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变 美国对外战略的周期性调整及思考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处在不断的调整当中，并呈现出“扩张、调整、再扩张、再调整”的周期性特征。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对准确把握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及其走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几次重要调整
　　
　　一、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奠定了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基础。二战结束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时代。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高居世界榜首，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50％，军队人数达1212万，并垄断核武器，霸权野心膨胀。而苏联已强大到仅次于美国，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美国扩张谋霸的最大障碍。在此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推出以反苏反共为主导思想、以争霸世界为主要目标的“遏制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发生了质的转变，由一战后的孤立主义转向全球扩张，也拉开了以美苏对峙为主要特征的“冷战”的序幕。杜鲁门的“遏制战略”为其后几任美国总统所接受和遵循。艾森豪威尔的“力量真空说”，为美国进入中东，填补英法退出后的势力范围找到了依据。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在就职演说中发出的为确保“自由”的胜利，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的豪言壮语，标志着美国的扩张气焰达到顶峰。
　　二、“尼克松主义”带来了20世纪70年代有争议的缓和。尼克松196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之时，美国正深陷越战难以自拔，加上新的“力量中心”的出现，全球扩张难以为继，战略调整势在必行。尼克松抛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支柱的“尼克松主义”，结束越南战争，把军事重点从亚洲重新转向欧洲；推行“均势外交”，改善与中、苏的关系。“尼克松主义”是二战后美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核心是在不损害美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战略收缩，以缓解目标太大与实力有限之间的矛盾。福特的对外政策和卡特的“人权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是“尼克松主义”的继续和发展。但苏联乘机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并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使尼克松开启的东西方“缓和”时期宣告结束。里根上台后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重整军备，转守为攻，苏联不堪重负，被迫改弦易辙，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成为压垮苏联“帝国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使美国走上谋求“单极霸权”的道路。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使美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令美国鼓舞的历史性变化”。一些美国学者为之欢呼雀跃，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们将迎来“第二个美国世纪”。在此情况下，老布什提出要按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以在全人类实现“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当然，“美国的领导不可或缺”。“世界新秩序”战略尽管在实践中屡屡碰壁，但它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冷战时期的争霸世界向冷战后的称霸世界转变。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不仅巩固了“冷战的胜利成果”，在某些方面还确立了“新的战略优势”。小布什借“9?11”事件提供的“历史机遇”，以反恐为名，堂而皇之地推行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内容的更富进攻性的对外扩张战略，接连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标志着冷战后美国对外扩张达到了巅峰。
　　四、奥巴马的“巧实力”外交理念使美国对外战略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布什的战略扩张虽在局部有所得手，但终因“扩张过度”而使美国陷入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从对外扩张的高水平上退下来。奥巴马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着“重振美国”和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使命。奥巴马上台伊始即推出“巧实力”外交理念，强调要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推进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核心就是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策略手法，从而以较低的代价来维护和扩展其全球利益。“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进入一个以“伙伴关系、实用主义和原则性”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动因
　　
　　其一，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往往是战争成败的直接产物。美国是一个有着扩张传统的国家，战争成败成为影响其对外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二战使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或死或伤，只有美国大发战争财，一跃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使命”扩展至全世界。杜鲁门称，“北大西洋公约乃是孤立主义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而越南战争历时12年26天，美国付出1360亿美元和46000条生命的代价。战争表明美国尽管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并非“无所不能”，美国不得不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冷战“胜利”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自认为历史已进入到自己可以领导世界的“新时代”，对外走上谋求建立“单极霸权”的道路。但长达6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国软硬实力消耗严重，再次陷入战略困境，被迫进行战略调整。
　　其二，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与其实力消长密切相关。美国是一个崇尚实力的国家，实力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基础。在自身实力地位处于上升阶段，美国对外就推动扩张战略。二战结束时，正值美国的鼎盛时期，杜鲁门声称，“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侵略威胁了和平，都关系到美国的安全”，扩张气焰溢于言表。在美国实力处于相对下降阶段，它就收敛扩张锋芒，调整扩张手法。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因越战的沉重负担和新的“力量中心”的出现而走向相对衰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下降至29％，被迫从承担全球义务的高水平上退下来。按照尼克松的说法，“美国将仅仅承担那些为美国切身利益所必需的义务，而盟国与友邦必须分担更多的责任”，收缩之势非常明显。
