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歌王_蒙古歌王拉苏荣的婚恋故事

　　 　　拉苏荣说，我五岁那年就进喇嘛庙当了活佛 　　 　　我的老家在内蒙的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地处库布其沙漠深处，生态环境、气候、经济条件都极差，作为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自然很穷。
　　我的家乡有很多庙，“伊克昭”本意就是有很多庙的地方。解放以后，好多年轻的喇嘛回家结婚去了，只剩下一些老喇嘛。为了使庙里的香火承传下去，老喇嘛们商量着再扶持起一个小活佛来。于是，通过类似于藏族金瓶抽签的方式，当时只有5岁的我，就成了众多寺庙中“甘珠尔”庙的第五世活佛，僧名为索德纳姆罗布森.丹僧诺日布。
　　后来，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加之文革的十年浩劫，“我的庙”也涤荡无存了。可就是庙现还在，我也不会继续回去当喇嘛。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一个小孩子还能记得什么呢？我只记得当时来给我磕头的人还真多呢。
　　几年后我上了学，接着又去了旗里的“乌兰牧骑”，成了一名歌唱演员。
　　“乌兰牧骑”就类似于县文工团或者县宣传队，当时对“乌兰牧骑”宣传很多，已成了文艺工作者下基层的典范。
　　我从内蒙古艺术学校毕业后，在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艺术团工作，由于多次参加全国大型文艺演出，有幸三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但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后来我竟成了他老人家的侄女婿。
　　
　　有的记者写到我和秉建的恋爱，说我们是火车上认识的，或者说我们是在飞机上认识的，其实都不是
　　
　　1977年５月，内蒙古自治区组织了一个友好访问团去朝鲜，访问团有政府官员、工业、农牧业、教育界等代表近20人组成，我们便因组团而有缘相识。
　　我是文艺界的代表，她是来自锡林郭勒盟牧区的知青。我去报到时，听说锡盟来了一个知青，当时我还不知道周秉建是谁？
　　我们俩随便说了几句，她一直用蒙语和我对话，这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在我们内蒙古牧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确实不少，包括我们自治区的管理者，但能有多少人会来主动学习我们的蒙语呢？所以，当时秉建留给我的第一好感就是：这个姑娘了不起，她的蒙古语很地道。
　　从朝鲜访问回来以后，我们的交往逐渐地多了起来。两年后，她跟我回了趟我的家乡鄂尔多斯。再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时间是25年前的国庆节。
　　
　　我能娶周秉建为妻，我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她是名人的后代、周恩来的侄女。如果她没有在草原当牧民的生活经历，没有牧民一样的真诚、善良、勤劳、豁达，没有对蒙古民族的理解与热爱，或者也不会蒙语，我想我们的结合是困难的。我们那个年代恋爱，不像现在的人想象得那么浪漫。
　　秉建的蒙语说得那么好，最根本的原因是她十分尊重少数民族并且热爱它。她到内蒙插队前，伯父就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过，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要学会吃牛羊肉，要尊重那里的生活习惯，要尊重那里的人民。当秉建插队８年后报考蒙文专业时，身患重病的伯父特意与她通了电话，在电话里鼓励她说，你在内蒙古工作，想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这很好。你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懂当地语言文字，怎么能行呢？
　　秉建没有辜负伯父的希望，不但学会了牧区的生产劳动，学会了那里的生活本领，还熟练掌握了蒙语，成为了蒙古人的媳妇。
　　
　　我和秉建的婚礼，邓妈妈亲自参加了，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拉苏荣同志，你们俩的婚姻是民族联姻。”
　　
　　邓妈妈是女政治家、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但她也是我们敬爱的长者和伯母。邓妈妈人非常慈祥，我在她那里说话并不拘谨。
　　邓妈妈对我说过许多话，也和我谈过有关婚姻和爱情的问题。她说：“有了甜蜜的事业，才能有甜蜜的爱情。”老人家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
　　我和秉建结婚以后好多人好奇地问我，你见过邓妈妈吗？我依然简单地回答：见过。也有的人问我，结婚时邓妈妈送什么礼物给你了？我就满心欢喜地说，有啊，她老人家把最小的女儿送给我了。还有的人问我，秉建是不是周总理的亲侄女？我告诉他们，秉建的爷爷奶奶就是周总理和秉建父亲的生身父母，你们说呢？
