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宣祥　劝捐成功，不能拔腿就跑]劝捐员

　　摄影|本刊记者 李樱 　　 　　作为深圳红十字会的劝捐员，40岁的彭宣祥的工作就是到各家医院劝说陌生人同意死后捐献角膜。我们跟着他进了医院一间抢救病房，病床上的张秋园只有20岁，原本漂亮的脸蜡黄得可怕，瘦小的身子插满各种管子，手脚都被捆绑了起来。秋园患的是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情况危急，护士来抽血，都快抽不出了。
　　彭宣祥并不言语，给秋园盖好被子，拉着她的手，用自己的热度回应她，不时回头问秋园妈，“吃饭怎么样？”“睡得好不好？”――没提一个病字。
　　一家人对彭宣祥已很熟悉，正是在他和义工联的帮助下，秋园得以由乡医院转到区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而这两个月来，彭宣祥和他的义工同伴几乎不间断地轮流照料秋园，给了一家人很多温暖。
　　
　　第一次见到秋园一家时，彭宣祥就讲明了来由。秋园妈似乎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位“好人”，只要彭宣祥一来，就意味着女儿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多久了。更让她心如刀绞的是，他是来劝她把女儿的眼角膜捐献出来的，“你看阿园多靓啊，眼睛多大啊！”
　　秋园爸比较开明，给妻子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两人得出共识：听女儿的。因为还没对秋园透露过病情，家人也只是“旁敲侧击”过，女儿显得很赞同。
　　不到最后时刻，彭宣祥不会拿出协议书，“签了字，他们有压力，我也有。我不能拔腿逃跑，我要一直陪伴、尽最大能力去关怀、温暖他们，让他们走得安心、安详，带着对人世间的美好印象告别。”
　　
　　成功率不到10%
　　
　　2002年4月，孤身在深圳打工的湖北农家子弟彭宣祥，经朋友介绍加入宝安区义工联，利用业余时间做好事。一个偶然的机会，彭宣祥在媒体上了解到有关深圳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劝捐的事迹，因为自己的母亲眼睛残疾，从小备受伙伴们的羞辱，他深深地感受到，残疾人家庭有着无限的烦恼和痛苦，让更多人捐献器官救人，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2003年冬的一次陪护经历，使彭宣祥“意外”却又“注定”地与眼角膜捐献连结在一起。当时，他得知一名叫汪金红的老乡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每天下班后，他便主动去为小汪擦身、喂饭，同他聊天，并道出了让他捐献器官的想法。看着素不相识的老乡不计回报地照料自己，小汪深受感动，很快答应了彭宣祥的请求。汪金红留下的眼角膜，使两名在深打工者重见光明。从此，彭宣祥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第一名编外器官、角膜劝捐员，也是深圳市继陈淑莹之后的第二位劝捐员。
　　但此后的劝捐远没有第一次这么顺利。有的二话不说，把他的倡议书一把撕碎，更有甚者，对他恶语相向，骂他是“死亡幽灵”。还有人这样说：“我知道你在做好事，但这个事情是要讲实际的，我角膜捐出来你给我多少钱？”
　　劝捐的背后，有多少不被人知的误解、责备，他常常冒着酷暑、风雨，下班后饿着肚子赶到医院探望病人，“去时一腔热血，出来时被打击得蔫头蔫脑。”彭宣祥说，尽管如此，还是要咬着牙挺过去，因为这是惠及他人的事业。
　　他清楚地记得，陪护一个重病男孩20天之后，和他的父亲一起出去买饭，在路上几分钟时间，孩子的父亲竟然答应了捐献孩子的眼角膜，狂喜之下的他止不住流泪了。
　　他们被彭宣祥感动了，理解了他，也了解了器官捐献的意义，这对于彭宣祥来说，就是成功的。而劝捐真正的成功率有多少？“不到10%。”彭宣祥失落地回答。
　　
　　他们在世的最后一位“亲人”
　　
　　彭宣祥奔波于深圳各家医院，一边从事临终关怀义务服务，一边寻找愿意捐献角膜的爱心人士。
　　他住在宝安区下面的福永，但劝捐的对象遍布全市，经常要去盐田、龙岗，有时搭公交车要转五六趟车。为了节省来回时间和路费，他甚至住在医院，与病人同吃同住，为病人端屎端尿，这些都让病人的家属感动不已。2006年11月23日，彭宣祥送走了年仅17岁、被恶性脑肿瘤夺走生命的小夏。在送走小夏的那一刻，小夏的父亲喊住彭宣祥，连鞠三躬，感谢他陪伴儿子生命里的最后的日子。
　　每一次去劝捐，彭宣祥都自己掏钱买水果、鲜花、营养品。“我把他们都当成我的朋友，不管他们捐不捐献。”他捐钱给他们治病，就是为了延迟他们被死神带走的时间。说到这里，彭宣祥有些哽咽，由于金融危机影响，他投资的小生意失败，原本在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更加捉襟见肘，无法从经济上给困难的劝捐对象帮助，这让一向热情的彭宣祥很难受。
