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主持陈晓楠讲述“小姐”的边缘人生】 凤凰卫视陈晓楠

　　 　　陈晓楠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系。1995年进入北京电视台国际部，1998年起兼任中央电视台经济部主持人。2000年底加盟凤凰卫视，2003年由她独挑大梁主持《冷暖人生》。
　　
　　《冷暖人生之灰姑娘》中出现的四个人物
　　◎赵铁林：摄影师。上世纪90年代末弃笔从商到南方做生意，破产之后用相机记录租住地附近的“小姐们”，并集结成一本书：《她们》；
　　◎曾妹：读初中时未婚先孕产下一子，被迫退学。她漂泊在外，被人贩子拐至安徽，后又流落到南方沿海城市成为“小姐”，染上毒瘾和艾滋病。被家人抛弃，并且不允许她回家看望儿子；
　　◎小玉：年轻时为了男友而退学，只身南下做“小姐”，赚来的钱悉数寄给男友。谁知钱全部被男友吸毒耗尽。只得放弃原有“不出台”的道德底线，成为真正的“小姐”。现在在四川老家租了个拍大头贴的摊位，生意冷清。 但由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而开心。
　　◎小红：全家6姐妹结伴到南方做“小姐”。老家人不但丝毫不觉得羞耻，反而对因此衣锦还乡的姑娘持羡慕态度。身患艾滋病，目前靠坐台、偷、骗为生。
　　
　　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连续播出了名为《灰姑娘》的系列报道。“灰姑娘”，在这里被用来指代那些“性工作者”，更通俗地说，就是“坐台小姐”。“她们在午夜钟声后徘徊街头，她们在霓虹灯影下兜售春天，她们在城市的角落里出卖身体另类生存，走进从未公开的灰色禁区，倾听从未讲述的灰色故事。”这是凤凰网上对这三期节目的内容说明。三期节目中，陈晓楠采访了著名摄影师赵铁林和他拍过的三位“小姐”，他们口中的世界，不仅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目瞪口呆，也让陈晓楠和她的同事们，有了一段长达一个月的难忘经历。
　　整个采访过程中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我对她们的一些选择并不认同，但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去指导她们怎样过她们的人生。难道她照我说的做，就有出路吗？
　　
　　
　　提到儿子她的心门瞬间打开
　　
　　先说曾妹。对她的采访是在她的出租屋里，而小玉和小红都是在我们拍摄的场地。曾妹那段采访其实是预采访，是我们两个男编导去做的。在见到她之后，她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说一些“江湖语言”，比如“大哥啊，你们希望我讲什么，我肯定会配合你们啦，你就说嘛！”完全是她很职业化的语言。而且说到她是怎么出来做这一行的时候，她其实是在骗我们的编导。
　　当时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刚吸了毒。整个人处于一种很迷幻的状态。我们甚至觉得这个人的神智是不清醒的，怎么能进入她的内心？幸好，编导提到了她的儿子。她的心门瞬间打开了。我们问到她当年为什么要生下这个孩子。我觉得任何一个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讲假话的，更何况儿子是她最大的痛苦，她现在见不到儿子，她肯定最渴望倾诉这些东西。慢慢地她已经进入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们还在提问，但她已经完全不管是不是在回答问题了，她的声音很低，低着头不看我们的编导，更不管摄像机在拍着。她是说给她自己听。这种状态非常好，虽然是预采访，灯光很不好，场景也很乱，但特别真实，也就特别珍贵。就算把她再请到我的正式采访现场再来一遍，肯定出不来那么好的效果。
　　而小红毫无顾忌地叙述“小姐”生涯里种种不堪入耳的细节和规律，让我们怀疑她只剩下一个麻木了的灵魂，已经没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如果她内心真是如此，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很幸运，她不是。特别是最后我们看到她每天写的日记，她在用文字审判自己，包括后面她提到她没有资格去教育儿子，她痛哭流涕，我们发现她其实是三个人里面最真实的一个，不管是对她自己也好，对我们也好。
　　
　　我在试着进入“小姐”的语言系统
　　
　　当我们一见到她们，这种信任感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因为我们的态度、措辞、气场，让她们知道我们不是猎奇，或者带着某种道德判断，或者说教育她们……有个“小姐”聊了以后，她出门后就跟别人说，她很感动。因为从来没有人坐下来静静地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在她们平时所接触的世界里，她们的故事早已没有人听了。
