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_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初步实践

　　2005年12月初，本刊记者就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在日本共产党总部对日共主席不破哲三进行了专访。下面是这次专访的部分内容。 　　记者：首先感谢不破主席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日共资深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世界两极对立结束、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您对当今时代主题是如何认识的？
　　不破：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是跨世纪的时代主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两种制度并存的背景下，全世界将共同努力解决以下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一是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问题。从美苏对抗到当今时代，各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运动与二战结束时相比，已出现了许多新内容。二是消除贫困问题。三是地球环境与资源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疑问，谋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有多少能力将受到考验。解决全球性问题是涉及制度优劣竞争的重大问题。过去两种制度竞争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力方面的竞争，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曾把钢铁产量超英赶美作为首要目标。当今世界上，发展技术和生产力方面的竞争的确是一个重要内容，现在日本许多媒体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主要是关注中国将在何时超日赶美。但我认为，解决上述全球性问题是当今时代的重要任务，也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面临的主题，两种制度如何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来解决这一问题，将是时代变革的重要内容。最近我看到英国《卫报》的一篇报道，是关于200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的报道，称这一会议的内容表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使上亿人口摆脱贫困的经验，显示了一种能够替代西方发展模式的新的强有力的模式已经出现。根据这一报道说，暂不理睬人权方面的分歧，西方各国领导人对中国史无前例的成功都表示钦佩，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脱贫的人口占全球脱贫人口的1/3。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均收入低于每天1美元的人口已从1981年的4.9亿人降到目前的8800万人，世行行长对此予以高度赞赏。我认为，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发挥了优势。
　　就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而言，我们认为不应该只提出单独的矛盾，并把它作为全球性的主要矛盾。在现有的多种矛盾中，谋求世界和平应该是优先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关系到整个时代的重大矛盾，但是我们认为不能把它概括为当今时代的唯一主要矛盾。
　　记者：日共结合日本国情，对在日本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您可以谈谈您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的设想吗？
　　不破：日本现在虽然不具备将社会主义改革作为当前任务的条件，但日共把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日本社会进步事业的根本任务，我们展望，这些任务是在完成有关民主主义革命的当前任务之后开始处理的。重新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对其现实意义加强研究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任务。因此，2004年1月修改党纲之际，我们积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首先我们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原意。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未来社会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不同主要取决于产品分配的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并认为这一观点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把按需分配看成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我认为，这一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未来论的本意。把未来社会分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更明确地说应是列宁提出的。马克思在有的文件里称未来社会为“社会主义”，有时称“共产主义”，只是在各个时期的不同条件下把这种说法用在对于未来社会的同样一个概念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专门使用“共产主义”，而严格地排除了“社会主义”的提法。《资本论》论述未来社会时也没有用“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描述未来社会时专门使用的是“共产主义”。由于后来欧洲许多党将“社会主义”作为党名的现象很盛行，马克思、恩格斯才开始比较多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反杜林论》等文章中都把未来社会称作“社会主义”，同时也开始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一词。
　　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把在于未来社会的人的生活时间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种领域，“必然王国”是为了维持自己和社会的生存所使用的时间，即为了物质生产而使用的劳动时间，这是必须的时间。即使我们进入未来社会，也无法回避为自己的生存而花费工作时间的必要性。“自由王国”就是不受劳动的束缚可以享受生活的时间概念，在“自由王国”里，人可以去玩，可以去休息，也可使自己的精神及体力方面的能力进一步发达。马克思强调说，缩短必然劳动时间以便扩大自由时间，就会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自由时间是给人民思考和创造的时间，发挥人的创造性，推动新的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认为马克思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非常重要的论述。
　　人们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误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已有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必要研究未来。二是列宁探讨了这个理论，人们觉得列宁已做了探讨，不需要再探讨。虽然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论是100多年前提出的，但我认为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日共是如何将未来社会论写入党纲的呢？我们取消了未来社会两个阶段的论述，但在表现未来社会的词汇上选择“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时遇到了用词困难。不用“共产主义”，我们“共产党”的称谓就成了问题。目前人们已经很普遍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而且已经有了几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果不使用“社会主义”，人们就不可能知道我党的性质，况且党纲也规定了我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我们创造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新词语，我们允许党内自由地使用这两个词汇。基于不能把分配论作为未来社会标志的认识，我们取消了把按需分配作为未来社会标志的提法，并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作为实现未来社会的核心问题。我们还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写入党纲。修改的党纲对生产资料社会化下的未来社会提出了三种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人的生活方面铲除了剥削与贫困，促使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党纲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将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消除社会贫困，并能从根本上缩短劳动时间，从而成为保障人的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将其作为实现社会跨越性发展而进入未来社会的最大特点。
