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孙大午]孙大午

　　关注孙大午的境遇就是关注民营企业家的境遇 　　关注民营企业家的境遇就是关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环境 　　 　　人物：孙大午，男，汉族，河北徐水县高林村镇郎伍庄村人，大专文化，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事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03年5月29日被徐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4日经徐水县检察院批准，次日由徐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10月30日经徐水县法院审判，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并处罚金10万元”。
　　影响：面对这种结果，包括媒体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没法不担心，原因极其简单：孙大午案后民间金融仍无解！
　　民间金融究竟前路安在？
　　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又该何去何从？
　　
　　 讲述篇
　　
　　 一个人和一个家族、一个村庄及一种理想
　　
　　 仁者之家
　　孙大午父母的家极普通，联系到孙大午身家过亿的董事长身份，这个家就是用简陋来形容也并不过份。两位老人虽然年岁已高，但精神都显得极好，看起来弯腰驼背82岁的孙父还能骑着三轮一如既往地拣他的垃圾，而85岁的孙母则昂首挺胸走路甚至连拐棍都不要！仁者寿，这话是古人说的，而大午父母就是最好的例证。记者也正是从两位老人和大午兄弟妯娌间共同形成并表现出的那种一个家庭特有的气场上，形象地理解了什么是家风，什么是仁者之风，从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孙大午为什么能成为孙大午。
　　我们曾经这样问：大午兄弟三人因为同一件事一同被抓，您老当时怕不怕？
　　老太太回答：不怕。那哥几个没做过坏事，我用不着怕。
　　再问：那您老当时都想了些什么？
　　老太太答：我就想要好好地活，不能让孩子们在里边还为我们担心。
　　我们还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儿子孙大午挣了那么多钱，却都花在别人身上了，像过年过节给孤寡老人送粮肉蛋菜，哪次不是拿汽车拉，您不生气呀？那些钱要是用来孝敬您老，不是更名正言顺？
　　老人笑了：一个人吃什么不都是打嗓子一过？大家伙都吃好了，才真叫好！
　　如果说老太太是在言传的话，那么老爷子就是在身教。
　　孙父骑三轮车拣垃圾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三轮车都已经骑坏了几辆。大午几兄弟以及妯娌们最初对此不是没有怨言，这么大岁数了，我们哥几个又不是不孝顺你，你这倒是何苦？老三孙德华干脆自作主张给老爷子买了笼鸟，想让老爷子也能真正轻松轻松。可被剥夺了拣垃圾权利的老爷子自顾倒在炕上生闷气，对那鸟儿理也不理。最后的结果是，鸟儿自己啄破笼子飞了，面对固执的老爷子，儿子们让步了。为此，孙家兄弟还开了一次家庭会，得出的结论是：所谓孝顺，就是尊重老人自己的意愿并顺从之。
　　老爷子至今还在骑着三轮车拣垃圾，他觉得这本身就是享受――一种只有劳动者才能享受的享受！
　　也就是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得知，在大午集团分别担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老二孙志华、老三孙德华每月在公司只领取不到2000元的工资，而且并不享有任何股份，而他们的夫人也分别只有不到1000元的工资。在听从大哥大午的召唤投身大午集团之前，老二自己开有小百货商店，十几年前每年就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在当地农村绝对属于先富起来的能人；老三夫妻俩更是都有政府部门的铁饭碗，老三当时就已经是副乡长啦！就是因为大哥的人格感染了他们，他们也认同了大哥的理念，才抛下已经拥有的一切，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他们来了，后来又前后走进同一座电网高墙下的看守所……
　　先后走出高墙重新聚首之后，弟兄三人曾相拥而泣。面对跟着自己受苦受难的兄弟，大哥说：对不住，兄弟，让你们跟我受连累啦。兄弟的答复是：谁让我们是兄弟呢？你不牵连我们还能牵连谁？我们不让你牵连还让谁牵连？血浓于水当然是一种说法，但你要以为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世上所有的兄弟还都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啦！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是孙大午喜欢的《论语?里仁》里的一句话。孙大午的解释是：“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劳动，是知识，是奉献。做好人难，但一定要做好人，做好事难，也一定要做好事。”
　　家风如此，想不让孙大午和他的兄弟们不做好事，不当好人，难！
　　
　　崛起的村庄
