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到的身份:我等不到了 小说

　　最近，很多公益圈里的朋友给王行娟打电话。问她：“你们红枫的问题，解决了吗？” 　　八年前，福特基金会开始资助红枫中心妇女热线，每年10万美金。今年，福特基金会改变了资助计划，缩减对红枫这样的草根NGO资助，红枫又要开始为钱发愁了。
　　王行娟1988年创办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今年八十三岁的她还在奔波，“我要给红枫找钱，找出路。”
　　王行娟很无奈，红枫中心为社会服务了二十三年，她却总是忧心：如果身份的问题不解决，资金的缺口跟不上，红枫还能走多久？
　　
　　喝洋奶的尴尬
　　现在，红枫中心的账上还在等待三笔境外资助：2010年福特基金会拨给的10万美金；雅芳125周年庆典时捐赠的用以支持反对家庭暴力项目的6万美金；全球妇女基金会资助反对性伤害项目的2万美金。
　　这些钱就在银行里，因为政策调整，现在取不出来。
　　2010年3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实行《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这个规定出台之后，福特基金会捐赠的10万美金被打回了美国。红枫中心收到通知，这笔钱要重新审批。
　　红枫中心想要拿到资助，需要出示经过有民政部门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公证的捐赠协议，协议中需要列明资金用途。同时，资金还要通过有外汇账号的机构收取，最后再转给红枫中心。
　　对于草根NGO来说，办齐这些手续并不容易。
　　王行娟找到了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民促会有民政部登记的身份，又有外汇账号，正是红枫中心需要的。
　　于是，红枫中心成为了民促会的会员单位，暂时解决了资金流程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不少没有民政部门登记身份的公益组织都遇到了和红枫同样的问题。
　　“很多组织的资助直接被退回。重新出示证明的审批非常严格。”黄浩明说，“红枫中心至今接受了近八十万美元的境外资金捐赠。境外资金一直是草根NGO的主要资金来源。新的规定会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去年，王行娟辞去了红枫中心的日常工作。她说自己的年龄大了，身体不比当初，公益的大环境也让她心累了。在一次女企业家会议上，王行娟一眼看中了既懂经营又活跃于公益事业的姚越。
　　刚刚接手红枫中心的姚越，最直接地感受到境外资助带来的难处和尴尬。
　　姚越心里明白，草根NGO接受境外基金会的资助，有关部门是不放心的。这也是红枫中心多年来一直拿不到注册身份的主要原因之一。
　　姚越说：“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境外的资助。我们尝试了通过国内的公益机构寻求帮助，但毕竟国内刚刚开始有意识，而普遍的大环境又是对公益慈善的不信任。国内企业觉得慈善不可靠，想找到资金很难，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继续喝洋奶。”
　　今年年底，银行里的三笔境外资金就应该完成审批了。
　　王行娟说：“真的等了很久了，这些钱可以支持明年上半年红枫中心热线和项目的运作。”
　　红枫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王行娟觉得资金的问题没有那么乐观。她思考福特基金会停止对红枫资助的原因，“今后，拿到境外资助不会那么容易了。”
　　福特基金会改变了资助计划，在中国的办事处缩减了四分之三的规模。王行娟了解到他们把资金和人力转移到了非洲和南美洲。
　　“很多境外基金会这几年都做出了缩减中国资助项目的调整。中国公益事业给他们的印象是，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王行娟列举了这两年政府出台支持公益组织的政策，比如放宽民间公益组织落地的要求，十几个小时办理民间非营利机构的注册身份，政府提供大量的项目购买计划。
　　“境外基金会觉得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二十三年，我们红枫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的资助。”
　　
　　想要一个认可
　　二十三年，王行娟说自己的头发从黑的变灰白，最后一片雪白。这期间，红枫中心所有的困难、危机和发展她都经历过。
　　如今，三条热线每天爆满，不断有人上门要求与优秀的公益项目合作，红枫的著作和报告成为心理学教材。在公益圈子里的资源和口碑，不止一次地在最关键的时刻帮红枫中心渡过难关。
　　王行娟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红枫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注册。”
　　王行娟口中的注册是指在民政部门注册民间非营利机构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几乎是所有草根NGO梦寐以求的。然而，红枫中心现在的身份却是工商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免税资格，也很难申请到政府购买项目。
　　工商部门注册的公益组织这个身份，对于红枫中心来说，有太多无奈。
　　回溯到1995年，北京召开了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
　　那时候，红枫中心还叫妇女研究所，作为唯一一家没有中国部委领导的草根组织参加了这次大会。一时间，外国媒体蜂拥报道，当时与会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带着她的团队参观妇女所。
　　王行娟没想到，声誉却捅了个大娄子。有关部门层层上报，甚至惊动了高层领导人。公安局也派人来调查，王行娟是什么人，为什么美国人要去参观妇女所。