　　其三，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出发点是更好地维护和扩展其国家利益。美国政治纷繁复杂，影响其对外战略调整的因素众多，意识形态、党派特征、总统偏好，等等，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国家利益才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动因。二战后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前提是苏联已强大到仅次于美国，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利益。同属共和党的尼克松和里根，一个搞收缩，一个搞扩张。小布什从骨子里信奉保守主义，“牛仔作风”十足，上台伊始大搞对外扩张，但很快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从第二任期开始即“变革外交”。这说明党派特征和总统偏好对美国外交虽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国家利益才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出发点和归宿。
　　
　　对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几点看法
　　
　　第一，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是扩张中的调整。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战略一直保持扩张势头，这是由其超级大国地位、扩张主义传统和“救世主”心态决定的。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主要是策略手法而非战略目标的调整，是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扩张创造条件。例如，尼克松收缩战线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遏制战略，它只是使遏制变得更加灵活，“缓和”不过是其扩张谋霸的一种新形式。奥巴马强调“合作”也 不是要放弃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是要改变领导世界的方法，即“通过榜样和行动来领导世界”，以便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分担风险”和“外包责任”，来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第二，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是其大国地位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美国是一个忧患意识比较强的国家，也是一个善于反思的国家，“美国衰落论”的始作俑者往往是美国人自己。同时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等机制，也给其对外战略划定了一个界线，即任何极端的对外战略都不能走得太远。尼克松曾感叹，“越南战争不是在越南的战场上输掉的。它是在国会大厅、在大报和电视网的编辑室里、在杰出大学的课堂上输掉的”。二战以来，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几经挫折与挑战，但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主要原因是其对外战略的及时转向，从而使自己避免重蹈历史上“帝国衰亡”的覆辙。从历史的长周期看，美国走向衰落是必然的，但其自我调解能力决定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仍将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第三。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是影响现代国际关系演变的一条主线。国际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大国政治。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加强，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每次调整都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效应。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开启了战后以美苏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两极世界格局。尼克松的“五大中心说”带来了20世纪70年代有争议的“缓和”，不仅加强了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还迫使苏联不得不与西欧改善关系，使日本急切地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成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而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则使美国错过了强化其“一超独霸”地位的“战略机遇期”，加快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
　　
　　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期往往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期。从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可以看出，凡是美国在推行对外战略遇到麻烦、处境不妙时，它往往会加强对中国的倚重，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两国关系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亦然。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正值美国扩张势头强劲之时，美国对华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遏制，两国关系出现了20多年的对抗。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攻守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美国就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基础发生动摇，于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问题等浮出水面，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倒退。“9?11”事件使中美关系峰回路转，两国关系又重新走上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正常轨道。奥巴马在美国内外交困之际临危受命，定会加大对中国的借重，中美关系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其次，美国西化、分化和弱化中国的战略图谋从未因其对外战略调整而发生变化。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突出，无论从大国政治方面，还是从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起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几度调整，但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和引导塑造中国的战略野心从未改变。这决定了即使是在中美关系较好的时期，两国间也是麻烦不断。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但美国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军事挑衅”等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对此中国应心中有数，不抱幻想。
　　再次，不管美国对外战略如何调整，中国都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的方针，争取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美国对中国的矛盾心态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中美依存度的提高与日俱增。美国需要中国为它“分担责任”，同时又害怕中国崛起威胁它的“一超”地位，所以对中国“两面下注”，既接触、合作，又防范、遏制。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动摇，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与美国打交道。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对美国采取以两手对两手，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同美国发展关系，要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保持适度压力，在战术上要重视它，巧于周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发展壮大自己。正如一位中国著名学者所言，“中国向来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能够而且一定会“大有作为”。
　　(作者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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