　　大午集团所在的那块地方以前叫个“憋闷疙瘩”。这是当地土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嫌狗不爱的意思吧。当时村里以每亩6元的价格往外承包，却没人理会。6元钱当时能买半斤猪肉加一瓶白酒，吃了喝了就是赚了，包下那地可是白扔了。这是一般人的算法，孙大午的账不是这样算的。早在1985年，他就鼓动妻子联合几家农户承包了这块“憋闷疙瘩”，尽管起起落落折腾一年，最终只落了个头撞南墙大败亏输，但孙大午天生就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儿，1989年，已经在县农行干到人事股长的孙大午干脆辞了公职，回来和妻子共同创业，成立了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再后来就是两个兄弟的加盟。
　　公司组建之初就明确了宗旨：私营企业不姓私，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信仰马克思的孙大午和他的兄弟们明明白白并不把钱看得很重，但钱还是哗哗啦啦越聚越多，18年前1000只鸡、50头猪的小养殖场成了如今的有1500多名员工，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双双过亿元的集团公司。
　　昔日的“憋闷疙瘩”早就扬眉吐气名声在外了，不管是远观还是近瞧，这里都成了一个堪可玩味的崛起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的村庄，一个初具规模、具有自己鲜明的人文特色的“理想国”。除了饲料厂、养殖场、沼气站、葡萄园、办公楼等生产设施外，这里还有在别的乡镇企业绝难见到的许多――
　　这里有一座公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自不必说，关键是公园里还建有敬儒祠，长髯垂胸长袍飘飘的孔子居中而立，两厢分别是关公、岳飞，仁、义、忠在这里得到形象的展示；院中回廊两侧绘有五千年中华大事记，正中又是一座孙中山的雕像，传统与现代就这样比肩而立；
　　这里还有一座投资数十万元的医院。每人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享受合作医疗，做一套包括B超、验血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
　　小镇上最抢眼的建筑就是那座大午中学。学校现在拥有3层综合实验楼、5层教学楼、5层学生公寓、千人礼堂餐厅和5层小学教学楼，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还有一座建到一半因为他的入狱而搁浅的烂尾楼――图书馆……
　　漫步在大午庄园，孙大午亲笔题写在各处建筑物和路边广告牌上的格言警句比比皆是，作为一个清苦自持的亿万富翁，孙大午对自己和企业严肃的道德追求使人感慨良多。
　　在此次因钱获罪之前，孙大午曾在不少场合宣称：“我的梦想正在实现。”
　　对于自己的梦想，我们不知道现在的孙大午会怎么说，但有些话另外一些人却已经说了出来：“他实际上帮了当地政府的大忙，解决了当地1500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要给周围临近村民发放600多万元的工资，开办了一所当地较好的中学，这是当地政府的福气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如是说。
　　“我们在很多村庄进行调查的时候，常常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得到周围百姓如此广泛的拥戴而感到吃惊，有的从没见过孙大午的老人说起孙大午的遭遇甚至流下了眼泪。如果说法律非要严厉打击这样造福百姓、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是孙大午的辩护律师许志永在法庭辩护时的一段辩词，这段话让孙大午本人在法庭上也流下了眼泪。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他哭。我爸爸憋坏了，有话说不出。”这是孙大午的儿子孙萌面对记者说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如果哭哭能让你觉得好受些，那你就哭吧，哭吧，“睫毛上眼泪干涸成盐，方始知生活的苦辣酸甜”，记忆中这好像是一句苏联时期的苏联诗人的诗……
　　
　　沉重的翅膀
　　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的法制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三者相加，就是孙大午和他的大午集团赖以发展的理想和行为基础。
　　2000年，大午集团有机肥厂面临一笔在所有人看来都无需斟酌的买卖：南方一家公司决定常年要大午集团的产品，一次就要10个车皮，甚至款可以先到，只是按惯例，那家公司经理每吨要60元的回扣。孙大午当即拒绝：“这样做买卖还不如妓女，表面上是在出卖商品，实际上是出卖人品，这样的交易，最后会让企业形象和信誉都受损害。”这笔生意最终告吹，不但对方经理觉得匪夷所思，就连联系了这笔生意的业务员也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大午公司的种禽场，常年购买北京某国营鸡场的种鸡。一次经理向他请示：给那场长个人送几千元钱，我们再进货就能和别人一样每只便宜2元，要不咱们买一万只鸡就要比别人多花2万元呢。孙大午斩钉截铁：“不行！你们可以光明磊落地和他们讨价还价，但绝不能钻营投机、行贿谋利。”
　　孙大午坚信，在当今社会做一个好官不容易，但办好一个企业还是能够做到的。在生产经营中腐蚀国家干部，就是腐蚀我们自己的干部。我们不能左右社会，但我们可以把握自己。
　　面对他的所作所为，孙大午的朋友曾摇头而叹：“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相同的意思有人说的更尖锐：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就是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个合格的企业家。