　　每次同病危者家属签订一份角膜捐献同意书，彭宣祥就告诉他们：“一旦病人死亡，请你们马上给我打电话，６个小时内，眼库的车就会赶到。”因为角膜如果不在６小时内取下来，就没有用处了。
　　对于每一个角膜捐献者，彭宣祥都异常尊重。每次赶到医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家属的情绪，之后请家属回避，在10分钟内取出角膜。接下来为死者整理遗容。然后，再请家属来看取出的角膜，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亲人的角膜，我们明天要把它移植在什么样的患者眼内，你们亲人的一部分生命又在他身上延续了。”接着，彭宣祥要帮助家属用担架把死者抬到车上，送往殡仪馆，再将家属送回家中。此后，他还要去参加死者的追悼会和火化仪式，最后，再去红十字会为家属办理荣誉证书。逝者已经远去，而活着的人却还要面对，每次，他都要用数天的时间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平复。
　　在此之前，彭宣祥从来没有接触过尸体。“难道你不怕吗？”许多人都这样问他。“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劝捐劝到自己
　　
　　像“伟大”、“崇高”这样的词，彭宣祥是在做了劝捐员后才真正理解了的。
　　彭宣祥在深圳打工11年了，至今仍住在保安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里，不能把年迈的双亲和15岁的儿子接来照顾。从第一次成功劝捐到现在，彭宣祥已完成协助劝捐眼角膜14例，共有32位患者因此受益重获光明。然而，劝捐成功这么多人，彭宣祥依然没兑现当年要让母亲左眼重见光明的诺言。“我母亲信佛，我知道她的心意，把机会让给别人”。老乡、朋友都说他是傻子，有的还为此与他中断来往。彭宣祥说，他一点也不为这些后悔。
　　如同许多较早就做义工的人，彭宣祥的心里也有块“伤疤”。人们知道他有位眼盲的母亲，却并不知道他15岁的儿子在出生时被羊水呛到影响声带，至今无良好的语言功能。而他的妻子，吵吵闹闹四年后，终于在1998年与他分道扬镳，头也不回地把残疾的儿子甩给了他。
　　那一年，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彭宣祥离开家乡，一个人来到举目无亲的宝安，开始一段新生活。空余时间做义工，在一定程度上被他视为“救赎”，“希望下辈子能好点。”
　　在彭宣祥劝捐的这些人之中，不乏境遇悲惨者，但他们把自己的器官、角膜毫不犹豫地捐给了素不相识的人。“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不过是个配角。”从这些捐献者身上，彭宣祥也汲取了很多人生感悟。
　　感动彭宣祥的还有一直在背后鼓励、支持他的深圳市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1999年，中国第一例无偿捐献眼角膜者、向春梅老师的角膜就是姚医生用灵巧的手，将其移植到3位患者的眼中。也正是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为了推动这项事业，姚晓明动员了家人都签署了身后器官捐献志愿书。而他的母亲丁剑芬身患癌症去世后，她的角膜使8位患者受益，成为迄今为止一对受益人最多的角膜。
　　2004年初，彭宣祥找到陈淑莹，签下了属于自己的器官捐献书，眼角膜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发生万一，只要是能用的器官都可以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等10多个城市设立了眼库，并且有能力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全国每年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有150万，但真正得到移植的患者只有约1万人，可供移植的眼角膜严重短缺。彭宣祥想全力以赴做下去，“不取得更好的成绩，会对不起那些死者的。”可是，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前不久听说陈淑莹辞了职，这让他有些失落，“做劝捐员很累。”一般年轻义工根本无法长时间忍受医院的味道，何况需要长期照料临终病人，而且大量的情感投入，很难随时抽身而出。
　　“如果动员更多人来做，各家医院给予更多支持，各区义工联实现信息共享，宝安的劝捐员就专做宝安，罗湖做好罗湖的，就不愁劝不到更多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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