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劲松：启蒙公民意识 郝劲松

　　“如果认为向铁路索要3块钱发票、责问春运铁路涨价5毛钱是小事，那他就是外行人。” 　　 　　 　　下午2点，北京地安门某饭店，记者随郝劲松走上2楼。服务员拦住他，“先生，楼上不营业了，您坐到楼下去。”郝劲松扫视着空落落的2楼，侧头问服务员：“楼下营业，为什么楼上不营业？”服务员气魄很足，“您坐到楼下去。”郝劲松手一指，“把你们经理叫过来！”2楼服务员和郝劲松四目相对，现场气氛压人，不过最后一个在2楼吃完饭的食客看着这一幕，却笑容满面带着一丝畅快的神情，拿起衣服走了。最终经理没有来，我们在2楼找到一处比较舒适的地方落座。
　　
　　曲折的发票战役
　　
　　生活小插曲，郝劲松却像对待一场场战役……
　　2002年6月，太原至北京K702次列车上，郝劲松买了一瓶矿泉水。他知道自1949年以来，火车上就没有开过发票，但他坚持索要发票，车长来了，有些讶异，但又觉得他的要求也不过分，写下一张白条，“太原至北京K702售该旅客矿泉水一瓶4元整。”然后盖章。郝劲松拿到白条，看了又看，突然敲击了下桌面，又猛地喝口水，咂巴了下嘴巴，头脑中用来实现他“唤醒公众公民意识”大理想的朦胧意识终于有了出路。
　　此后的2年时间里，郝劲松逐渐搜集了各地铁路局开具的几十张白条、收据。2年后的2004年9月16日，北京到上海T109次列车上，郝劲松在餐车用餐索要发票未果，车长开具了一张“用餐收据”给他，郝劲松认为此时证据已经充足，于11月7日，第一次将北京铁路分局告上法庭。
　　然而，第一次败诉。
　　法庭上，被告北京铁路分局“嘣”地从包里拿出一摞发票，“谁说我们没发票。”郝劲松懵了一下，心下奇怪，“这从哪里弄来的发票？”他要求查看，一看果然是专业发票，对方拿着那摞发票在他眼前“哗哗”地晃来晃去，“郝劲松，你现在要不要换发票，我现在就给你换。”最终法官判决郝劲松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有索要发票要求而败诉。郝劲松不服，上诉至铁路运输中院，2005年4月5日，该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郝劲松百思不得其解，“证据那么充分，怎么会败诉？说我没拿收据换发票，谁规定你有给我增加换置的义务？换是逃避纳税的一种方式。”他觉得审理此案的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袒护北京铁路分局，于是想绕开铁路运输法院。他选择了退票未给发票作为第二次“火力攻击”的战略点，“退票不属于铁路运输合同，可以在地方法院审理。”他来到了北京铁路分局所在地东城区法院。然而，东城区法院立案，开庭7分钟后休庭，法官裁决将此案又发送回铁路运输法院审理。
　　第二次又败诉。
　　理由是，退票凭证可以当作专业发票。被告持有的是北京审计局某副局长的意见，“我认为退票凭证可以是专业发票。”郝劲松的观点是，“退票凭证是否为专业发票应该由发票管理机关税务局来认定，而不是由审计局，更不能是由审计局某副局长认定。”郝劲松打电话到国税局询问，回答是：“我们在火车票退票这块，没有发行过专业发票。”郝劲松追问，“按您的说法，我可不可以认定火车退票凭证不是专业发票？”对方“啊”了一声，“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你自己说的。”郝劲松想要一个书面的凭证，对方说，“不可能，我可能给你这样的证明吗？”郝劲松再问，“为什么不可能？”对方拉长了腔调，“你问我也没用，我解决不了。我们也正在和铁路部门协调这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促进，但我不可能给你这方面的证明。”
　　郝劲松出据不了反驳证明，法官凭被告方持有的审计局某副局长证明，迅速定案，郝劲松败诉。郝劲松忿忿不平，“由个人出据证明，这是无效的。你认识审计局副局长，我还认识审计局局长呢，我找他，让他说，‘我认为什么什么’，这不是乱套了嘛。”他再上诉至北京铁路运输中院，法院仍维持原判。
　　屡次挫折后，大家都有些灰心，但郝劲松认为自己是“阻力越大，动力越大、越强硬”的人。他开始调查，觉得“总可以调查出一些东西”。他跑到北京北站――一个快荒废的小站坐那种一步三摇的特慢车，甚至带着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摄影记者一起暗访，“我想这趟车上肯定没有收据，更没发票。”果然买完方便面后没有发票，车长开据了白条，但车长称当日没带公章，郝劲松觉得没公章的白条立案不充足，决定还是伺机再上诉。
　　机会来了。2005年，郝劲松得到内部消息，让他到一趟不在列车表上出现，也不公开售票，更没有餐车的N275次列车上试试。一位操四川口音的妇女推着销售水果的小车走来，郝劲松买了40元水果后，索要发票，对方说没有发票。也因没餐车连收据都没有。郝让她写白条，对方说文化程度低，不会写字。郝说没关系，我写你照样誊抄。对方大概觉得他买了不少东西，便依样抄写。郝礼貌地说帮朋友办事，朋友是私营公司职员，没公章不能报销。5分钟以后，对方拿着盖了公章的白条回来了。一拿到白条，郝劲松迅速将白条塞在口袋里放稳，心里恨恨道，“有这一个章，足可以击败北京铁路分局！这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面临巨大压力。最高人民法院提前一个礼拜预告，网上现场直播此次诉讼审理过程。庭审也由之前坐十几人的小法庭改为礼堂式的大法庭，摄像机、电脑、直播机架满了前后排。庭审史无前例的迅速，当天开庭，当庭宣判，前后仅仅花了半小时就结束。法庭判定郝劲松胜诉。