　　让孙大午最终狠狠摔了一个跟头的就是钱――企业发展须臾不可离的钱。创建近20年，大午集团只得到过两笔因荣誉而特批的共400余万元的款，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还是在2000年，为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需贷款600万。在连续贷款无果的情况下，被逼无奈的孙大午听从劝告，派人送了1万元给某有关人士。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却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追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多元。
　　从那以后，大午集团就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
　　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多年来，孙大午和他的大午集团付出了多少本不该付出的啊――
　　例如和当地土地部门的官司；
　　也例如和当地工商部门的官司；
　　又例如和当地税务部门的官司；
　　还例如最近这场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不小震动的和当地金融部门的官司。
　　面对因坚持理想而伤痕累累忧心忡忡的孙大午，我们实在是不忍心责怪他什么，难道一个人志向高远能是错误的么？可眼看着孙大午的理想已经从帮助他腾飞的翅膀变成一种似乎是多余的“累赘”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说些什么。但是，我们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早在2002年5月，在他发起并出资召开的“首届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上，孙大午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农村现在还很穷，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没人干，有事没人干是因为人们不能干，不敢干。有几个硬着头皮敢干的能人（乡镇企业带头人）结果也大都被吏治腐败之风同化了，侥幸剩下几个（比如我）也是可彰而不可学，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罢了。”
　　一语成谶，还有什么非说不可？
　　怀着沉甸甸的心情，我们又要赶回京城去了。雨夹着雪，车窗外远远近近的景物都是模模糊糊的。在刮雨器单调凝涩的声响中，记者不觉又想起孙大午说过的一段话：“这个地方原来很荒凉，很偏僻的，为了走出去，大午人曾经陆续修建了四条路，每条路都是弯弯曲曲历经坎坷，有说不完的故事……。”
　　是呵，大午和大午人的故事真的还没有完，只是不知下一个故事是怎样的？
　　
　　 剖析篇
　　
　　 孙大午为民族富裕受难的罪人
　　 文/本刊记者 杜兆勇
　　
　　一个民族的急进被迫变成了缓进，阻力不在中央而在科层制地方官僚
　　
　　作为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鲜见的一个人物孙大午，正当全国上下许多有识之士兴致盎然地注视着孙大午和他的事业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却突然定格在2003年的中国。
　　为了寻求效率和发展，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因为它能用价格显示价值，促进物流，繁荣市场。我们注意到，占有全国少量资源的民营企业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在提供着国民经济二分之一强的贡献率，而占有大多数资源的国有企业却步履维艰难以有所作为，等待国有企业的命运也许只能是“凤凰涅 。”因为历史已经千万次地证明：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当民间发出私产入宪的呼喊，当实践表明国企因体制和机制的瓶颈难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十六届一中全会公报表明，党和政府高层的决策显然和下层的先进实践是一致的。给民营企业家以公平待遇，并致力于从政策与制度层面肯定和保护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保护一切创造财富的动力，保护财富的所有权，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因为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样将建立起一种从根本上肯定人本身追求财富和一切幸福的制度，所有对财富的侵占、削夺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无论是大是小，都要承担责任！而孙大午事件恰恰在最不该发生的时候发生了，狭隘的对私有财产的偏见，被扭曲的仇富意识，依然直接伤害到财富所有者本身，终于造成了孙大午悲剧的发生，这不能不让人颇感遗憾。这表明，共识的达成需要时间，观念的转变需要磨合。
