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线内控基准点【大国关系之变:主轴.态势.基准】

　　新世纪头十年国际社会之变 　　 　　编者按： 　　新世纪头十年，整个国际社会经历了激荡变革。新年伊始，回顾总结过去十年的国际社会变化颇具意义。本刊特约请相关专家就21世纪头十年大国关系、安全局势、政治思潮的变化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大国关系是导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重大因素，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进入21世纪的这十年，源于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原因，大国关系呈现某种新的态势，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基准。
　　
　　导致大国关系巨大变化的主轴
　　
　　在这十年中，导致大国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衰退，一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如果说20世纪最后十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围绕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这个主轴运作的话，那么21世纪头十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则是围绕着超级大国美国的衰退这个主轴运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踌躇满志，傲视天下，四处树敌。孰料发生了“9?11”事件。美国领导人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而异想天开，试图借助反恐的旗号，从中东人手，拿伊拉克开刀，谋求在冷战时期没有获得的全球霸权。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劳民伤财且无法脱身，加之阿富汗战争重荷，美国被拖进旷日持久的困境。接着，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又引爆成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自身饱尝前所未有的伤筋动骨之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设法扭转局面，包括调整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但是受到美国内外诸多矛盾的制约，如今成效甚微，进退两难。
　　与美国衰退相对应，是新兴大国举世瞩目的群体崛起。人们热议的所谓“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也好，“希望五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也好，其他种种说法也好，都是对新兴大国崛起的标志性、形象性描述。发达大国“七国集团”似乎也在逐渐让位给“G20”，其中多数国家就是新兴国家。
　　在上述主轴的支配之下，十年来大国关系日益发生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从美国方面来说，仍热衷于单边主义却又力不从心，实属“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于是竭力打造多边合作包装下的单边主义。然而，决不可把美国的衰退估计过分，决不可忽视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力；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即使是负面的，也都说明它仍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他大国，包括新兴大国，不约而同地都在奉行对内自强不息、对外竞争共处的方针，无不把对美关系当作外交的“重中之重”。借以改善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如今导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依然是美国政策影响下的地区热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安全环境的，依然是以美国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大国关系。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诸多全球性问题都在大国关系中得到反映。
　　时代主题的规定性。谋和平、图发展、促合作，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大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
　　世界大战的可避免性。对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首要依据就是看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尽管这十年来国际风云变幻，有时险象环生，如地区冲突频仍、霸权主义嚣张、恐怖主义猖獗、核扩散屡禁不止、能源争夺激烈，等等，无不具有大国背景，但并没有出现新世界大战的征兆。
　　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尽管是一把“双刃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各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谋求合作的势头愈益明显，重点就是要协调经济利益，以便把金融危机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世界多极化的趋向性。大国关系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因为它是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基础。大国关系调整推动多极化。十年来，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
　　应对地区热点的重要性。为防止核扩散，关于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大国作用在一个重要方面的缩影。兼为两个六方会谈的成员国，恰恰是更具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如果没有各大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的通力合作，核扩散就有可能演变成巨大的灾难。
　　增强联合国作用的迫切性。当今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联合国则是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平台。迟迟未决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分歧焦点就在于如何纳入一些大国，特别是新兴大国的问题。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性。国家无分大小、强弱、贫富，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发展中国家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应受到国际礼会，首先是各大国的充分尊重。
　　
　　大国关系在变化中的调整态势
　　
　　大国关系总是在变化中调整，又在调整中变化。这十年中，大国之间存在的多种双边关系，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景。这里只能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做一粗线条描述。
　　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这一态势贯穿在中美建交的三十年过程之中，最近十年又出现某些新特点。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说过，中美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负有共同的历史责任；中美两国保持并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自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之所以产生曲折，主要由于美国玩弄“接触加遏制”两手。最近些年，美国把中国定位于“利益攸关的负责任大国”，本质上还是要按照其自身需要，试图左右中国。自从奥巴马上台，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以来，中美两国的合作面有所增强。两国领导人确定了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方向。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吴邦国委员长访美和双方在华盛顿举行高层战略对话，使两国关系升温。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珍视两国合作的大局，中国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有损这种大局的事情。然而近来，美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经贸、军售和人权等问题上以不同的方式制造麻烦，例如美国政府相继就谷歌事件无理指责中国及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的武器。人们记得，美国当局曾经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白，他们会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所确立的原则。他们却如此言而无信，反复无常，使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这些事实还说明，国际媒体一度炒作的美中共管世界的“G2”论，是站不住脚的。