　　二是在经济社会应有的发展模式上，资本应从牟利为主转化为为人民贡献的方向。马克思曾经指出过，若在已经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理性将发挥作用。党纲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将把生产和经济的推动力从资本的牟利行为转移到推动社会进步和丰富社会成员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通过实行对经济有计划的管理，将能消除反复的经济危机与萧条，有效控制对环境的破坏和社会差距拉大等问题。
　　三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将使经济从利润至上的狭义框架中解放出来，为实现支撑人类社会运行的物质生产的飞跃性发展创造条件。
　　这一系列问题，其是否实现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某一个阶段才成为问题的，而应在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后，应该从最开始的时候根据其发展程度努力实现的内容。
　　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上，就日本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已明确表示在社会主义的日本也应该坚持如下的体制，这是已在我们与反共派进行政治争论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我们明确提出：在日共参加的政权之下，包括反对党也是自由的，而且日共坚持民主路线，接受民主选举的考验，在多数人民支持下推进革命。我们把这一方针写在《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于1976年党大会决定）中，通过这个文献向外界明确我们的态度。
　　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形态的方式，日共党纲重视的有：（1）生产单位（企业或农场）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形态的问题、（2）经济的全国规模的计划管理的问题。生产单位的改革是如何将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具体落实“生产者作为主人翁”的社会主义原则是重要的任务。党纲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可能根据不同条件采取多样的所有、管理、运营形式，探索适合日本社会的独特形式很重要，但绝不能违背生产者作为主人翁的原则。苏联以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名义形成压迫劳动者的官僚体制，这种错误绝对不能再犯。
　　关于有计划的经济管理问题，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对大企业进行民主控制，这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时将发挥“台阶”作用。我们的党纲指出：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在经济管理上，要建立把计划性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有弹性与高效的管理方式，也尊重农业、渔业、中小工商业等行业中个体经济的创造性。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路线问题，日共认为，通过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是符合日本条件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通过市场经济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列宁的论述。尽管列宁经过各种试行错误后达到了这一论述，但斯大林中断了这个道路，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走到这条道路的终点。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有些不同，其中有一个例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开始的时期采取了缩小和控制市场经济的措施，然后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已有了发达的市场经济，所以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我认为应有的发展过程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权之下出现社会主义性质的部门，其社会主义部门与原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部门互相竞争，社会主义性质的部门在竞争中发展扩大，社会因而从资本主义性质逐渐变为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后还存在市场经济“会是怎么样的”的问题。马克思本人没有设想过具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详细分析的那样，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是巨大的，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话：在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定也将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坦率地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最终如何搞，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待后代人来解决。因为我们已有的经历体验还是很有限的。
　　记者：日共为什么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应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不破：我们以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称为“马列主义”，1976年党代会决定称“科学社会主义”。我们不使用马列主义的名称，为的是告诫人们不要把某一理论联系到个人的名字上，防止对个人思想的绝对化。我们也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意思是跟科学社会主义一样的。
　　关于列宁的问题，1997年起，我们开始对列宁主义进行历史性总结。我们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成果，形成我的著作《列宁与〈资本论〉》（全7卷）。列宁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将它用于俄罗斯的实践，贡献很大。但在我们看来，不能把列宁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并列到一个层次。特别是他在某个时期的论述，如1917－1921年期间的论述，是应该谨慎解读的。当时正值俄罗斯革命和国内战争阶段，这个阶段他的论述主要见诸《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书。列宁在国内提出战时共产主义、对外提出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观点，有些不妥。这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做斗争，但当时并没有全面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的条件，因此就产生了一些片面的论述。列宁的伟大之处是没有在理论上止步停留，而是继续发展理论。1920年开始，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出现了新情况，苏俄也已在国际上基本奠定了地位。从这时开始，列宁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开始了创造性工作。这些探索没有出现在他的专著中，而是在报告、文章中，列宁本人并没有系统地整理过。研究列宁的思想，必须全面掌握列宁所处的时期特点。因此，我们不称作列宁主义。
