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道路_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合法性研究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激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在探究国际问题上具有工具性作用的合法性为向度，初步探索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合法性基础及其面临的危机，可以窥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空间及未来走向。
　　
　　国际社会中合法性及其相关范畴的理论阐释
　　
　　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是由政治学中合法性概念引申而来的，体现为国际成员依据一定的国际标准，判定行为体的国际权力、决策和行为等是正当的、合理的，并予以自愿认可和支持。特定的国际行为只有得到这种认可和支持，才具有合法性，亦即具有了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才具有实施行为的可能性。在国际社会中，合法性被承认和接受需具有规则、价值、效能三个方面的基础，它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标准。
　　一是规则基础。即国际行为遵循人类在长期国际社会实践中渐进形成的规则和程序，这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理性标准。罗伯特?基欧汉认为，为了约束国际行为而设立的原则、规则和程序，体现为国际制度和帮助实现这些规则的组织。它们界定了国际行为体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行为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由于这些规则是人类实践的智慧结晶，不是单个行为体的心智产物，因而它能为大多数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认可。随着行为体之间交往更加密切和知识经验积累提升，国际规则也会不断演变。特定的国际行为与一定的国际规则和程序相符合，就会得到更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
　　二是价值基础。即国际行为目标要符合一定时期人类共同的价值和理念，这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道义标准。人类共同的价值和理念是一定时期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想观念和信仰，体现为有关世界公平与正义的道德和伦理，人们据此评判和衡量国际行为。
　　三是功能基础。即行为体在参与国际体系中为国际社会提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学者们将其称为国际公共产品，这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利益标准。吉尔平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强国，由于“提供了诸如某种有利可图的经济秩序或某种国际安全一类的‘公共商品’，故其统治常常为人们所接受。”任何国家能够提供这样的“公共商品”，都会增加被认同和支持的筹码。
　　
　　和平发展战略存在的国际合法性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遵循、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以及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具备了被认同和支持的现实基础。
　　首先，中国在和平发展战略架构下，严格遵循国际程序和规则。随着全球性问题日渐增多，体现国际规则的国际制度和组织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也成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获得国际合法性的关键手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主动参与了众多国际组织的各项事务，并严格遵守这些组织的规则和程序，坚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立场。对国际规则的认同和遵守，成为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与国际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
　　其次，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目标取向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相一致。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对于国际行为合法性的作用并不亚于规则基础作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等相互碰撞与融合，形成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和谐、环保等被国际行为体共同接受与享用的价值理念。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能获得国际认可甚至被借鉴，原因之一就是其目标取向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相一致。一方面，和平发展战略本身就超越了历史上传统大国在崛起中蔑视人类共同价值的行径，开创了一种统筹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新发展理念，顺应了世界人民谋和平、求发展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目标取向，将当前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总结升华到一个新的制高点，为人类突破当前和未来发展困境，到达最高文明的理想境界指明了方向。另外，在和平发展进程中，中国力争实现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举措，迎合了各国力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普遍价值认同。这种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成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赢得国际认可的思想支撑。
　　再次，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尽最大所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为国际社会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上享用的东西，它主要体现为提供国际援助、倡导建立国际组织、提出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从小规模国际救援队、对边缘国家捐款等，到防止核扩散、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等，无不体现着中国对世界渐进的贡献力。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更高的领域和层次为人类进步作出了最大化的贡献。一方面，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模式，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突破发展困境提供范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面对全球性问题，中国依据自己的能力积极作为。就应对2008年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而言，中国率先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并与各国协商应对策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这一切所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动力，也为21世纪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赢得更多赞同的掌声。
　　
　　坚持和平发展战略面临的国际合法性危机
　　
　　中国对外战略的合法性为走和平发展道路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然而，在现行国际体系下，和平发展道路却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一，规则基础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国际体系由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单个行为体主导的国际体系，不利于国际规则作用的发挥。一方面，主导国家在操纵国际规则时，倾向于将本国国家利益转变为国际社会利益，这可能导致某些规则侧重于为少数国家利益服务，而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或脱离。作为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如何应对将是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规则只有得到相关行为体的承认和遵守才得以存在，所以国际规则除了体现主导国的利益，还要顾及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主导国家在权衡这二者关系时，有可能导致某些规则本身存在矛盾，或者不合时宜的规则制度得不到改进。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时间不长，没有足够的经验利用国际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又无法改变世界单极关系的局面。这种情况下，面对那些不公平的、矛盾的或不合时宜的国际规则，该如何与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和分配，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最可感知的障碍。
　　第二，价值支撑作用有可能削弱。尽管和平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与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达成了一致，但是要将其转化为国际共识而被更多国家欢迎和接受，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近年来的“人权论”、“中国威胁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等论调和思潮的散布，会导致国际成员对中国战略价值取向的认知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被“认同是建立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现今国际共同价值主要体现为西方的主流价值，而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不仅存在着根本差异，且这方面的对话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另外，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解读还保持 着传统的思维惯性。可见，怎样消除对中国认知上的偏见，架起价值观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又一个严峻的挑战。处理不当，就会削弱中国的价值理念对和平发展战略的思想支撑和辩护作用。
　　第三，功能依托作用有可能降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公益使美国实力在他国眼中趋于合法化。这是因为“公益”给他国带来直接的利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要合法化，也必须有这种“公益”作为依托，即提供公共产品，然而，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可能陷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一方面，国际社会极力“热捧”中国的崛起，特别是近年来的奥运会、神七飞天等重大事件，更足把崛起理念推到了极致。在这种心态下，国际社会期待着其思维中崛起的中国，解决21世纪能源枯竭、南北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蔓延等全球性问题。他们的期待可能远远超出中国所能承受的，因为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总体发展，很难注意到中国特殊国情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的现实。这样，依据中国实际能力进行的国际投入达不到所期待的甚至相差很远，就会导致他们产生挫折感。另一方面，随着进一步发展，中国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仅仅依靠本国很难达到满足，对外依存度大。而当今世界最为稀缺的，也是各国竞相争取的，就是能源、资源。中国境外寻求资源的举措，可能造成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源同样短缺的国家，对中国战略选择的认知偏向于“索取多于给予”。凡此种种表明，如何协调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国际供给与汲取之间的关系，对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是个极大的挑战。
　　综上所述，从国际合法性的视角来看，21世纪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希望与危机并存。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一方面，要协调国家战略策略，使其与国际规则达成基本一致，即与世界接轨，适应国际新形势的战略调适。另一方面，价值观上要体现本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与国际主流价值相一致。既要坚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协和万邦”、“交相利，兼相爱”等体现中国特色价值理念，又要把“贸易自由”、“平等”、“民主”、“全球治理”“持久和平”等国际共同价值观纳入其中。此外，要努力提高中国综合发展的能力，以满足世界对中国的合理要求，同时要学会将这种需求的增长控制在能力范围之内。只要能依据国内外的发展变化，抓住机遇，维持、调适或重构和平发展战略合法性的路径，迎接挑战、消除危机，21世纪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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