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东：全球化格局下的利益相关】中东中国利益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而其反映到中东地区，就是地缘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利益、国际政治利益和经贸利益四个方面的变化。地缘战略利益是指因苏联解体导致中东、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使中国在消除了前苏联的军事压力情况下又不得不面对美国独霸中东，插手中亚所造成的在中国西部与中国东部(韩国、日本、台湾)相夹之势；同时中国更要严加防范中东与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对中国新疆稳定造成的危害。能源安全利益是指因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在石油资源短缺情况下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所导致的能源安全隐患。国际政治利益是指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为相互利益所采取的良性互动与合作。经贸利益是因双方经济发展而加强经济合作和互利贸易。
　　上述四大利益不可能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所有利益关系全部概括进去，一定还有许多其它利益的存在。例如文化利益一向被视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中国与中东地区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中国的文明早就通过中东地区传至欧洲，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阿拉伯的数学、医学等也很早就传到中国，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通过海路――著名的香料之路和陆路――著名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历史上双方的文化交往频繁。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只成为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忍受西方殖民统治的精神寄托，并未能从中获取反抗的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和凯末尔主义、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分别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新的社会发展中，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未主导中国和中东国家人民的主体思想，只是在各自人民的日常行为操守上发挥着潜在的作用。因此，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文化利益是处于一种表象的交流层面，并未形成相互作用的重大利益关系。只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自由思潮开始浸入封闭已久的中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现象，中国人不得不又一次拿起儒家文化的盾牌进行本能的防卫；同时在中东地区，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一股反西方文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席卷而来。中国与中东国家虽然再次高擎起祖辈传下来的已融化到血脉中的思想文化大旗，但双方也并未形成文化上的联合，更不要说文化利益互动了。只是到了人类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西方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中华儒家文化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捏合到一起，设想用来抵御西方文化。
　　中国在中东的四大利益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地区和世界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在中东的四大主体利益的重要性排序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国家利益的客观变化主要受内外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内部的变化。从1990年一2005年，可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1990年海湾战争至1995年李登辉访约旦为第一阶段；1996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大国至2000年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取得进展为第二阶段；2001年“9?11”事件至2005年伊朗核问题进一步激化为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1990年～1995年)，中国与中东的国际政治利益处于首位，地缘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利益及经贸利益相对居于次要地位。这主要是1989年的“六?四”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封锁，为了打破这种外部困境，中国需充分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协作，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自身利益。阿拉伯国家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利比亚受制裁等原因也需中国在安理会为其伸张正义，所以这种互动的政治利益成为该时期中国与中东关系中的最主要利益。地缘战略利益和能源安全利益及经贸利益虽居于次要地位，但也并非不重要。1993年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和谈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已完全确立。因此，中东地区已成为中国西部安全的战略延伸；1993年中国开始成为石油进口国，中东石油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源地，就此引起中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真正重视；1994年，首届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在摩洛哥召开，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中东国家领导人的共识，中国与中东潜存着较大的贸易利益互补。因此，中国在第一阶段与中东国家的利益顺序首先是国际政治利益，其次为地缘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利益及经济贸易利益。
　　在第二阶段(1996年～2000年)，中国与中东的四大利益同为重要。特别是经贸利益与国际政治利益的次序互为置换，并处于同等重要位置。首先，中国已摆脱了“六?四”事件后受西方政治孤立的局面；1996年，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趋势，西方和中东国家越来越希望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其次，李登辉1995年访问约旦。面对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中国不仅要重视与中东国家的政治关系，更要重视经贸关系，经贸利益已成为维护政治利益的基础。第三，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8％以上的速度增长，需要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这为中国与中东的经贸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经贸利益虽上升为重要利益层面，但能源安全利益、地缘战略利益、国际政治利益也同样重要。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对中东地区石油的进口量和依赖度在增加，能源安全系数必然会不断上升。而地缘战略利益和国际政治利益的外因未变，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崛起仍不断挤压中国在中东的发展空间，并以人权为借口多次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提案。因此，中国不断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地缘战略关系和国际政治合作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阶段(2001年～2005年)以“9?11”事件为始，中国的西部安全战略利益凸显。首先是有中东背景的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及民族分裂主义相勾结的“三股势力”，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其次是美国借反恐之机，先后摧毁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完全独霸中东地区并插手中亚，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遭到削弱，对中国西部造成战略性压力，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与中国东部的韩国、日本、台湾形成对中国东西相挟之势。能源危机在此阶段更是甚嚣尘上，尽管有媒体大肆炒作的影响，但中国不断扩大的石油需求终归是客观现实。而中东地区作为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对象，在未开发新的能源和进口渠道的情况下，如何稳定石油这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从中东进口就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需要维护的重大利益。对于国际政治利益，因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并仍对中国的发展采取遏制战略，从而使中国与中东国家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仍需进行有益的合作。美国在人权、民主及反对恐怖主义等方面采取双重标准，这都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加强政治利益合作的领域。此阶段的经贸利益虽排序在后，但也同等重要。中国在此阶段与中东的经贸额虽有增长，但顺差较大，整体额度仍不及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互利的经贸利益是夯实政治关系的基础。因此，加大经贸合作，积极减少贸易顺差也同样有利于维护政治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及能源利益。
　　关于发展中阿关系的基本立场，1999年，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钱其琛访问埃及，提出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四点建议，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加强对话，密切磋商，加强互利互补，促进共同发展；加强相互支持，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2004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阿拉伯联盟总部，提出了新时期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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