　　苏联解体后，有一种观点很盛行，认为马克思创造的新社会蓝图因苏联解体而破产了。这是错误的，他们误认为苏联社会是按照马克思勾画的蓝图建立的。苏联解体时，有一位日本哲学家发表文章说，虽然苏联解体了，但由此提出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是错误的，太早了，下一个解体的有可能是资本主义本身。他在哲学方面，站在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立场。当前，许多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者一方面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另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性论述是有效的。
　　现在有许多人因为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很多，但是对马克思的评价仍很高，也可以说，马克思对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观点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常识。因此我们对马克思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应对新局势，应对新事态，争取开拓创新。我们很重视经典著作的学习，特别是《资本论》，我们的做法是一边对照历史（即马克思所处的历史环境），一边进行学习研究。学习中我们坚持两个重要观点：一是经典著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下来的，为了什么目的写的，为了什么人写的。相对马克思所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发展了的，应该根据历史的发展来分析。二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也有不断发展的历史，他所用的共产主义目标的定义也在发展。比如说在《共产党宣言》里，他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意义是消灭私有制。这个说法不是马克思创造的，是马克思以前的人的提法。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内容上重视的问题，是把生产资料转移到社会中，但没有充分注意到如何处理生活资料。针对共产主义就是要没收所有个人财产的说法，《共产党宣言》反驳说，无产阶级本身没有任何财产。20年后，《资本论》明确写下了生产资料要转移到社会手中，生活资料应个人所有。从此形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一定式，作为广义地表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词语，这个定式被广泛地使用。目前，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中看到，他们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著作，我们正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脉络。
　　我们党明确规定，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当然，就世界观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把这种世界观教给年轻人时，就是用“科学的眼光”这个说法，对待世界就是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
　　我们坚信这一思想将在未来社会中会成为更多人们共同的世界观。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景，即通过真理和道理的力量，这个世界观将逐渐传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心中。前苏联宪法规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国家的世界观，但是思想是不能强加给人的，不能通过法规来制定，因此，苏联解体后，这一思想在俄罗斯很快衰落了。我们在党纲里明确提出，即使日本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国家绝不会规定国民的世界观。
　　记者：身处日本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您是如何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自我调节能力的？
　　不破：我们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前仍是基本适用的。马克思所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尽管没有电视、电话、汽车、高度发达的工业和金融制度，但马克思主义是最深刻地掌握了资本主义内在的规律与理论。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追求最大利润，这一本质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矛盾，这也是向新制度转变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功能在最早时期是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方面的问题，但现在，已作为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更广泛的问题而提出来。一是危机与持续萧条的问题。二战后曾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看起来好像是解决了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似的，但20世纪7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开始破产，随后出现了许多经济流派。美国搞的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等，则在欧洲比较盛行的是更加重视社会性管制的经济流派。但普遍认为其危机和萧条也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剥削与贫困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的老问题，也是困扰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万能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调节功能很差，如美国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差距，从上个世纪80年的7.8倍，扩大到90年的9.6倍，再增加到2001年的11.4倍。三是南北问题。殖民地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已实现政治独立，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还是无法开辟经济方面的自主发展的道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做法更加剧了矛盾。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秘书长作的2003年报告，世界上收入最高的20%的阶层与收入最低的20%的阶层之间的差距，1960年是30∶1，1999年则上升到74∶1，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民不得不过人均日收入不到2美元的生活（其中10亿人口仅为1美元）。可以说，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调节能力几乎为零。四是全球环境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在21世纪维持下去的决定性问题。几年前，我在《赤旗报》节（日共机关报节）演讲时指出，地球变暖等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由于资本主义最近几十年时间里无限制的经济活动，地球经过30亿年时间里形成的“生命维系机制”（大气结构和臭氧层等）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如果资本主义无能力控制这种破坏，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管理地球的资格根据。此外，还有资源和废物处理问题，资本主义无限制的经济活动也已导致全球资源枯竭的危险，产生的废物将要遍布整个地球表面，这是全球性的大问题，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性打上了疑问号，因此探索新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对21世纪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课题。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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