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创作的岁月_岁月悠悠歌曲创作背景

　　 　　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每一个有民族心的国人，都将国徽视作如同生命般重要。伴随着新年钟声在祖国大地上的响起，仰望着天安门城楼那庄严的国徽，人们心中充满了幸福与自豪，对当年的国徽设计者也充满了敬佩和好奇。
　　当时，他们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接受了这项庄严而郑重的任务？周总理从指导思想到方针把握上，对他们提出过什么建议？他们是怎样具体设计的？他们的设计又是如何被选中的？与此同时，还有哪些设计方案？
　　新年伊始，我们走访了当年国徽设计者之一的著名建筑学家、在清华大学从教将近60年的汪国瑜教授。
　　透着儒雅气质的汪老，精神矍铄，嗓音洪亮。一提起当年设计国徽的情景，他的双眼便闪烁出兴奋的光芒。汪教授介绍道，1949年7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在全国刊登征集国徽设计方案的启事，时间截止到8月底，希望国庆时能正式将国徽挂出。到征集日期截止时，共收到900个方案，但评委们看后，都觉得不满意。那时已经到了9月份，由于时间紧迫，周总理提出了征集方案，由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单位参与设计。后来，国徽设计之事因故停了下来，一直到1950年5月才又被提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清华大学成立了以梁思成、林徽因两位教授为领导的国徽设计小组。1950年6月11日，清华大学营建系（现建筑学院前身）主任梁思成先生从评审会议上归来后，当晚，他便立即召集营建系的教师开会，并组建了8人国徽设计小组。
　　“我们感到非常地光荣与振奋，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从6月12日开始设计，到6月20日定案，时间紧，任务重。当时，营建系刚刚成立不久，人员少，条件差。承担重任的设计小组中的8位同事，大多都是40年代中期从山城重庆来到清华营建系的。”汪老的脸庞因激动而浮现了一层红晕，他给记者递上一张当年国徽定稿后几位同事的合影。黑白照片中的一群年轻人，风华正茂，白衬衣，学生头，透出青春的朝气。每个人的手里都举着设计方案，脸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欣喜。汪老逐一地介绍着设计者，如今健在的只有三位了。
　　毕业于重庆大学的汪国瑜教授，1946年来到沈阳东北大学工作不久，就被梁思成先生聘到清华大学新组建的营建系。解放前夕，人民军队为了保卫北平及全国的文物古迹免遭战火破坏，派专人来请梁思成先生标出了全国历史建筑物的地点、名称和位置，并在围城的炮声中整理编制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这一切，来到清华后的汪教授都有过亲身经历。北平解放后，汪教授又参加了雁北文物的考查，北京的城市规划，以及一些城市和矿区建筑的重建与修建。对于能够参与新中国的国徽设计，他感到非常的幸运。
　　“面对既庄严又隆重的设计任务，我们进行了讨论。首先，大家认为，在设计中，一定要抓住对主题与题材的本身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以此来实现国徽方案的完美统一。当时，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征集国徽方案的启事中，有三条要求与原则，即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徽者，标志也。标其形而志其性。作为‘徽’，本身就要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作为一国之徽，就更应该具有超凡出众、独此一型的特殊而严格的要求。对于‘庄严富丽’，我们体会到，国徽既代表国家尊严，又反映民族精神，还体现出人民与政权的亲密关系。庄严者，庄重严肃也。庄虽庄重，但重而不感沉压；严虽严肃，但肃而不觉板滞。富者充满生机、充实饱满，丽者力求壮美、简洁无华。要体现出富而不艳、丽而不俗，具辉煌之态，呈恢弘之势。”
　　访谈中，汪老字斟句酌地向我们解释，犹如当年的设计一般投入――主题，题材体现的主旨；题材，构成主题的素材。在创作过程中，主题和题材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但两者又是不能相互取代的。题材作为表现主题的因素，往往需要多种题材组合的共同作用，但绝不是数量的相加或堆砌，也不是无意义形象的聚合或排列，而只能是把选定的多种题材的内在因素，有机地共同体现在主题之中，这样才能具有生命力。因此，经过了缜密思考，设计小组决定，在国徽设计中，用完整的齿轮和以稻麦穗组成的外环，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用穿绕齿轮中心与稻麦穗的大红绶带，象征全国人民的凝聚和团结。红、金二色的采用，一是象征吉庆，二是象征繁荣，三是考虑简明辉煌的形象，以便于标准制作;而图案中心的五星红旗和天安门，则代表了新中国政权的特性和象征，将两者连接在一起，能体现出国徽构图中心的题材主导作用。”
　　说到这里，汪老又取出几张保存尚完好的当年的设计草图图片，一边在图上比划，一边向我们介绍：“在设计国徽时，设计小组在方案中一直采取完全对称、轴线正中的布局。我们反复分析了天安门和五星红旗的空间比例组合，选定天安门的形象为正立面，明显地起到了中轴心、金字塔的稳定作用。”
