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里和死人说话 [文洁若：我经常在梦里和萧乾说话儿]

　　今年6月中旬，上海召开了《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翻译者之一的萧乾先生，已经故去五载，这个研讨会只有文洁若独自前往了。我去采访的前一天，她刚刚从上海归来。 　　77岁的文洁若，看上去也就五六十岁，起码比实际年龄要小20岁。那天她穿了一件旗袍，头发梳得很整齐，还化了淡妆，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文老祖籍贵州，1927年生于北京，是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文宗海的女儿。7岁那年，她随家人东渡扶桑，两年后回到祖国。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高才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三联书店。50年代初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里，她认识了和她共度了47个春秋的丈夫萧乾。
　　这次采访，我想请文老谈谈她的老伴，谈谈她心目中的、目光中的、怀念中的丈夫，谈谈他们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夫妻情。
　　我的提问让文老的思考又回到了47年前，回到了她的少女时代。
　　
　　没有宾朋、没有筵席只有一盆月季花的婚礼
　　
　　我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萧乾也调到了出版社。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些谢顶了，肚子也特别大，做工间操时就因为肚子大，连腰都弯不下去了。他毕竟已经43岁了，我当时才26岁。我19岁那年也就是1946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大学四年，我对男欢女爱的事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有人说大学时代是恋爱季节，可我好像和恋爱这类事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同学们给我起了个“修女”的绰号。
　　爱，有时来得特别奇怪，好像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当年仅有26岁的我，见到当时已经43岁的萧乾时，以前的想法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不仅年龄比我大17岁，而且第三次婚姻刚刚结束。我到底是怎么爱上他的呢？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有一次我们俩去北海划船，他给我照了一张像。照片上的我梳了两条大辫子，一副天真浪漫的样子。他说他最喜欢我这张照片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被出版社的同事看到了，这下全社人都知道了我们在谈恋爱。
　　我和他约定好了，咱们彼此考验对方7个月。我对萧乾说，如果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你就结婚，我继续译我的书。后来他真的找了一个对象，那个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眼看就要结婚了，但党委不批准，原因很简单，因为萧乾的历史太复杂了。没办法，命运还是把萧乾留给我了。
　　我为什么7个月不见萧乾，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想法。他刚刚离婚不久，我怎么可能马上就和他结婚呢？那样社里人更怀疑我介入他们的生活了，再说他刚刚离婚的那位妻子我也认识，我们还合译过一部书呢。我当时和萧乾谈恋爱，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出版社的一些同事，不少人极力反对我们走到一起，理由自然很充足，两个人之间年龄都快相差20岁了，再加上他又离过三次婚。我当时的心情也是挺乱的，想让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也沉淀一下。如果他在这7个月之内结婚了，那我会依旧安心于工作，谁会想到他结婚没结成呢。
　　约定到期后，我们1954年结了婚。那年他44岁，我27岁。彼此相恋还不到一年，我们就决定去登记结婚了。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就去登记了，连大伙也没有通知，婚宴更是甭提了。我们俩都想得开。我觉得大操大办的没意思，他都结过三次婚了，婚礼也折腾过三次了，他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双方领了《结婚证》也就算把婚结了。当时只有朋友送来一盆月季花。
　　
　　吃苦受罪也要死在中国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1955年，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谁想平静的生活刚刚过了两年，反右风暴就席卷了全国。萧乾尽管有被毛泽东主席称赞过的好文章《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仍不可避免地被打成了右派。当时一顶顶大帽子向他飞来，那些帽子都大得很，反苏、反共、反人民、亲美、亲英、亲日，哪顶帽子扣下来都足以砸死他。这么多顶大帽子都集中到他一个人头上，他受得了吗？当时的萧乾特别紧张，他说天要塌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怎么能不紧张呢？但我表面上还是显得挺镇静的，还能为他壮胆量。我安慰他说，天塌不下来，就是真的万一塌下来了，不是还有地顶着吗？