　　原本该是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在人为因素的阻挠下，变得凝涩迟滞，其阻力不在中央而在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中层板结”。近20年来始终身体力行在改革最前沿的孙大午不乏社会阅历，他明白中国社会的主流规则和“潜规则”，他知道中国的改革正是公权力体系一点点放权的结果，农村改革从承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到承认农民的土地出让权再到土地市场制度的逐步确立，从城市国企的利改税到减税让利到承包制再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这是一条逐渐明朗的道路。孙大午是想着应该让中国社会一步回到发展的原点，就是恢复各种利益主体的地位，这样才能找到改革的永久原动力，他作为先驱进行了大胆尝试。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孙大午不愿意和基层权力体系从事权钱交易，因为那样的话，权力还是在政府体制内运行，市场权力没有得到扩张，企业通向市场的成本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拖累得整个社会效率大大降低，成本最后只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样的改革究竟意义何在？！孙大午不愿意成为“潜规则”下的“老狐狸精”，因而不断受到来自基层权力的打压。大午集团接连不断的官司基本都是和地方政府权力部门对抗引发的，权力体系在今日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这最终导致了孙大午5个月的牢狱之灾。如果不是有识之士的声援，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这样一个受到当地百姓和地方政府开明人士理解的人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一个民族的急进被迟滞，我们的改革方向究竟该指向哪里？
　　
　　农村的深化改革必然要使农民主体地位得到确立
　　当孙大午在冀中平原燃起共同富裕的火把，带领一方农民兄弟坚定不移踏上致富之路的时候，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创造，其间经历了多少暴力的侵害？莫名其妙的罚款，大都来自当地政府某些职能部门的“管制”。据说孙大午的两个弟弟在被拘不得自由的日子，曾经仰天长叹：老天啊！我们不是吃不上饭才干企业的，我们真的是为一方百姓脱贫致富才干企业的，我们冤啊！只要有一口饭吃，我们真的再也不想干企业了。刚刚恢复自由，孙大午又把哥几个召集起来，抱头痛哭：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孙大午这个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在老百姓眼里是可敬、可爱的，他能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提出“互为劳动”的概念：农民把农产品卖给大午集团，把土地租给大午集团，到大午集团来做工，购买大午集团的农产品，一起发展奔小康，共同建设大午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孙大午带领一批人不断冲破局部的落后意识，表现为每前进一步都要跟地方政府某些职能部门博弈一番，在一片没有任何优势的“憋闷疙瘩”土地上，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差不多完全靠自主开发就成为徐水县的龙头企业。这种可贵的自主意识的觉醒，日益成为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农民自身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农村改革完成了从依赖自上而下的政策到自下而上的自主创造的交接。
　　孙大午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农民会创造适合自己的政策，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关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了，给农民一片天地，他们就能创造奇迹。不错，今天大午集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如果政策合适，明天还将出现成千上万个大午集团。
　　
　　财富的生命在于成为一种精神、理想
　　当我们在不断寻求改革的支持力量时，一种朴素的想法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内生出合理的权力结构？能否自然生长出精神和物质都健全的生长点？因为我们曾经富过、强大过，但都没有持久，因为权力和财富都无法做到平稳有序的传递。“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又有一批人富起来了，历史的考验也就又一次摆在我们面前。
　　关于财富这个话题也许应该由“翰林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们来解读，可惜，一旦屁股决定脑袋，思维立即枯竭。而富人们又可能穷得只剩下钱，大邱庄禹作敏“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殷鉴不远，当一个民族都在谈钱，而闭口不谈精神财富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失衡，使我们滑到了礼崩乐坏的边缘。青年企业家张杰庭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人不缺吃不缺喝缺德。而道德的建构恰恰属于思想层面上的东西。
