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梦：民间慈善要“忙”上减“盲”]民间慈善

　　常梦认为，民间慈善机构应该走向市场，变成一个有收入、能自我运转的机构。“但必须做两本账，一本是募集的慈善基金账，另一本是服务性收入的账，二者必须严格分开。” 　　
　　摄影/本刊记者 李樱
　　
　　初见常梦，素净的白色羽绒服上沾染了灰土，略显凌乱的头发随意扎成一束马尾，脸色腊黄，未施粉黛，眼睛有些浮肿。正闹更年期的她脾气有些急。
　　常梦曾受托创办北京市通州区关爱中心，这是一家以照顾单亲家庭残疾儿童为主的民间慈善机构，她任中心主任。
　　
　　废墟上重建关爱中心
　　
　　
　　关爱中心位于通州区徐辛庄镇内军庄村，远离城市。出城铁通州北苑站，面包车一路向北，还要开半小时才能到达。中心大院与周围村民的房舍无异，只是喷涂在大门上的“北京市通州区关爱中心”几个血红大字透出一丝难以言说的孤独。
　　这里本是一所废弃的小学校。2001年8月，已在公益圈中小有名气的常梦自愿接手负债达16万多元的原北京智灵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为了节省开支，2002年初，常梦将基地从朝阳区平房东口迁到了这里，“因为房租低啊。”为了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关爱中心，常梦得了个“常建设”的外号。“刚来的时候，那叫一个乱，杂草长得比人都高。光清理垃圾就花了3个月，加固、兴建房子又花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人手不够，她就自己动手，还把好些朋友都忽悠过来帮忙。钱不够，就一分一厘地抠，连建筑工人都被鼓动着“少收点工钱、奉献点爱心”。
　　2002年11月8日，整修一新的通州关爱中心正式成立，二十多名残疾孩子开始了在关爱中心的新生活。经过六年多的建设和发展，如今的中心院内建起了小花园，建成了120平方米的康复室，洗衣房、公共浴室、模拟家庭环境布置的“重温母爱阳光家庭”一应俱全。站在院子里，常梦一边指点一边告诉记者：接送孩子的面包车是德国符腾堡银行送的，取暖的40吨煤是新加坡商会给买的，刚建好的新食堂是荷兰俱乐部出资23万新建的，食堂里的灯具是中国企业捐赠的、厨具是比利时企业赞助的、洁具是日本企业赠送的。“这儿就是个小小的联合国。善的力量在这儿凝聚。”
　　
　　每个孩子都是一棵“通天杨”
　　
　　孤女小梦雁一岁多时来到关爱中心。当时，这个患有先天性内脏畸形的可怜孩子长着三个肾，其中两个重叠畸形。为了挽救小梦雁的生命，常梦没日没夜、东奔西忙，争取慈善捐助。2002年7月11日早上8点10分，得到中国儿童希望基金会资助的小梦雁被推进了手术室。常梦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了整整六个半小时。手术成功了，常梦却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与小梦雁一样，在关爱中心生活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不幸的遭遇。常梦怜惜他们，关爱他们，像亲妈妈一样。每来一个孩子，常梦便会种下一棵“通天杨”，并在树上挂上他（她）的名字，祝福他（她）像“通天杨”一样生命顽强、正直向上。由于新建食堂，有六棵“通天杨”被无奈地砍去。跟树的生死轮回一样，中心托养的孩子以及来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换了一拨又一拨。惟有“常妈妈”始终坚守在这里。2007年12月，“21年为残疾儿童奉献爱心”的常梦入选“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
　　
　　婚姻受挫创办“北京知音沙龙”
　　
　　谁曾想到，为残疾儿童带来温暖和希望的常梦也曾有过一段灰暗的人生。
　　常梦出生在北京一个殷实富裕的高干家庭。父亲是曾享誉京城的工艺美术大师“面人常”，也是随陈嘉庚从马来西亚归国的首批华侨，后来一直做到司局级高官的职位。优越的家境使青年常梦比同龄女孩怀有更多瑰丽的梦想。她先后几次婉拒了与家长们为她安排的高干子弟联姻，自作主张嫁给了一位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的帅小伙。
　　然而，爱情的泡泡没有飞太高。他们的孩子出生仅八个月，丈夫便红杏出墙，给还沉浸在幸福憧憬中的常梦当头一棒。“我就抱着孩子上他们单位去闹。他想离婚，我偏不离，就想跟他耗着。”这一耗就是10年。
　　在这段漫长的感情灰暗的日子里，朋友的劝慰和鼓励给了常梦莫大的支撑，她们经常在一起谈婚姻、谈家庭、谈人生。渐渐地，常梦的沮丧和失落开始平复，朋友们的压抑也得到了舒缓。敏感的常梦意识到，“爱可以减缓因挫折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
　　1986年，常梦发起成立了专为离异女性提供情感安抚的“北京知音沙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给遭遇类似创痛的姐妹们以劝慰和扶助。65位几近绝望的离异女性得到了常梦的帮助，开始了新的生活。
