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内涵与走势 丝绸之路的战略内涵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确立了“成为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21世纪初期，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加快。 　　 　　日本的第三次战略转型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应对“西力东渐”的挑战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转型，其思想基础是以“弱肉强食”为核心的西方殖民主义，其战略目标是成为称霸东亚的军事强权，其基本途径是“军事崛起”，即以武力对外扩张、掠夺海外资源。此次转型以惨败而告终。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和被美军占领，在这一特殊条件下实现了第二次战略转型，其思想基础是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中心主义，其战略目标是经济上赶超美欧，其基本途径是“经济崛起”，即采取“贸易立国”方针，以和平方式获得海外资源和市场。此次崛起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赢得了“军事上战败、经济上战胜”的结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1983年7月14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在演讲中称：“今后日本作为国际国家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并履行义务。”7月28日，他又在演讲中称：“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由此，日本进入了第三次战略转型期，即追求“政治崛起”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任首相的竹下登，以“国际贡献”取代了“政治大国”概念，把对外工作的侧重点也从“东西问题”转到“南北问题”。其实，中曾根外交和竹下外交典型地代表了并存的两种“政治大国”思路。
　　随着冷战趋于结束，日本各界精英中陆续出现了要求开展“大国外交”的呼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务省高官栗山尚一曾多次撰文指出:如今日本要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而向“大国外交”过渡。日本外务省1991年版《外交蓝皮书》指出：日本已能对有关国际秩序的所有问题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必须在亚太稳定与发展方面“起到中心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各界对走向政治大国的态度日益趋同。但在对这一目标的理解与表述以及实现步骤与手段等方面，则存在着“渐进保守派”、“激进保守派”和“自由派”三种倾向。
　　“激进保守派”的突出特征是不加掩饰和明确地阐述其政治主张，即尽早摆脱战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二战后体制”的束缚，力图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全面影响能力的综合性大国。1993年由自民党核心人物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就是该路线的集中反映。这个路线的目标包括如下内容：其一，突破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名正言顺地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以及对外军事行动能力；其二，改变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成为拥有综合外交能力的政治大国；其三，调整对外关系，提高对美关系中的对等程度和对中、俄、西欧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其四，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普通国家论”是“政治大国论”的变形，前者取代后者而成为诠释日本战略目标的正统话语。“普通国家论”的功效在于，掩藏了“政治大国论”的锋芒，给世人显示出守势甚或受害者的形象。
　　
　　冷战后日本战略论争的焦点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围绕未来战略的选择展开了论争，从中出现了各种蓝图与设想之间的碰撞。
　　其一，走向“普通国家”，还是“民生大国”？
　　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1993年）一书中提出，一个“普通国家”需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实行。……这一点在安全保障领域尤为如此。”“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他认为，日本在“经济援助”领域已做了一些国际贡献，但在“安全保障”方面却远不尽如人意。其实质就是要突破“二战后体制”的束缚，重新获得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利。
　　在与“普通国家论”相对立的各种宏观思路当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资深记者船桥洋一提倡的“民生大国论”。船桥在其主编的《日本战略宣言――以民生大国为目标》（1993年）一书中主张：“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
　　与“普通国家论”针锋相对的理论，是武村正义在《虽小却熠熠发光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的“小国论”。
　　对“大国外交论”提出补充和修正的是“中等国家论”。日本一些论者提出，日本本来就不具有与美、中、俄等大国对等地展开“权力游戏”的能力，因而倒不如保持一个“中等国家”的地位。
　　其二，维护“和平宪法”，还是追求军事作用？
　　二战以后，日本在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条件下形成了和平发展路线，其首要基础与保证就是战后颁布和实施的《日本国宪法》（战后宪法），其第九条是整部宪法的灵魂，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放弃对外使用武力的权利，因而该宪法也叫“和平宪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修宪”势力明显增强，“护宪”势力明显减弱，以致2000年国会众参两院首次设立“宪法调查会”，2006年末2007年初众参两院相继通过有关修宪的《国民投票法案》。
　　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是经济外交。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开始谋求确立以经济外交为主、政治外交为辅、包括将来可能恢复的军事外交在内的大国外交体系。日本与美国发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后，已可以在发生“周边事态”时对美军提供“后方支援”。如果日本通过修宪而重获对外动武的权利，那么日本将有可能直接配合美军作战，有朝一日也有可能摆脱美国的控制而单独对外开战。
