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政治体系的优与劣]中国历代王朝

　　此书为钱穆在1952年3、4月间访问台北?所作演讲的合集，后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名付梓成书，择取汉、唐、宋、明、清五代，对其政府组织、官吏职权、考试选举、财税金融、兵役制度等作了比照和总结。既点明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指出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的重重误读。该书实为一部“中国政治制度简明史”，亦可堪称浓缩版《资治通鉴》。
　　东西方政治文化、组织体系的孰优孰劣，实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集体关注的一大命题，似也早有定论。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论断的提出(此结论还建立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博弈中处于下风的史实之上)，使得该类观点影响更广。但钱穆自有其逻辑体系，以反驳之。
　　书中所述的“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的观点，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有提及：“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以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
　　论及汉、唐、宋三代，该书提出了汉代官级较少，行政管理直接，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简单，运营成本较低这一特点，还对“皇权”与“相权”分立、制衡机制以及历史演变做了精彩论述，“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
　　即使到了明代，废宰相一职，但钱穆认为，“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承认了“体制”的客观存在，但黄认为，无论是皇帝还是首辅，以至普通胥黎，在这种体制面前都是渺小且无力的。
　　对于清代，钱穆批判了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但认为清代政体是传统中国政体的异变，并不能代表传统政治之大势，更不可因清之专制，便认为传统的政治制度本就如此。
　　除此之外，该书关于兵役制度的论述也颇为精彩，论及唐代，肯定了在军事体制设置上的开放性，安禄山这样重兵在手的节度使甚至是一名“外国人”；宋代则是一面要加强国防，一面又恐军人干政，政治陷入到两难的悲剧之中。对于历史上的名臣也有客观的评价，“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得称为名臣，而他们那些奏议，所以得流传下，仍为此后较长时期所保留，所通览，正因为他们的活，在当时，便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
　　在钱穆所有的著作中，都对历史有着无限的温情与敬重：“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但也能恪守着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理性：“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种制度，也不能历久而不变”，“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换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司，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20世纪初，中国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以至于“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而人事相对于制度乃至整个政治，不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实为最为基础性环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告诉读者：“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是第一要义。”
　　钱穆之论当然并非尽善，比如对清代政体乃传统政体之异变的观点，似乎也正说明了“传统政治”本体所具有的“恶性”，毋宁说是其异变，不如说是其发展的“可能性结果之一”，而满清部族统治所表现出的落后性，也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包容”，说它是部族政治，只是历史之表象，以“特殊利益集团把握的政治”形容似乎更为精准。
　　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非因其不可颠覆性，而是其本身的思辨性、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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