　　活动可能受到客观限制，但思想一刻也不能不自由。孙大午充当了一个思想者的角色，北方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企业家承担了思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礼失求诸野，根本原因在于礼一旦来到庙堂就会死亡，礼根本不能由庙堂专享。孙大午一直在努力实践着他的理论探索，并因此感动了知识界。孙大午的产品还未曾在全国大面积的流行，他的影响完全是靠他思想和人格的力量。他更像明代的王阳明、王亘和清代的武训，是儒家思想在当代的一个身体力行者。在他的企业写满了儒家思想的格言警句，在他的企业不孝是件不能被原谅的大事，在他的学校提倡母爱决不是搞形式，在他的企业吃回扣或给回扣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的企业举行了全国第一届儒家文化和乡村建设研讨会。以中国之大，比孙大午富的人成千上万，类似大午集团的企业竟然找不出第二家！新儒家在海外涌现过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等许多巨臂，但没有人想到新儒家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派领军人物会是孙大午。孙大午的借款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兴办大午中学缺少资金引发的，而大午中学不挣钱还要赔钱，因为他认为有权有钱只能表现人生富贵，不能表现人生价值，表现人生价值的是劳动、知识、奉献。财富增长了，我们支配财富的思想更要更新，迈过富不过三代的门槛，现代文明于是开始。
　　
　　原罪需要救赎，以免整体的堕落
　　耶酥基督拯救了整个西方社会，因为他承担了所有人的屈辱、苦难。孙大午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一圈，我没有什么感到害羞的。关于孙大午的罪与非罪的争论，表面上已经是板上钉钉，实际上是刚刚开始。如果承认有原罪的话，任何人都有原罪，那就永远纠缠不清，重要的是，有了原罪该如何救赎？无论企业家们的第一桶金怎样来的，我们也不主张清洗原罪，这样会导致清洗的成本过高，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有可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孙大午的“资本原罪”不比其他企业家，他的来历是清清白白的，但却被玷污了。孙大午在被拘押时没有停止过反思：猪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哼哼几声，人是多么悲哀啊！
　　在当代富豪普遍口碑不佳，连柳传志先生都承认有过原罪的情况下，孙大午这个中国企业家的另类将自己钉在世俗的十字架上，让我们认识到基层的权力体系管制有余服务不足的弊端。当我们意识到一些法规的滞后性明显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时，就要打破那些保护垄断行业的陈规陋俗，打破对资源的垄断，让那些充满活力的民间企业公平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让那些该进行资产重组的国有企业尽快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让那些金融企业也和一般企业一样进行公平竞争，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显得更加完美了吗？市场是所有人的钱袋，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人说不，那么他的本意不过是企望整个市场都是他一个人的钱袋；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人说不，那么他的本意不过是企望所有人都是他的奴隶；权力也不能垄断，在权力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人说不，那么其他人必将一无所有！
　　孙大午是民族的罪人，这个罪人拯救了一些有罪的人，定将载入改革的史册。
　　
　　关注孙大午讨论篇
　　
　　如果腐败力量获胜，社会就会很危险
　　茅于轼（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听到孙大午出事，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关注他，最初在互联网上写下的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那时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但还是很快被敏感的记者发现了我在互联网上的这句话。
　　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孙大午自称没有私敌，他确实没有损害任何人，怎么就犯了法呢？这实在荒谬。这说明这个法不是保护人的，而是伤害了人的。政府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是为穷人服务的，孙大午是在帮助穷人。
　　硬说他犯法，那只能说是一个好人错办了一件犯法的好事。
　　现在看来我们的司法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法官不能凭良心判案，即使法官有心，由于司法受到行政干预，也就使得法官情非得已。
　　就此案来看，腐败落后力量和健康进步力量的斗争，已经体现为司法斗争。如果腐败力量通过斗争获得胜利，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就会很危险。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很值得关注。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建设性的努力，使我们原来不尽完善的法律制度完善起来。
　　
　　法律不是目的，实现正义才是目的