　　反右中有人让我和他划清界线，我觉得萧乾不是坏人，便拒绝了。我和他下放到渤海边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当时萧乾的劳动强度是相当大的，插秧、割稻子全是累活儿，拿笔杆子的萧乾哪会干这些活儿呀！因此在劳动中经常挨骂。
　　直到1961年，萧乾才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回到我们戏称为“诺亚方舟”的这个家里，回到我和孩子的身边。这个“诺亚方舟”并没有把我们带出苦海。想起来真是苦海无边，可回头哪里是岸呢？连街坊老太太都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我们。
　　从1961年萧乾回到北京后，我们又过了四五年相对平静的生活，文革的红色风暴又一次袭来了。萧乾是老右派，是每次运动都不会被幸免的人物，再加上我的父亲早年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过职，我大姐当时已在美国定居，我们俩在文革中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文革中，我们家被抄得很惨，我们很心爱的一幅黄永玉的版画作品，也被红卫兵抄走。后来他们把我的母亲也揪出来了，说她是老特务。斗我时，有的红卫兵说，让老特务也一起来陪斗，当他们去揪我母亲时，老人家已经死了。她没法忍受这种屈辱、这种折磨。她要以死相拼，她要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萧乾在当时也曾经选择过自杀。他选择的方式是上吊，他到处找麻绳，我也帮着一起找，看看什么样的麻绳能吊死人。这回是萧乾感觉不对劲儿了，他赶紧把我拽回来。
　　第二次他选择自杀的方式是去触电。他喝了酒，又吃了安眠药。还没来得及走到我家的铜台灯旁，他就沉沉睡去了。他这一睡，无形中又救了他一条性命。他在文革中最痛苦的时候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新社会，我是挤不进去了。文洁若，这个家我就托付给你了。”后来我曾问过他，你要是不从英国回来，不就省得受这份罪了吗？”他严肃而又认真地对我说：“我是中国人，无论受多么大的屈辱、受多少罪，我也一定要死在中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落叶归根。”
　　1969年，我和萧乾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全国文化艺术界的同仁大部分都被下放到这里。我和萧乾在文革中身体、心理、精神、人格尽管备受如此摧残，但性命毕竟是保住了。
　　在咸宁五七干校，排长安排萧乾去挖河泥。挖河泥可算重体力劳动，都是20多岁小伙子干的活儿，可萧乾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我问萧乾带水田鞋了没有，结果他没带，他也许没想到排长会给他安排这样的活儿。可要回住地取吧，来回得两个钟头。这下子排长不高兴了，他嫌我为萧乾说话了。没过几天，他就想办法惩罚我。那天排里都下去干活了，留下一个人看棚子，排长让我留下来看，我知道这是他在惩罚我。那天我身上发热，觉得特别不舒服。你不是让我看棚子吗？我却直奔了医务室。一量体温38℃，我把纸条往办公室一放，转身就走了。当时我也是够泼辣的。
　　还有一次，有人议论，萧乾比我大多少？正赶上我回去，她们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们还不放过我，说你们俩去结婚登记时总知道吧！我又来气了，他比我大100岁，这回你们该满意了吧！说完我转头又走了。那时我不仅仅泼辣，还是个刺头，人到了这个份上，就不得不刺头点儿。
　　那年头让我和萧乾写材料互相揭发，你让写就写呗！都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萧乾当时经常提醒我，要关闭思想的闸门，这是对的。因为那是非常时期。
　　
　　自从我找到了文洁若流浪汉才真找到一个家
　　
　　1976年以后，萧乾已经70多岁了，我也将近60岁了。祖国文艺的春天真正来临了，我们老俩口的工作激情高涨，都希望多为国家、多为人民做点儿事。我们合译了多部作品，包括像西方名著《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萧乾80多岁高龄了依然笔耕不辍，直到1995年他病倒后，心里还想着翻译和写作。
　　1995年萧乾病倒后，医院便成为了我们的又一个家。我不得不中断自己的案头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他的事务中了。他有洁癖，手绢不让保姆洗，只有我给他洗了。我和他开玩笑说：“这回好了，咱们俩的出身总算可以调换过来了，你成了剥削阶级，整天怕脏怕累，躺在床上享清福。我倒成了贫农出身，一天到晚伺候你。”
　　我们俩一起去看《40年的愿望》，舞台上的人有一句台词，说实现了40年的愿望。他在台下也这么说，找你总算找到家了。他说他走南闯北几十年，就像一个流浪汉。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个心甘情愿指挥他的人，有了指挥他的人，他才找到了一个家。
　　1999年他刚过完90岁生日没多久，就匆匆离我和孩子们而去了。屈指算来，他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如今几个儿女都在国外，他们怕我一个人住在北京孤独、寂寞。可我说什么就是不跟他们走，直到现在，我还能经常梦见他，在梦里，我还跟他说话呢。
　　我不离开北京，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20年前这个计划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了。我要抓紧付诸实施呀！说来也挺奇怪的，萧乾在世时我总也不会写文章，连个序言也写不好，还要他逐字逐句地重新修改，有时还在我的原稿上写上他的好几条意见。一旦他离开我了，拐棍没了，我也只能靠自己了，这下倒好，文章反而会写了。
　　我一个人生活，连保姆也没用。反正我也不做饭，在饭馆里吃一顿，再带回一些来，就够吃好几天的。自己的后事我早就想好了，到复兴医院遗体捐献处登个记，把遗体一捐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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