　　看着那几张凝聚着清华大学国徽设计者们心血的国徽草图图片，记者问道：“这样重大的设计任务，你们当年是在哪里工作的？”“地点有三处，主要是系馆（大教室）和梁先生家里，还有就是青年教师宿舍。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设计时，我们把大教室的课桌往一边摞起，在教室中间的空地上先后铺上绘图版和白纸。至于工具，一个是用于画横竖线的丁字尺，另一个是必备的大圆规。”话音刚落，汪老便将他身边的工具盒打开，指着里面半尺长的圆规，说：“不是这种标准型的圆规。那时，为了科学、准确地设计国徽，我们特意制作了1.2米的木制加长圆规。我们就半蹲半跪在教室的水泥地上，一次次地搬动加长圆规来进行设计。”
　　
　　为圆满完成任务，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本着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投入到了设计之中。汪老介绍，为了在国徽中反映天安门的正确尺寸，梁先生让他们将过去研究古建筑时的测绘图找出来，先后以400：1、200：1、300：1和500：1的比例缩小，进行了多次测算后，最终得出合适的比例。“齿轮的设计，最初画得如同城墙垛子一般”，汪老拿出一张草图给我们看，图中的齿轮缺乏立体感，“我们觉得这样不是认真求实的态度，为此还特意去向学校机械系齿轮教研组请教，不仅借书看，还借到了一只真正的机械齿轮。经过研究，设计的齿轮最终有了一定的弧线，由此加强了真实效果。同样，在设计麦穗时，我们还去了农村，近距离地观察了真麦穗，经过反复琢磨，然后才进行绘图。”
　　在仔细观察了每项局部题材以后，设计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即如何将它们组成和谐的整体。“最初，我们是用纸剪出外环的圈、天安门和齿轮，再剪出小星状的纸片来代表五颗星。反反复复，摆来摆去，聚精会神，全无倦怠。工作具体到外环究竟有多宽？五颗星究竟占据多大位置？大星多大？四颗小星呢？经过细致分析与科学测量，我们得出了结论，4颗小星的直径与齿轮中心的环的直径相同，大星的直径与齿轮的外直径相同。那么，在国徽中，天安门应放多大尺寸？顶部留出多大空间？将它设计在何处？如果摆的位置过高，天空就显得小了；反之，又显不出雄伟。我们利用等边三角形的原理进行计算，将顶角对准大星的顶部，将底线与天安门的底线重合，增加了国徽的稳定性，并充分运用装饰艺术中的秩序感，使国徽显得庄重。因为国徽征集启事中明确要求，国徽要代表国家，体现政权性，庄严富丽。梁先生为此提出，我们不是在简单地画图，因为国徽是要在将来制成浮雕模型挂出来的。”
　　谈到国徽设计的后期时，汪老充满感情地说：“国徽设计小组开始是8个人。后来，高庄先生也加入进来，他制作浮雕，功不可没。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制作麦穗时，将真麦穗摆在桌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用心体味，用泥一点点地做。定稿后，又修改了一个多月。在制作绶带时，为了表现凹凸的起伏感，他又专门找来绸子，仔细观察。”
　　回忆起最后冲刺阶段的情景，汪老介绍道，一连8天，我们夜以继日，常常因忙碌而忘记了吃饭。好几次，梁思成先生还派家人送来了小包子和稀粥等夜宵。最早设计的3个方案，先被送到了国徽评审小组，后来，我们又送去了4个。为此，梁先生都累得病倒了。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林徽因先生还将设计的草图带到梁先生的病床上，两人共同商议。6月20日的最后评审时，梁先生因病无法参加，他委托秘书到中南海怀仁堂旁听了评委们的意见。一些评委满意清华的方案，认为气魄大，体现出了新中国的气概，五星红旗像天空一样铺天盖地覆盖，极具新中国的特征。当时的设计方案里，外环中除了麦穗还有稻穗，这寓意着我国的南北方，而稻穗的头是低垂的，以显示果实的饱满。周总理看后，询问稻穗为何要低垂，应该挺拔些。我们感到总理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将稻穗的头进行了调整。经过评委们的讨论、比较，在周总理的主持和肯定下，最后，政协国徽审查小组通过了清华的方案。
　　国徽方案确定并经过了雕塑造型设计以后，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终于在国庆前的9月20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向全国公布。就这样，在庆祝建国一周年之际，新中国的国徽首次辉煌壮丽地高悬在天安门城楼、祖国各地及驻外使馆的重要建筑之上，它伴随着五星红旗的迎风飘扬，金光闪闪地展现了新中国旭日东升、光芒万丈的风采。
　　……
　　光阴荏苒。汪老坦言，设计共和国之徽的那些日日夜夜，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令他心潮澎湃。他说：“建筑师设计新中国的国徽，是要把对新中国的向往、崇敬和激情贡献给党和人民，是要把建筑师对创作的尽善尽美、精益求精，以及对科技、审美的职责和把握，都凝聚在创作活动之中。”
　　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得知，汪老与国徽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他的生日与国庆日一样，也是10月1日。这是巧合，还是缘分,亦或是非同一般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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