　　江平（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法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比如对企业的借贷条款规定得较死，管制过多、服务不够，使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够宽松。
　　我无意单纯指孙大午的行为属于合法的民事借贷行为，但是我国现行的一些法规对于企业民事借贷的合法、违法界定不是很清晰。
　　我是搞民商法研究的，向来主张如果可以用民商法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刑法介入。现在许多本来属于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行为都经常会被认为是刑事犯罪而予以对待，扩大了刑法的解释范围，伤害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也增大了公权力对私权利干预与制约的机会。从长远眼光来看，是不利于崇尚“契约自由神圣”的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的，也与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律相矛盾。国家的公权力应尽量减少对市民社会私权利的过多行政干预。
　　法律不是终极目的，何况法律有局限，不是万能的，更何况事实上存在恶法与良法。我们要的是法治，法治就是不断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就是不断追求正义的过程。
　　抛开孙大午案，我想说，我们的司法实践要体现法律精神：可重判可轻判的，宜轻判；可判可不判的，应该不判。
　　
　　中国社会的转型要过好“三农问题”关
　　张祥平（社会学家，北京农学院副教授）
　　
　　在2003年5月底，孙大午刚出事，我向中央写了信。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一直向当代儒家看齐，我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多年来我反复思考如何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当然需要复兴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儒家文化的再生必须具有其现代性，哪里才有这种再生的土壤呢？后来我发现了成长中的大午集团，很快我用自己的知识，将大午集团的实践总结上升到理论体系，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郎五庄模式”。我认为郎五庄模式与国民政府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当今的希望集团、南街村、华西村的模式都有不同，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富裕道路。
　　我在给中央的信中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希望能够公正对待孙大午，如果有来自地方的影响，希望中央下决心排除。第二，要想排除地方的影响，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造就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干部。第三，中国是个农民人口占有相当比重的国家，农民的社会地位只宜提高，不宜降低。
　　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注意过好“三农问题”关，不然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崇高理想无法在农村扎根。盲目推动，又难免会造成动荡或被动。
　　
　　孙大午的痛苦是制度变迁的代价
　　张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博士）
　　
　　孙大午是个企业家，企业家的天性就是对“营利”机会具有过人的敏感。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利是以个体为单位对成本收益进行的计较，不过这种对利的追求以不侵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人生活在社会里，个人与其他人的利益关系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个人与制度（社会博弈的均衡）的博弈关系。孙大午从事营利活动所做的事，客观上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只不过他自己可能认为这样的生活最有意义或比较有意义而已。
　　孙大午的融资实际上并未损害社会的利益，但代表社会利益的制度却不见容于他。可见，制度已经与它所代表的社会的利益产生了某种疏离。
　　在市场经济里，我们面对的是大量的自由平等的自利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借钱给孙大午的农民是理性的逐利人，他们预期孙能给他们按期还本付息。作为交易的一方，农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如果为了规避一方的风险就打击交易的另一方，那就等于打击了市场经济本身。
　　制度的合理性和社会公正呼唤制度变迁。但制度是公共产品。让我们向率先遭遇了制度变迁的破冰期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个体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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