　　
　　策划?启蒙
　　
　　坐在饭店的餐桌旁，郝劲松不时击掌，敲桌面，激情澎湃如入无人之境，身着红衣的饭店服务员也不时侧目关注。郝劲松认为读书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事情，他爱看军事书籍，爱听崔健《解决》专辑，还嘱咐记者把他为之疯狂的歌词“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哦，最后一枪”写入文中，他为格瓦拉毅然离开阿根廷投入拉美革命烽火精神所痴迷。郝劲松的确有些孩子气和书卷气，但他就是将书本上的理想实务化了，而且很讲究战略布局。
　　“为什么挑铁路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现在法律软弱，老百姓对法律没有信心。我必须要找一个非常坚固庞大的强劲对手作为目标，然后一举击破它，这样才会有威震力和示范性。铁路在垄断行业是老大，铁道部有自己的公检法，甚至法院，是个半军事化组织；同时铁路的服务态度很差，老百姓对铁路最不满。铁路部门就是一个坚固的堡垒，给它钻个窟窿具有示范性。”
　　“为什么选择发票作为火力集中点？”
　　“铁路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挑其中一个最有把握能打赢的战略点，让对方无力反击，迅速而又干净利落把它击倒，把第一枪打响，给公众树立信心。我们研究小组花了一个月时间研究铁路所有问题，对各个问题进行评估，又花了10多天一条条查看铁路的有关法律规章，只有铁路不开具发票没有任何条文支持。发票背后就是国家财政，选择国家支持的行为也很重要，这是技巧。”
　　“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想过失败？”
　　“不可能失败，当你以一个公民身份以最小的代价将庞大的东西拉到法庭当被告，你就是一个胜利者。我更不觉得我败诉的案件是我的失败，成功并不在于一次达到最好的效果，而在于找到新的切入点，雷霆一击，败诉也是胜利。再者，败诉能提升问题的高度。为什么败诉？公益诉讼是没有立法支持的，但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江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稿第四稿讨论》中加入了公益诉讼，将其列入法律条款，理论需要实务冲击带动。”
　　“媒体在您的司法策划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我上午递诉状，当天下午就通知北京媒体朋友写稿件。第二天法院诉状还没有到达，铁路局在上班的第一时间就知道自己当被告了。用媒体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同时调动所有媒体，争取民声支援；而我每一次上诉、每一次败诉，我都要媒体看到我们的声音，启发人思考――郝劲松肯定不是要发票，肯定是要别的东西，他在使用法律的方式使司法获得变革社会的力量，这种启蒙理念一定要传播。”
　　“怎么看此次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一审败诉。”
　　“没什么，很正常。被告铁道部以《2006年春运部分列车实行指导定价的通知》作为涨价理由，但我方认为这只是一个部门规章，根本不能作为理由抗衡国家《价格法》等上一级别的法规。马上就面临2007年春运了，我们接下来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看对方的反应，是否会召开听证会再出招。”
　　“从围绕铁路发票到铁路春运涨价打官司，这种转变有怎样的考虑？”
　　“发票是最早的一个切入点，下一个目标是听证会。为争取因这官司而带来今年春运涨价听证会，我们4月份早早起诉，北京一中院不立案，我们坚持上诉，9月11日二审判决一中院受理春运涨价案。听证会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重要平台，挑大多数人关注的事情，产生影响力，传播启蒙抗争意识，春运涨价是很好的火力点。我们需要唤起每个公民独立人格意识、独立权利意识、独立民主意识和独立法治意识。”
　　郝劲松说话很快、走路很快、思维很快。我们从饭店出来，天色已晚，他指着附近排长队买炒板栗的人群说：“我之前认为这里边有托儿，后来调查发现竟然真没有。”他打算读完法硕读法博再当大学老师，这个念头也是前不久跟某教授聊天偶然想到的，“我更可能是自由职业人。”
　　2005年4月，郝劲松和他的研究小组开通了“郝劲松法律公益网”（www.省略），为社会各界义务提供法律咨询，继续传播他的公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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