　　其三，维护美国霸权，还是推动东亚一体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各界精英曾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冷战后国际新秩序。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逐渐丧失了自信而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心理和对中国的防范意识。
　　21世纪初期，日本各界精英也大多承认未来世界秩序不会是“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然而，他们对未来东亚秩序未能形成共识，因而认为现阶段日本只能依靠现成的日美同盟框架。目前日本决策层实际上采取的是“挟美制亚、兼顾地区”战略。
　　其四，国家利益优先，还是意识形态优先？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冷战体制趋于瓦解，日本曾出现“脱离意识形态”现象，战后一度被冷落的“国家利益”概念日益受到重视。1995年1月，外相河野洋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一员”概念已失去其实际内容，日本已不能再据此作外交判断，而应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的依据。
　　然而，正当河野文章发表时，日本对外政策思想的潜流已在改向，基于“国家利益说”的冷战后现实主义重新转入低潮，取而代之的是“日美共同价值论”，以体制和意识形态划线、以特定政治标准衡量他国、试图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国的倾向明显增强。
　　21世纪初期，日本决策层摆脱“二战后体制”、走向“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的步伐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亚洲秩序的未来、日美中关系的走向等重大问题上，日本各界精英中的新一轮战略论争正在重新高涨。
　　
　　安倍内阁的战略调整趋向
　　
　　2006年9月26日，安倍晋三当选第90任日本首相。安倍的基本政治理念是建设其心目中的“美丽的国家”，其内政与外交政策体系都是围绕这一理念而构建起来的。
　　“美丽的国家”的内涵是什么？安倍在2006年9月29日的“政策演说”中提出了如下定义：“我所追求的国家形态，是充满活力、机会和同情心的、尊重自律精神的、向世界开放的‘美丽的国家――日本’”；其具体内涵有四条，其中第四条为有关外交的定义即“被世界信赖、尊敬、爱戴、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
　　如何走向这样的国家呢？安倍明确指出，就是要“摆脱二战后体制”。为此，安倍提出了两大目标。一是“修改宪法”，以此为配合美军行使集体自卫权和自卫队在海外行使武力铺平道路。安倍认为修改宪法将花费较长时日，可能需要5年，因而目前应通过“改变宪法解释”来解决自卫队向美军提供支援的问题。二是推动教育改革，其核心提倡改变“自虐性的历史教育”、使学生从小“对国家感到自豪”。
　　安倍主张开展“自我主张的外交”，即要对外明确说出日本的意见，并认为目前已到了这样的时机。安倍外交的总体架构，一是要强化“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二是要加强“与亚洲的坚固联系”。
　　安倍提出了“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的概念，其意在于粉饰这一双边同盟，把其说成是东亚各国必须接受的“公共产品”。在操作层面上，安倍表示要继续推动驻日美军“整编”进程，同时强调日本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提出日美关系应提高“双向性”。安倍说：“为了实现（日美）对等，日本更应对美国说出应说的话，对对方更具有说服力。”显然，经过无条件追随美国的小泉外交时期以后，安倍回到了追求“日美对等性”的外交轨道，并试图在这一轨道上打上新的印记。
　　在此前提下，安倍一再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在“经济”和“安全”上都极其重要。但另一方面，安倍却又试图为其参拜靖国神社留下后路。安倍还倾心于以强化日、美、澳、印、韩关系来牵制中国，主张由日本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印度、土耳其、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和平走廊”、“繁荣走廊”。安倍强调要强化与东盟各国的关系，还流露出对中韩采取分化策略的意向。基于安倍的基本思路，麻生外相在2006年底提出了在中国周围地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显然，安倍正在对中国采取“合作加防范”的“两面下注”战略。
　　安倍认为，“日俄贸易和投资与经济实力相比实在太少”，应改善这种情况，为此首先要构筑信赖关系，然后解决领土问题。对朝鲜，安倍重申“不解决‘绑架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强调要继续采取“对话与压力”并用的方针。
　　在区域合作问题上，安倍赞同推动东亚合作，但却未能摆正日美同盟与东亚合作的关系，并曾倡导建立亚洲和大西洋几个“共同价值观”国家的联盟。
　　在联合国外交领域，安倍认为该国际组织是二战结束时战胜国一方成立的。如今日本已不是战败国，而是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因而理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反恐、防止大量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安倍强调日本应更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并将就“宪法禁止的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安倍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开展对外援助，并致力于确保能源安全。
　　迄今为止，安倍外交显示出了一些独到之处。
　　在国家认同上，安倍一再强调“日本是亚洲国家”。这与小泉曾“一味追随美国、一味轻视亚洲”的做法反差很大，同时也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平常的国家定位。
　　在中日关系上，安倍提出要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与过去历届内阁在对华关系上极力避免使用“战略”一词的做法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外交决策上，安倍内阁表现出了对邻国舆论的及时把握、迅捷反应、适时调整等较强的应变能力，与小泉内阁的顽固不化、政策僵硬具有很大的不同。安倍通过任命五名首相辅佐官、任用盐崎恭久等亲信为主要阁僚以及得到中川秀直干事长等自民党主要干部的支持而进一步强化了“首相官邸主导”、“主管省厅边缘化”的“由上而下”型决策模式。
　　从中日关系的视角看，安倍对华“两面下注”战略如何演变引人关注。安倍将更加重视构建“日中战略互惠”，还是将更加倚重以“价值观联盟”来防范中国？这将是考察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坐标。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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