　　在面对着她们提问的时候，我的用词很斟酌的。我觉得她们还是挺敏感的一群人，我生怕一不小心伤害到她们。她们不可能在一接触我就完全敞开心扉，她们在看我的表情，听我的话，想我是什么意思。我很怕在我的问话中会有她们听来是歧视性的词句。比如我不敢用“卖身”，只敢随着她们叫“做生意”、“出台”。用“客人”来代替“嫖客”。
　　
　　
　　痛哭时说的话像电影台词般震撼
　　
　　我们接触的一些“小姐”，很奇怪，她们在最开始会把自己说得很光鲜，说我以前多有钱多有钱。这些并不是她们最真实的东西。她们和现实世界距离太远了，也许自己都忘记怎么表达真实的自己了。
　　小红一坐下来就跟我说，她昨天遇到谁谁谁了，当了售票员，一个月500元钱。我发现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发光的，她真的特别渴望正常人的生活。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时而相信自己，时而不相信自己。有的时候非常颓废，“嗨，我就这样啦……”但有的时候，她又会非常认真地说：“2007年对我是全新的一天，我一定要改。”而且她一说到2007年，就眼睛看向窗外。
　　我就跟她说：“我可是录下了啊，你要记住哦！”一听这话，她立刻停顿了好几秒钟，接着是痛哭。我简直能想象她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她肯定在想：我能做到吗？我不能。她在退缩，她没法战胜她自己，战胜生活。
　　她哭的时候我们的摄像机也不停，我会离开座位给她递纸。但我会很安静，我不打断她。因为通常这个时候她已经陷入了自我对话的状态，她卸下了所有防备。哪怕她已经说得离题千里、思维混乱，我也不会打断她，因为这时候的她，是最真实的。甚至我会觉得有些话听起来像电影台词那么震撼。
　　除了和这些“小姐”的对话之外，《灰姑娘》这个节目还采访了赵铁林，这个花了10年时间跟踪拍摄“小姐”的摄影师，还有穿插在一些街区里“小姐”们工作的模糊场景。在曾妹、小玉、小红这三张清晰的脸庞后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隐秘的人群。
　　
　　“也许可以说她们是边缘人群，但绝对不是因为她们‘边缘’，我们才去做她们，而是我觉得在她们身上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人生。也许是每个人很隐秘的故事，但这些故事透露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非常个体的。”陈晓楠说。
　　
　　曾经怀疑做“小姐”这个选题的意义
　　
　　当她们坐在我面前，用她们的江湖语言在描述她们所从事的职业的时候，她们似乎连女人最起码的那种羞耻心都没有了。
　　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我产生了怀疑，我去揭示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冰冷的黑暗的隐晦的角落，有这样一群人，无望地、没有尊严地活着，我揭示这些东西干吗呢？我并不是想博收视率，也不想很猎奇地展现她们怎么接客，怎么竞争。 我和她们对话，我还能得到什么？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预采，最后选择的故事是各自不同的。
　　曾妹是被贩卖，被命运逼迫到不得不做的地步；小玉是为了爱情，为了男人走到这一步，并且为了爱情在坚守自己不出台的立场，爱情幻灭后，她一步一步地没有了立场而彻底堕落；小红，则完全是在金钱大潮推动下，和六个姐妹旗帜鲜明地从家里出来。
　　
　　这三个女人的故事罗列在一起，就会发现一种力量，命运的震撼感，特别强烈。而她们每个个体在其中不停地挣扎。哪怕是曾妹，她的情况最糟糕，做一次交易只有20元钱，而且身体很差，毒瘾也很大。但她却还不是行尸走肉，她有她的牵挂，就是儿子。她们生命力的一面，和她们无望的一面，这种对比也是非常震撼的。
　　我实际上最喜欢小红的故事。除了她非常真实以外，还在于她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小姐”这个群体的特征，而是还带出了同时期中国社会某一个断面的特征。她身上太明显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批到南方做“小姐”的女孩子赚钱实在太容易了，很快就能够穿金戴银，衣锦还乡。小红和她的父老乡亲看到了就很自然地羡慕，没有一点瞧不起的意思。然后自己就被这股因为急剧的贫富分化而带来的金钱大潮给裹挟进去。她们和那个时候的中国沿海城市一样，是迅速积累的时期。
　　但是这段时间过去之后，某些城市的经济开始萧条，直接地也反映在她们的生意上。她们还有什么出路？她们又年老色衰，只能回到内地老家，算着没有希望的日子。为什么当时，小红的家乡，并不是很穷困的小城，整个村子的人都不会觉得做“小姐”有什么羞耻的，就是羡慕，恨不得让自己的姐妹妻子都去淘金。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人的道德体系的崩塌，非常深刻的社会现实。
　　（本文由《青年周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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