　　有人问我，你婚后的发展和这个领袖家庭有没有关系？我可以明确地说，这只和我妻子有关系。她把这个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我才能安心地去各地参加演出。作为一个歌唱演员，我的歌唱得好坏，演出受不受观众欢迎，与名人没有关系。脚下的路要靠自己走。在这一点上，我和秉健的观点一样，决不把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当作包袱。只有自己在工作中努力，在事业上发展，才对得起自己的父辈。
　　
　　哪位国家总统接见过我，在哪家五星级饭店吃过什么美味佳肴，我也许会记忆模糊 ，惟有牧民兄弟听我演唱时脸上的满意笑容，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内蒙古大草原的一草一木都听过我的歌，这话一点儿也没有掺假。我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我爱我的民族和我的民族艺术。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爱的人，去爱丈母娘，可能吗？一个在内蒙出生的人，不爱生她养她的大草原，去爱海南岛，纯粹是无稽之谈。
　　除了出国访问演出和在大城市演出之外，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深入到各盟、各旗，和牧民一起喝酒，一起放牧，把套马杆往地下一放，这边就算舞台，那边就是观众。
　　比如到基层一个大队演出，有时因牧民壮劳动力外出干活，演出时观众也只有20来人。有一次演出，一个刚生小孩4天的妇女，抱着孩子就来看节目了。还有一次下乡，学生已经放假了，学生的教室成了我们的“客房”，晚上睡觉时，把铺盖卷打开，往几张课桌上一铺就算床了。第二天一直演了一个上午，演出刚结束，一个放马回来的马倌赶来了，他没有看上演出，团长说咱们还得加演。由于天热，又恰逢“日当午”，我唱得满头大汗。这时那位马倌站起来了，一句话没说，只是递给我一条他自己擦汗的毛巾，可那条毛巾，已被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但这份爱太纯朴。牧民兄弟对我的爱与认可，我认为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周秉建说：尽管我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伯父是周恩来，与爸爸是同胞兄弟，但也仅仅是自己的伯父。
　　
　　我们小时候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跟其他的小朋友没有任何区别。尽管我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伯父是周恩来，与爸爸是同胞兄弟，但也仅仅是自己的伯父，而“总理”只是伯父的工作职务而已。
　　父母则更是一贯地教育我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过普通百姓的日子。
　　我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一样，生活在胡同中的四合院里，和院里的孩子们一块儿到附近的小学读书，放学后和同学们一起做功课、一起捉迷藏、做游戏。
　　上中学一年后，又赶上了“文革”，1968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去了牧区。这一切一切过的都是贫民百姓的日子，走的都是和平民百姓相同的路，没有过什么特权生活，也没接触过贵胄子弟，更没有过特权思想。
　　也许，就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通的社会氛围和生活土壤中，才有了我对待事物的自然态度与和平心境，以至于我去草原后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习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和牧民们融为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且保持至今。
　　当初，我和拉苏荣准备结婚时，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确实够紧张的。但当时的人没有那么实际。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常常要去煤场检煤核，到很远的地方去提水，还要照顾生病的婆母、１０岁的儿子和两个小姑，但我没有被苦日子吓倒，我追求的是志同道合，崇尚精神和理想主义的东西也多一些。
　　
　　我相信我的选择，我的家庭也尊重我的选择。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5年，生活得很幸福。今年国庆节，是我们结婚25周年的银婚纪念日。
　　我们在鄂尔多斯草原举办了“拉苏荣、周秉建银婚纪念演唱会”。
　　牧民们用他们特有的纯朴方式为我们的生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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