　　上级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割断了跟妇女所的联系。王行娟不得不给自己的组织改名字。红枫诞生了，也成为了中国NGO组织走工商注册的第一人。
　　在当时，民间组织还是绝对的新生事物。
　　王行娟说，之后三年，红枫中心处境艰难，她本人也是如此。王行娟只能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申诉，她想：“对于新生事物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做的是对国家有益的事，只要国家了解我做的是什么，这个误会是会消除的。”
　　红枫中心的员工习惯把这件事情称作“历史原因”。项目总监吴群芳说：“这个历史原因到现在还是会有影响，政府不愿意给我们身份，我们也拿不到政府购买的项目。”
　　今年，红枫中心通过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申请了两个政府购买项目。一个是关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牵手两代共成长”项目，一个是“妇女之家”的热线项目。
　　申请项目的报告已经上交了大半年，红枫中心没有收到一点回复。吴群芳打电话给首慈联的朋友，得到的答复是：还没下通知，你们别抱太大希望。
　　吴群芳说：“以红枫现在的经验和资源，做这样的项目绰绰有余。但是因为没有身份，我们申请政府购买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
　　在官办公益组织工作的朋友宽慰王行娟，有个婆婆真不好，东管头西管脚，什么都要管，工作也不好开展。
　　有人管的公益组织也不好干？
　　王行娟说：“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全力以赴，结果得不到一个支持。我们所有人在想，如果有政府支持是不是就没那么困难。我们只想要一个认可，注册下来。这样能做更多的事情，发挥更大的作用。”
　　红枫中心每年能接六百多个电话，但是其实打进的电话要超过三千个。由于资金不足，他们没有能力开设更多的线路，只能放弃这些电话。政府购买项目可以帮助红枫开通更多条热线提供资金支持。这才是红枫渴望身份的原因。
　　今年7月，民政部传来了NGO的好消息：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
　　得知通知以后，红枫中心把所有的材料又提交了民政部，现在还是要等消息。吴群芳说：“红枫中心也向妇联交过材料，没办法落地，我们希望通过枢纽型机构实现挂靠，目前还是石沉大海。”
　　虽然知道这一等又不知道是多少年，但红枫中心所有的员工都对政府的认可抱有希望。
　　
　　草根的困惑
　　红枫中心的员工对自己草根NGO的身份更多的是自豪。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毕业的胡?选择毕业后在红枫中心就业。
　　胡?说：“在香港、台湾，有大量的草根NGO。不少草根组织很专业，甚至更能发挥公益的作用，政府购买草根的服务，扶持他们的生存。在台湾，草根NGO可以申请到50%到60%费用支持。”
　　之前在红枫中心实习，让胡?看到了公益组织的专业和激情。毕业之后，她放弃了高薪和稳定的工作，决定留下做全职员工。
　　她的决定让身边的朋友不理解，一个草根NGO能给她怎样的发展？
　　现在，胡?每月拿到两千多一点的工资，要分析处理大量的数字。她说：“红枫是做研究出身的，需要我做这样的工作，这样红枫才能保证它的专业性。至于工资的问题，我不会考虑太多。”
　　但这个问题，今年35岁的杨波却不得不考虑。
　　杨波是姚越的助理，在红枫中心是副主任级别，工资每月三千多。
　　杨波无奈，“这些钱都不够还房贷。”为了支撑自己继续在红枫中心工作，杨波不得不利用心理学专业积累的知识在外讲课。“做草根NGO的大多数人，都是不能不做大量的工作，来供养这份公益事业。”
　　姚越同样为此困惑，自从杨波开始在外授课，她就感觉到工作上的掣肘。因为很多次，红枫中心需要杨波的时候，他出去上课了。姚越说：“红枫中心需要人才，但是确实没有能力给他们一份体面的生活。”
　　杨波一直觉得，草根NGO留住人需要有两个触动。公益的触动，红枫可以给一百分，甚至两百分。但基本的物质层面，红枫给不了。
　　“缺钱是所有草根NGO都面临的问题。”姚越为此伤透脑筋。2009年，姚越还是红枫中心理事的时候，整个团队就开始思考如何自我造血。
　　红枫中心还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社会企业――红枫诺思博。社会企业既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不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姚越说：“社会企业通过商业手法运作，所有的盈余没有股东分红，全部用以贡献社会。”
　　红枫诺思博通过开设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课程实现赢利。一年多时间，已经有60多人参加培训，今年诺思博开始有了盈余，可以为红枫中心添块砖。
　　姚越坦言：“社会企业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我们会有担心，公众能不能信任这个概念，信任我们。”
　　王行娟对于这个尝试也颇为担心，公众对于公益慈善的信任已经非常脆弱，红枫的造血尝试实在是无奈之举。
　　王行娟最不希望的就是，因为钱，砸了红枫二十三年积攒下来的牌子。
　　王行娟说自己真的很心痛看到今天草根NGO的生存状况：“红枫应该发展，把精力放在为社会作贡献上。而不是每天为了资金发愁，甚至把家底败光。”
　　看了一眼座位对面的墙，墙上挂着二十多年来红枫获得的证书和奖状。隔了一会儿，王行娟说：“我想不至于，那太惨了。”
　　如果还没有足够的资金补过来，红枫能撑多久？
　　“我还有一套房，现在应该值三百多万，卖掉还能维持那么一两年。都是我置办下来的家产，如果真的维持不了，我也认了，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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