化物、硫酸钾等含量超标一倍。那时,村里已有50多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得了脑血栓。
　　尽管环保部门调查后认为,下康村的水质差并非污染导致,但时至今日,这个当年的“跛子村”仍然被媒体看做临汾市污染的一个典型。
　　在小榆西村,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张建国也注意到了环境的变化。
　　“从1990年到2000年,十年光景,根本就看不见蓝天。”他说,“洗好的衣服挂到外面,上面都是白白的一层灰。”
　　不过,此时的张建国并没有意识到,因这漫天烟尘而带来的好日子,也将因这漫天烟尘而结束。
　　
　　•四•
　　1999年,面临着巨大环保压力的临汾,提出“打基础、调结构、治环境”三大目标,从2000年起连续三年发动取缔土小企业行动。
　　随着小榆西村的铁厂被关停,张建国失去了一份值得艳羡的好工作。
　　无奈中,张建国选择了村西的西凹焦化厂继续打工。它的开办者,是小榆西村的支书陈俊渤。
　　1993年,看中焦炭市场潜力的陈俊渤从银行贷款700万元,办起了西凹焦化厂。他说,当时这个年产3万吨的厂子还算是规模比较大的,省里来了领导还专门去他那里视察。2000年,这个厂子在周围企业里较早上马了机焦项目。
　　2003年,西凹焦化厂上缴了1000多万元的税款,为此,陈俊渤得到了临汾市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及尧都区颁发的纳税大户奖。
　　在村周围工厂纷纷消失的情况下,西凹焦化厂成为村民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老陈是个好人。”张建国说,“村里有二三百号人上班,一个月挣八九百块钱,不是办好事吗?”他记得,当时没被招进这个厂子的人满腹牢骚,有的人私下里还说张建国“有关系”。
　　在焦化厂,张建国的月薪七八百元,远不及原先在铁厂的收入,且任务繁重。可在他看来,哪怕“挣五百都能挣”,因为刨去化肥、耕地、浇地的钱,家里的三亩多地根本无利可图,“要是光种麦不种秋,可以说是白忙活,种地就是保证自己能吃。”
　　不过,张建国也默认:“是个厂子都有污染。”
　　2002年,张建国被评为了西凹焦化厂先进员工,厂子里发给他一床被子、一个暖壶、一块写有“先进员工”的钟表。他将表挂在了自己床边显眼的位置。
　　然而,2005年底,一份文件的下达令西凹焦化厂上下猝不及防。
　　“一个字,关。”陈俊渤发现,这与他过去得到的“礼遇”截然不同。他径直找到环保局领导“讨个说法”,对方却表示无能为力。“该牺牲就牺牲吧。”陈俊渤只能接受现实。
　　事实上,这正是临汾市污染治理提速的前奏。
　　临汾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宜卫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临汾的环境状况,既面临着境内外媒体报道的压力,也有来自国家环保部门的警告。2005年,环保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环评风暴,“从国家环保部反馈回来的意见是,临汾的情况已经引起环保部的重视了,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你临汾也要进行区域限批。”随后,襄汾县果然进入了“限批”黑名单。另外,“群众的压力也很大。”
　　这一切,将临汾推向了抉择的临界点。
　　2006年,山西省正式启动以环境整治为主要内容的“碧水蓝天”工程,临汾市首当其冲,当年便淘汰不达标企业308家。从2006年至今,临汾市共有1056家污染企业被关停。
　　2006年3月,西凹焦化厂的烟囱被爆破拆除。陈俊渤说,这是临汾25万吨焦炉里第一家被关停的,前后投入的4000万元打了水漂。
　　张建国目睹了这一幕,他说,老陈当时心情很不好,一连好几天不见人。
　　而他本人,则再一次失业了。
　　
　　•五•
　　自从焦化厂关停,张建国的小卖部也变得越来越冷清。
　　他说,现在村周围的厂子没了,流动人员都走了,村里很多人远赴他乡打工,整个街上的生意就都不行了。他的铺子一个月也就能挣500块钱,而一个月的支出有时还不止这个数。
　　采访时,店里进来一位顾客,买了一瓶饮料,随即转身离去――这是一个多小时里,小卖部唯一一笔生意。
　　“走一步算一步吧。”张建国明白,过去的营生已经一去不回。
　　实际上,整个临汾都正在“污染治理”的强劲推力下沉重地转身。
　　“关的是小的,上的是大的。”宜卫华举了个例子,“焦化厂十万二十万吨以下的小机焦关了二三十个,六十、九十万吨又上了几个,这样产量并没有减少,但是污染排放却是大大降低了。现在经济发展还是依靠的煤焦铁。”不过他承认,“肯定短期内是受损失的。”
　　“06年之前临汾经济一直在全省排第二,现在在省里已经很滞后了。”《三晋都市报》驻临汾记者站站长董杰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2006年加大治理力度后,一些被关停污染企业的厂主只能转型,发展农业、餐饮业及其他服务行业,效益显然没有过去好。“但是没办法,这是必须的。”他说。
　　不过,转型的阵痛之外,一样被找回的东西,所有的临汾人有目共睹。
　　弯云龙发现,自己曾一度极为不满的空气质量,和以前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呛鼻子的气确实少了,进步很大。”他说。
　　“现在的环境是好,”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过去他开一上午车,手就完全黑了,而现在――他看了一眼碧蓝的天,亮了亮干净的手。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2009年,临汾的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到了334天。综合污染指数由2005年的5.46下降到2009年的1.72。
　　如今,环境在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体现在各个角落。走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缓缓行驶的清洁车将一片水雾洒向空中。据当地人介绍,环卫工人在临汾的地位比其他地方都要高,不仅工资福利待遇不错,逢年过节,领导还经常拎着东西去家里探望。
　　然而,摆脱“污染”的标签,并非那么容易。
　　今年9月初,美国《赫芬顿邮报》再次将临汾评为污染“世界第一”。对此,山西省环保厅公开表示,该报道无论从数据和评价都严重与事实不符。临汾宣传部门向媒体称,市领导得知消息以后“异常生气”。
　　“扯淡。”谈及外媒的报道,一位临汾市建委的工程师冲口而出。这位在刘村镇北芦村主持项目的工程师接着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里现在有狼,五十多年都没有听说过有狼了。”――2005年,北芦村的庄稼曾因引入受污染的汾河水而大面积绝收。
　　“因为改革要起步,要走路,难免要踩到虫蛇,对环境有一定的破坏。”他说,“它在逐步的改善――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临汾人都将面临新的选择。
　　在花果街旁的临汾军分区干休所,弯云龙对污染治理的成果还满意,但是,他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不能让任何一个公民呼吸污染的空气。”
　　在小榆西村,张建国对收入的骤减开始变得坦然:“该治理就治理,你看现在这环境多好。”但是,当被问及还是否愿意回有污染的厂子打工时,他神色凝重,默默点了点头。
　　对他而言,头脑中的博弈仍在继续。
　　而在下康村外,王云峰已经有了答案。
　　“要是有机会,你愿不愿意办一个焦化厂?”记者问。
　　“如果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全,我愿意。”王云峰说,“假如让我找个保护伞,干个来钱特别快的小黑厂子,那事真不能干。而且,我相信我们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因为大家都曾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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