　　中俄关系在共识中深化。十年来，基于相同或相似的振兴国家与优化外部环境的目标，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一步步深化。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原因在于，做到了政治上互信，拓展了经济上互补，推动了文化上互通，保持了外交上互商。两国最终解决了边界问题，俄方兑现了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的铺设工程。双方举办“国家年”和“语言年”，增进了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了解和感情。中俄关系形成了明显的、可贵的特色，这就是：关系密切而不存在 依附性，维护各自的尊严而无颠覆对方之心，有利益分歧而能通过平等协商解决，根据是非曲直处理国际事务而不搞双重标准，重视与超级大国美国发展关系而又反对单边主义。当然，中俄之间难免还存在某些利益上的矛盾和分歧，依然有必要消除那些影响政治互信的思想障碍。
　　中日关系在磨合中改善。在相当长时期里，中日经济关系持续发展，而政治关系却很低迷，原因是日本当局出于遏制中围的动机，总是在二战历史诸多问题上人为地制造麻烦。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双方领导人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暖春之旅”，特别是民主党上台执政之后，日本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务实。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治关系明显改善，是双方共同努力的初步结果，但仍较脆弱。人们希望看到中日关系的更好前景。
　　中欧关系在平实中波动，中国与欧盟之间关系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双方的友好合作历来比较平稳。这得益于彼此既没有边界问题和二战遗留下来的障碍，也不存在地缘政治通常出现的负面影响。但是最近些年，随着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欧盟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政治上诸如在所谓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上，不时出现一些不谐之音。加之在解禁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受制于外部压力，这些都有损于欧盟对华关系的顺利发展。
　　中印关系在释疑中调整。如果说20世纪末由于印度借口“中国威胁”大搞核试验，导致中印关系恶化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情况则有所改观。维护双方的利益都需要改善关系。经过领导人互访和边界问题谈判，两国关系的气氛明显缓和，可以说回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曾经提出的那种境界，也就是一面耐心地商谈边界问题，一面积极地开展经贸、科技、文化、军事等其他各个领域的合作，两者并行不悖。中印两国有着类似的国情――历史古老、人口众多、相似的发达程度和具有一定共性的追求目标。对于两国来说，可取的方针应该是睦邻友好、共同发展、求同存异，而不是猜疑与嫉妒。
　　美俄关系在对峙中求同。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和部署反导系统是美国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三部曲，其中北约东扩是在新世纪延续，而“颜色革命”和部署反导系统则是在最近些年筹划运作的。普京就任第一届总统之初，曾与美国总统小布什商定了被称作全面合作的“新型战略关系”，宣布“已经克服了冷战的残余，任何一方都不把另一方视为敌人或威胁的来源”，结果成一纸空文。俄美关系陷入旷日持久的对峙状态，其紧张程度实不亚于冷战时期。但是，双方都认为如此僵局对自己并不利，于是寻求缓解办法。奥巴马上台后，不仅放慢北约东扩(主要是吸收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加入问题)步伐，而且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方面做出退却姿态。双方决定于2月1日重启有关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替代条约的谈判，俄罗斯一北约总参谋长级会议还于1月26日通过了双方的军事合作框架条约。俄美关系的特点，亦即骤然变暖的权宜性、不时降温的必然性和冷暖之间的相对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美日关系在高调中较劲。日本自民党政府历来追随美国，亦步亦趋。民主党上台后，鸠山首相便强调要自立并拉开与美国的距离，表示日本以往“过于依赖美国”，并提出了试图迫使美国让步的某些举措。鸠山政府虽在纠正“过于依赖”方面做些政策修补，但仍高调宣称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基石不变。
　　美欧关系在言欢中暗算一美国与欧盟言必称“盟友”。自从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把欧盟分成“老欧洲”和“新欧洲”，蓄意打击与之唱反调的德、法以来，欧盟主导国与美国之间经常处于貌合神离状态。欧盟既要借助美国防范俄罗斯的崛起与威胁，又不愿让美国骑在头上吆喝，总是想建立自身的军事防务。美欧之间这种微妙关系，今后一个很长时期还将维持下去。
　　
　　规范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的基准
　　
　　十年来，大国关系调整的结果，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战略协作伙伴”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而不具结盟性质，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渐成时代主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了铺垫。
　　大国关系可以是良性互动，也可以是恶性互动，所谓良性，应该是一种彼此受益的互不敌对的新型关系，双边关系的健康标志在于不针对第三国，三角关系的合理运行在于不打牌亦即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集团政治则完全不符合冷战后的时代潮流。
　　大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基准，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愿望，是客观规律的体现。能否产生良性互动。不能理想化，不可单相思，取决于各国领导人在决策中能否扬弃冷战思维。最近这十年，一些常见的基本原则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愈显普适性与生命力，值得加以梳理和总结。中国领导人为此所作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
　　国家利益原则 国家间关系首先要从各国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出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和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绝不应损人利己，否则只会一损俱损。
　　平等互惠原则。也就是双赢、共赢原则。平等互惠原则包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适用于一切国家。本着平等互惠精神，就有可能尽快尽早地解决重大国际事务和国与国之间的分歧。
　　对话协商原则。这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同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信任和了解，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不应计较历史恩怨，不应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当今大国之间发生的纠纷，如所谓“人权”问题，多属于意识形态性质。中国明确主张并且坚决做到，既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这一原则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党际交往之中。
　　共同发展原则。在国家交往中，经贸关系领先。要通过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来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促进共同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多样性原则。这是指文明的多样性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各种文明应和睦相处，在对话交流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总之，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一切基准，都是由久经考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派生出来的。能否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能否营造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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