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妓院8个孩子现在如何了【生于妓院,仍然有孩子在仰望星空】

　　我的一个朋友，在去云南迪庆支教的日子里，向那些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发放相机，教授简单的摄影技巧。她发现这些孩子不为浮华所沾染的灵性是如此可贵，他们的作品显示出独特的质感、奇异的想象，无穷开放。而这次尝试，明显地受到了纽约摄影师泽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在印度的实践启示。
　　常人总是会沉醉于印度电影的声色犬马、莺歌燕舞，有谁会特意注意那些贫穷肮脏的巷陌。在污浊的加尔各答红灯区，垃圾遍地、虫鼠肆虐，除去嫖客、妓女、皮条客之外，我们还能不可思议地看到众多跑来跑去的孩子，他们的眸子纯净忧伤。明灭于黑暗之中。
　　1998年，摄影家、导演泽娜来到加尔各答红灯区，发给8个妓女的孩子每人一部相机，教给他们摄影，记录周遭的世界。孩子们好奇地以全新的视角记录他们周边的世界。他们的作品被收集和挑选出来送往国外展览与拍卖。赚得的钱用来支持他们接受教育。泽娜纪录这次实践的纪录片《生于妓院》，获得了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后来，她还创办了非盈利组织“相机与孩子”(Kids With Cameras)，向世界各地推广这种尝试。
　　影片末尾打出了字幕，“谨以此片向所有红灯区的妇孺致敬”。同为拍摄印度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用喜剧和大团圆麻醉了观众的神经，而粗粝街头的真相，恐怕只停留在《生于妓院》这样的纪录中。相比另一个译名――《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生于妓院》确实残酷得多，但并未将现实幻想异化。
　　如果生于红灯区，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力量才能摆脱世袭的悲剧命运，翻盘拥有哪怕普通百姓的人生?苦难是成熟的摇篮，青涩的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走向：接替自己的父亲母亲站上街头、拉皮条、酗酒吸毒。他们懂事得让人心疼，黄昏在母亲工作的时候放下帘子安静地去天台放风筝……他们生活在焦虑之中，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成为猎物或者商品。
　　孩子们的母亲除了出卖肉体，还经常面临着被虐待和残杀的危险――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一个男孩的母亲因为纠纷被皮条客烧死了。可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件悲伤的事情”。男孩对着镜头平静地说道，“在我的未来里，我看不到一点希望”。
　　泽娜为这些妓女的孩子们带来了希望，使他们有可能摆脱红灯区的欺诈、毒品、暴力与谋杀的死循环。孩子的眼是上帝的礼物，孩子们是天生的艺术家。那个失去母亲的男孩拥有摄影的天赋，孩子们一起到海边嬉戏拍照时，他甚至精心设计了一些别致的前后景。正是这个孩子的相片，被选送到荷兰参加国际摄影大赛。然而仅仅因为他是“红灯区”的孩子，签证迟迟未能办成。泽娜多方奔走后，男孩终于得以成行。如今的他，正在纽约学习电影。
　　泽娜给这8个孩子带来了梦的讯息，而梦毕竟是易碎的。摄影的介入突如其来，孩子们保持了高度的兴奋和热情，而他们的家庭则冷漠处之。泽娜的微薄之力，终究无法阻挡红灯区强大的运转规则。2005年，一段耸人听闻的新闻出现：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女主角之一已沦落风尘。那个女孩就是片中的普丽蒂(Preeti)，尽管泽娜当时给了她妈妈很多钱，要求其给孩子自由。但她仍被从学校喊回，开始了在妓院的生涯。
　　接受采访时普丽蒂说，她依然记得惨淡童年里与其他学摄影的孩子在一起的短暂欢乐时光。尽管口头声称满足现状，但她的眼神“还是流露出对自由的渴望”。这对所有关注者与行动者都是足够震撼的质询：在强大的生活定势下，摄影究竟能改变她的什么?苦难真的是生命的常态吗?为她提供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和选择，究竟有怎样的意义?
　　也许更重要的并不是改变，而是使所有苦难的人都获得选择的权利。如果不曾尝试，怎能得知结局?Kids withCamera的实践模式正向全世界推广，该组织已在加尔各答筹资建造了一所能容纳150名红灯区孩子的学校。他们在那里将有机会改变人生。光线穿过牢狱，心灵才会自由。有一种叫厄运的东西我们必须反抗，那些转瞬即逝的抉择我们必须珍惜。所以，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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