　　与丈夫冷战10年后，1996年，常梦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没有爱的婚姻是徒劳的。而儿子在成长，我不能让儿子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家庭中长大。”从此她独自带着儿子生活，靠在一家药业集团做业务的收入维持母子俩的开销。
　　2001年夏天，常梦到某企业拉赞助时遇到了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黄雁平。对孩子们无私的爱，让这两个都曾经历过失败婚姻的中年人走到一起。婚后三个月，丈夫黄雁平索性辞去了月薪不菲的正式工作，一心给常梦打起了下手。
　　
　　慈善不能承受之重
　　
　　
　　去年7月的一天，关爱中心一间房屋的房梁在一场大雨过后突然断裂，常梦夫妇夜以继日、辛苦抢修，最后双双病倒在工地上。这时的常梦望着待修的房屋和需要照顾的孩子们，痛哭失声。她说：“有的时候我累得连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了”。
　　自1986年成立“北京知音沙龙”以来，21年多的时间里，常梦说她没休过一天节假日。今年元旦，常梦给中心的工作人员放了假，自己留下来值班。“他们的工资很低，我只能用这样的办法留住他们”。
　　关爱中心成立6年来，常梦夫妇累积垫资20多万元。她每个月1000块钱左右的工资也常常垫进去给员工作奖金。一次黄雁平病了，却连住院的钱都付不起。
　　尽管经费拮据，关爱中心收取的托养费相比同行仍然偏低，遇到特别困难的，常梦就给他们减免，甚至还有长年分文未缴的。即便这样，仍有许多家长不理解。常梦说，“有的家庭困难，这个月我少收50块，等下个月他们的境况好些了，我想恢复到正常的收费标准，他们就会不理解甚至会跟我吵。”一脸的无奈。
　　为了这些孩子们，常梦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企业、敲过多少老板的门，冷遇、质疑、不被理解，甚至不好听的话，她都忍下了。
　　不求回报地付出了这么多，各方的质疑仍然没有放过这个坚强的女人。“中心接收捐赠的每一笔款项都是清清楚楚的，即使在丈夫病情最危急的时候，我也没动过公益账上一分钱。有人说别人给这些孩子送来的东西被我常梦吃了。我吃了没有？我吃了！如果不吃，那些水果就烂掉了。”
　　
　　民间慈善困境期待破冰
　　
　　常梦坦承，“在中国做民间慈善很难。公益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企业一样去运作，但维持中心的运转需要大量的资金。”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了常梦很大的支持，但远远不够。“中国的企业有个误区，他们往往只把钱投给希望工程或者是公立的慈善组织。也有企业到我这里来，但都是带着一帮媒体来，只来一次，作完秀就走了。”民间慈善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
　　在愤懑的同时，常梦也对此表示理解，“中国的民间慈善机构缺乏公信力，这也跟我们自身的不成熟有关。募集资金使用上不是很透明、自身管理欠缺，难怪人家会不信任。”
　　从关爱中心财务刘丽利向记者出示的账本、发票及接收捐赠的明细清单上看，通州关爱中心的每一笔收支的确都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每年还必须接受通州区民政局社团登记处的财务审查，参加北京市残联康复处组织的专家组评估。”但即便如此，自2005年底，中心的收支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向捐赠人及社会公示了。常梦解释说，这是因为“关爱中心的域名被别人抢注了，后来一直没有时间去重新申请。”
　　对于关爱中心存在着其他诸如专业人员奇缺、收费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常梦也并不否认。“以前我们的工作是‘忙’上加‘盲’。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忙’上减‘盲’，有计划才可能成功。”
　　做了多年民间慈善的常梦准备改变关爱中心类似托儿所的纯粹托养、缺乏教育培训的模式。她已经谈成了一个在十三陵水库附近的合作项目。这个集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的度假村，可为50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让他们自食其力。
　　常梦认为，民间慈善机构应该走向市场，变成一个有收入、能自我运转的机构。“但必须做两本账，一本是募集的慈善基金账，另一本是服务性收入的账，二者必须严格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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